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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1)

书籍名:《民主人士》    作者:汪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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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文革”十年中这些知名人士的种种遭遇,我写过《梁漱溟先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等文章,曾被海内外若干报刊刊载。但是,如同从国家主席算起的许多中共干部和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一样,这些非中共知名人士在“文革”十年中的遭遇,所有公开文章上写到的,只能是窥其一斑罢了。

  现在我反复考虑,不打算用大篇幅撰写我所知道的所有知名人士的惨痛遭遇。这是因为,一来时过境迁,痛苦的事写得太多、太细,如同揭老伤疤,不是滋味,也不合往前看的要求;二来写长写细更需要核实大量材料,而不少当事人已经作古,要做到事实件件落实有困难。因此,决定只写我亲身所见所闻,一求事实无误,二求以小见大,希望在浮光掠影中能留下那段历史的侧面和投影。如果读者读后能从字里行间品出其中可笑可叹可悲的滋味,我就十分满足了。

  讨论“文革”文件两个月后,梁漱溟才郑重其事地开腔

  1966年5月初,全国声讨“三家村”进入高潮;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大字报发表,是“文革”总爆发的信号。这时候的全国政协直属学习组(含文史专员学习组),王芸生、于树德、唐生明、赵君迈、杜聿明、宋希濂、溥仪、溥杰、沈醉等知名人士,也都无例外地在学习讨论关于“文革”的文件和报刊上的大文章。他们纷纷作表态性的发言,自然是拥护、紧跟之类,但又小心谨慎,生怕言多有失,引火烧身。因此常常有会场冷落之时,于是由小组秘书念大块文章,以消磨规定的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的学习时间。

  由于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涉及面大,而眼前的批判“三家村”和聂元梓大字报的攻击目标,又明显指的是共产党内的领导,这复杂的背景和现实,自然要使这些非中共的知名人士深感震惊,茫然,困惑……

  因此,许多人只是反复表示拥护这场运动,表决心要在运动中进一步改造自己,等等。此时唯独梁漱溟沉默不语,他每会必到,只听不说,组长让他发言,他也摆手推辞。一直到6月7日,梁漱溟才郑重其事地开腔,语气颇为沉重:“我一言不发有两个月了。但我在会上仔细听诸公的发言,回到家里认真读政协发的文件,看报刊上的大文章。我想得很多很多,却理不出头绪来,可说是百思不得其解。我一直是这样的心情,不希望有“三家村”、北京大学党委等等这类事情的发生,看到这种事,心里很难受。好比人身上长了毒瘤,早发现,早动手术,固然是好,但毕竟是毒瘤,如果没有,岂不更好?如今有了,揭出来了,无论如何是国家的不幸。过去许多事情,我们这些人不接触,不知道,站在外边。聂元梓等人身居其中,了解内情,起来与对立面斗争,她当然会对揭发、撤换陆平等人感到高兴。而我们——至少是我这样的人,的确是事前茫然,一听到这种事只有震惊,打心眼儿里没有拍手称快的兴味,有的是莫明,难过,困惑……”

  梁漱溟的这段开场白,立时使全组人洗耳恭听。组长特地招呼我,要认真作好记录。很可惜,那时候还没有简便的录音机,这种普通的学习会,是从来不准备笨重的录音设备的。好在梁漱溟一口纯正的北京话,且思路清晰,语言简洁,逻辑性强,而我又做了多年的记录工作,因此虽然不能有话必录,但记下的基本上是他个性化的语言,一般不会有大的遗漏——我当然不会想到,这些保留至今的破旧而一直舍不得丢弃的笔记本,10年后竟成了我写书作文的重要依据之一。

