第3章 少年时代：请称呼我为“史大胆”(2)
有了对未来的预期，再加上父母的管教，史玉柱开始“改邪归正”。
“上了中学，我才真正认识到自身的潜力，原来我就是一个学习的料。”多年以后史玉柱幸福地回忆着自己初中的学习生活。
“上课我很少听讲，因为总觉得老师讲的都很简单，都是一听就懂的那种。我就自己看书，看历史、人物传记，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人物的传记。
“恰好中学教我们数学的老师特别喜欢陈景润，几乎每节课他都会讲陈景润是怎么怎么攻破数学界的难题‘1+2’，还逼着我们读了几遍《哥德巴赫猜想》。那时科学家的地位特别高，所以我当时特别想攻‘1+1’，这也是高考我选择浙江大学数学系的原因。
“上中学时，我真的努力啊。日常生活除了学习，还是学习。没有周末，没有休息日。经常是最早一个到教室，下晚自习后最后一个走。”
很快，极具数学天赋、发愤图强的史玉柱成为老师重点培养的对象。而史玉柱也的确没令老师失望。他不仅数学成绩在班里，乃至这个年级都是一枝独秀，就连整个理科成绩在学校里也是无人能及。此时的史玉柱也当之无愧地成了父母交口称赞的好孩子，成为亲戚、邻居小孩学习的好榜样。
“史家小孩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小时候他可真是顽皮啊。不过，一上中学，他整个人彻底脱胎换骨了，学习刻苦不说，还变得非常有礼貌和懂事。”事隔十几年后，史玉柱的邻居谈起他的童年时滔滔不绝。
从初中开始，到离开家乡去上大学前，史玉柱特别喜欢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去爬山。究其原因，史玉柱曾这样解析：“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所以就养成了爬山的习惯。”
早上5点，天还没亮，史玉柱就开始从山脚往山上爬。从史玉柱家通向山顶的路上，只有他一个人。每天史玉柱都要克服恐惧，从栽满石榴树的一片坟地穿过，为的是黎明时分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会聚在怀远山顶，一起等待天亮。后来在巨人大厦坍塌后，史玉柱的“死而复生”也跟登山有联系。不过，这次他选择“重生”的地点是喜马拉雅山。
不知疲倦的学习中，时间过得很快，六年就这样无声无息地过去了，转眼就到高考填报志愿的关头了。应该说，那时的史玉柱成绩已经相当出色了，所以，班主任老师的安排是让他搏一搏清华或者北大，为学校和老师增光添彩。
但年少时自称“史大胆”的史玉柱这次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浙江大学，填报的院系为浙大数学系。
其实，就史玉柱当时高考前的几次考试的成绩而言，填报清华北大应该没什么问题，然而史玉柱却有他自己的一套想法。
在当时的史玉柱看来，选择浙江大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立志做中国下一个陈景润的史玉柱觉得浙江大学的数学并不比清华、北大差多少，并且浙江离家近，回家、去学校都很方便；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史玉柱敬佩的数学家陈景润曾经授课于浙大。
“皇天不负苦心人”。没有任何的悬念，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名（其中数学考了119分，仅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换句话说史玉柱成为了当年怀远县的理科状元。
从小学沉迷小人书而留级，并制作炸弹吓人的“不良”少年，一举成为怀远县的高考理科状元，史玉柱轰动了整个县城。直到今天，史玉柱的童年故事还在被县城里局部范围的人们津津乐道，被县城里的家长当做教育小孩的典范。
然而，史玉柱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刚读完了一学期后，就毅然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第二”的理想。据他后来反思，“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
史玉柱回忆当时的情况，“全国那时候的中学生、大学生都曾经崇拜陈景润，崇拜陈景润很自然就把数学看得很高，后来一到大学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儿。上大一的时候我就知道了，‘1+l’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是非常难的，因为刚上大学我就到图书馆去借《数论》看。那时候才了解，不光是我，估计整个中国学数学的都在研究和想方设法地去证明、解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被别人研究得太多了”。
可以说，当史玉柱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他的数学理想也就破灭了。由于理想的破灭以及当时还没有找到其他的奋斗目标，失去学习动力的史玉柱大学成绩一直处于中等。最后，失意的史玉柱开始跑步。体育锻炼的爱好是史玉柱从初中开始养成的。到浙江大学后，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然后又从灵隐寺跑回来，18里路，风雨无阻，就这样坚持了4年。
大学期间，在数学上没有什么造诣，史玉柱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事物上，尤其对新鲜事物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涉猎的范围极其广泛。无论是打网球、玩桥牌、弹吉他、集邮，还是踢足球，史玉柱总是在同学中第一个去尝试，并且玩得还算有模有样，尤其是足球。
史玉柱是数学系足球队的主力前卫队员。他说，这个位置很适合他的性格，既可冲锋陷阵，又能在中场横抢竖截，还能够紧缩后场，筑起坚固的防守城墙。史玉柱深深地理解到了足球的精髓。在史玉柱看来，人生就是一场比赛，在比赛中你只有竭尽全力地去奔跑，尽其所能地去防守、进攻才有可能获得胜利；否则，任何停顿都可能带来致命的失败。
很多了解史玉柱性格的人都知道他直爽，不矫情，不做作。大学期间，最使史玉柱难忘的还是那一罐正宗的湖南朝天辣椒。或许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史玉柱的个性。
有一天，史玉柱忽发奇想地对寝室的一位上海籍同学说：“上海人总觉得自己是中国人的佼佼者，高于全国各地的人。我就是不服气，今天咱们就来论个长短。”旁边的同学问道：“怎么个论法？”史玉柱毫不犹豫地说：“打赌，吃辣椒！”辣椒是由一个湖南同学带来的。俗话说，“四川不怕辣，贵州怕不辣，湖南辣不怕”。可见湖南辣椒辣得可以。
面对史玉柱发起的挑战，同样是年轻气盛的上海同学哪肯让步，说：“打赌可以。但有个条件。在吃辣椒期间，不准吃其他的任何东西。”史玉柱抢着说：“好，你一勺我一勺，谁坚持到最后谁就是胜利者。”上海同学一拍桌子说：“好！一言为定。”于是，根据“君子协定”，史玉柱撮起一勺咽下去，顿觉五脏俱焚，嘴巴火烧火燎得想说话，却又不知说什么好。经过七八个回合的较量，史玉柱最后以两勺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当那位上海同学奋不顾身冲向水龙头的时候，史玉柱兴奋地抖动着双拳，但这时的他也已经辣得说不出话来了。
史玉柱就此得出的经验是：“只要你豁出去了，那就不是你怕辣椒，而是辣椒怕你。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道理，树立必胜的信念非常重要。”
这些往事在史玉柱的记忆里，在他为人行事的作风中都有着或隐或现的表露。在巨人集团里，员工们都说巨人有个“史大胆”。不过，史玉柱的胆子并不仅仅是看着连环画大起来的，同时也是在自己动手的“为什么”的试验中大起来的。
曾经痴迷于魔方的史玉柱还说过：“人生就是‘魔方’，是色彩斑斓还是暗淡无光，全靠自己的一双手。”
5统计局的电脑奇才
上了大学的史玉柱在对哥德巴赫猜想有了更为理智的认识之后，对数学的热情便慢慢地转移到了跟计算机有关的编程方面。
1984年，大学毕业后的史玉柱被分配到了在当时看来专业非常对口的安徽省统计局工作。因为在当时看来数学系就是搞数字的，搞加减乘除的，而统计局就是搞数字的，所以当时大学毕业后这样地分配在很多人看来是非常合适的。其实数学不仅仅只是简单的加减乘除，主要是为了培养人的一种逻辑思维能力。
幸运的是，对于这个浙大数学系毕业的高才生，安徽省统计局的领导班子还是非常重视的。到单位报到不久，史玉柱就被通知安排去西安统计学院进修。也正是这次为期几个月的进修，对史玉柱后来涉足计算机软件开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事实上，史玉柱读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浙大数学系就细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纯数学，一个是计算数学。当时史玉柱想，纯数学太枯燥了，计算数学或许还能涉及其他知识，于是就选择了计算数学方向。后来史玉柱回忆说，那时还是小型计算机时代，他们每次进机房都必须换衣服换拖鞋什么的，到机房上课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编程，编程的结果还需要打纸带。在当时的史玉柱看来这样非常啰唆，计算机的用处也并不是特别大。所以那时的史玉柱对计算机是没有多大兴趣的。应该说，跟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雅虎创始人杨致远等因兴趣走上创业之路的人相比，史玉柱创业的原因还是有所不同的。
到了西安统计学院之后，进修班的老师是一位号称“抽样调查之父”的美国教授。他介绍了最新的国外抽样调查方法、统计方法、抽样方法，可以说没有一样能够离开计算机。
从西安统计学院进修回到单位之后，史玉柱当时负责的工作就是农村抽样调查数据的处理。那时候单位里面还没有计算机，用的计算工具也很原始，是用计算器在那里加来加去的，于是史玉柱就提出要求，单位应该买一台计算机。应该说当时的计算机是一种非常昂贵的设备，由于领导也知道计算机能提高效率，而且现在单位也有人能用得上，所以也就答应了史玉柱的要求。最后史玉柱南下广州，花了5万块钱扛回了一台IBMPC。
那时候的史玉柱还是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棍，没有家室之累。有了计算机之后，他常常在别人下班都走了后，一个人留下来在计算机机房里继续琢磨、研究。这时，浙大高才生的计算数学功底开始发挥作用了。数学其实就是锻炼大脑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门科学，而且专业人士认为，计算机编程的难度不在于语言，而在于算法，所以一般计算数学出身的人编软件，要比计算机系编软件的人水平高。史玉柱使用计算机进行编程后，过去需要20人甚至更多人干的统计活，现在只需要两个录入员，花一两天就干完了。
统计局一般是每年秋天做一次统计，汇总一下。以前都是有一批人在做这个工作，现在被史玉柱这么一改进，一下子很多人就没事儿干了。史玉柱自己也没事儿干了。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这么好的统计数据，史玉柱就开始琢磨能分析点什么。
此时史玉柱就开始自己编写分析软件，这个软件设计可以分析出很多有用的数据。比如年收入400元以上的农民会买哪些东西，消费特征是什么；年收入400元到500元的农民消费特征又是什么。把这些人的数据抽出来一汇总，然后再和平均数一对比，一分析就能出很多的结论。
当时，史玉柱所在部门的人都是学农业的，他们没料到数学系的人也能分析出农业上的数据、农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等等，而且一瞬间就可以搞出来。
随着史玉柱的软件不断地完善，各地的统计局都纷纷开始使用这套软件。1985年，国家统计局在河北唐山召开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明确要求全国各地的农村抽样调查都用史玉柱的软件。为此，史玉柱得到了二三十元奖金和一个技术进步奖。相比当时每月54元的工资而言，史玉柱觉得非常有成就感。而当时史玉柱年仅23岁。
出类拔萃的工作业绩引起了有关领导的关注和重视。编完软件之后，史玉柱就基于这些分析出的数据，写了一篇关于农村经济问题的学术文章，最后文章被发表在了学术价值很高的一本杂志上。碰巧的是，当时的安徽省副省长也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看了史玉柱的这篇文章，连连称赞，极为欣赏。
这位副省长是中国科技大学教授，同时还是深圳大学的客座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上级决定将史玉柱作为年轻干部中的“第三梯队”进行培养，保送史玉柱到刚成立不久的深圳大学软科学管理系学习，做这位副省长的进修研究生，并且对他许诺，“只要史玉柱一毕业，马上就可以定为处级干部”。在那里，史玉柱首次真正接触到IT行业。
“官本位”思想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的价值观念的时代，年纪轻轻就可以在省委大院“捞”个处级，谁都会有理由对自己的辉煌前程进行美好的想象。可以说，此时摆在史玉柱面前的是一幅未来极其美好的蓝图……
可对于史玉柱来说，最终能不能“捞”到个一官半职并不是最重要的，他最为看重的是这次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史玉柱就这样来到深圳读书了。
当时的深圳，正是率先开启全国改革开放之先河的地方。当时的深圳大学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是学生的精神面貌跟内部省份完全不一样，整个学校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学生和老师的思想都比较开放，特别是经济头脑都非常活跃。
当时，史玉柱所学的专业是软科学，其实就是数学和经济的结合，把数学应用到经济研究上面去。作为导师的副省长一个学期也就来上几次课，其他时间基本上由自己支配。
在当时，学校里非常流行搞勤工俭学，几乎每个学生都在不同程度地搞一些兼职。作为研究生的史玉柱当时是师兄弟三个人，但大家都觉得要面子而不想去，所以通过联系最后就被安排在软科学系里面做助教，也就是帮老师们改卷子、改作业，然后一边学习。
那时候深圳大学的学校气氛非常开放，经常都有外面的人来学校办讲座。1988年，史玉柱听了当时四通公司总经理万润南的讲座。
当时万润南主要就是谈四通是如何创办的。讲座题目大意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保险》，意思是，四通就是一个“泥饭碗”，但是“泥饭碗”比“铁饭碗”更能变成一个“金饭碗”。可以说这个讲座对史玉柱的触动非常大。从那时起，史玉柱经历了第一次商业思想上的洗礼，之后便有了准备创办企业的理想。
而且这时史玉柱也在图书馆里看了不少国外经济方面的书。当时他就逐渐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将来，市场经济肯定会成为一个主流。不过这个观点在那个时候还几乎找不到多少人赞成，因为当时的政策对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有不少限制的。
那时候作为经济特区的深圳，其社会风气就是大家都在做生意、挣钱。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身处这个环境的史玉柱很难“出淤泥而不染”。到毕业前夕，史玉柱也开始经营一些小生意了。虽然赚得不多，也就一两百块钱，但是这对史玉柱后来进行创业的影响却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