  梁漱溟喝了一口水清清嗓子,接着说:“从“三家村”被揭到聂元梓大字报发表,看来不仅仅是邓拓、吴晗、廖沫沙,更不止是北京大学党委陆平这伙人,问题要严重得多,以鄙人之浅见,北京市委的主要负责人(指彭真——笔者注)不行了,非撤换不可了,还有其他一些人物,都在其中。这事态的发展,远远不是当初或现在我们这些人所能预料的。我这些日子百思不解的问题关键是“三家村”、陆平,还有更重要的人物,他们搞了多年的革命,受到党和人民很高的信任,都已进了党的领导核心,还生出这种大问题,如何理解?如何解释?不能不使人纳闷,费解,想不通。说他们早就是混进来的反革命,还是后来变质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都不大好自圆其说。

  报纸上大文章中的一些分析、批判,亦不足以使人释疑。最近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寻求这个难题的答案,始终一无所获。前几天看《解放军报》上的一篇宣传要点,有几句话似乎还多少对我的难题有所回答。这篇文章说:“在一般同志身上,都存在着共产主义思想与个人主义思想的斗争。放松了改造和斗争,个人主义就会发展起来,就会由小个人主义发展到大个人主义。”我的理解,这个大个人主义,亦可称之谓大个人英雄主义。有个人英雄主义之膨胀、扩展,那就尽管他曾经在很多地方走的是无产阶级道路,在国家民族,乃至党政军诸方面,他可能做过许多好事,走了好长一段走得对的道路,所以党才信任他,委以重任,但由于他终究没有能免掉个人主义,还发展为大个人主义,于是就自以为是,争强好胜,目中无人,以至于一步步走上了反党,亦即是与党对抗的道路。因此即使他曾经有过九十九个功,因为有了反党这一过,便不行了。以反党这一大过,抹掉了他过去长年来的九十九个功。

  我以为,眼前发生的若干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些人和事,以此来解释,倒是一个较能自我解脱“不理解”、“想不通”的好方法。这是最近几天我思想开了一些窍的真心话,我的话也就说到此为止。”

  梁漱溟的这一席“学习心得”在当时自然与众不同。大家照本宣科,说着同样的话,为的是免得引出是非。心里想的,或者在家中作枕边言,或者就烂在肚子里,对谁都不说。梁漱溟这种不顾一切的历来执着地肯用心思的独立思考,差一点又招来一场引火烧身的悲剧。梁漱溟话音刚落,就有人指出,说什么九十九个功,一个大过,完全颠倒了是非!诸如邓拓、陆平等人,已经烂了,变质了,只有九十九个过,一个功也没有,过去即便有过功,那也不是他的本意,是为了骗取信任!有人甚至声色俱厉地斥责:在这种时候,梁某人说这番九十九功比一个过的胡言乱语,为谁张目,是何居心?这不正是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表明梁某人同这些黑帮正是一丘之貉嘛!

  然而这一次政协学习组并没有掀起批梁热潮。这是因为“文革”的烈火蔓延神速,出人所料,很快便人人自顾不暇,大有如履薄冰之感。不久,全国政协机关内部也闹开“革命”,政协直属学习组工作已无人严加过问。最后红卫兵杀向社会“造反”,把政协的大门都封了。学习组只好宣告停止,大家各自回家“自学”。还没有等梁漱溟和他的老学友们进一步去解除思想上的困惑,一场更大的风暴便降临到他们身上。

  梁漱溟立在院中,眼巴巴地看着祖传三代的书籍、字画、手稿被红卫兵烧毁

  1966年8月24日那天,忽然有人敲打北京积水潭小铜井一号梁漱溟家的大门。这之前几天,偌大的北京城已掀起红卫兵杀向社会大抄家的风暴。梁家人在里面询问是谁,回答是把大门敲得更加震天响。梁漱溟感到事态异常,便亲自开门,一看是许多佩戴红袖章的中学红卫兵,年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五岁。梁漱溟镇定神色,说:“你们是来检查“四旧”的吧,请!”领头的一脸怒气,大声训斥:“什么检查,我们是来造反的!”梁漱溟回敬了一句:“既然是造反,那就各自为之吧。”“你老混蛋!”领头的大声怒斥,但并没有抡皮带抽打,接着是发布命令:“梁漱溟听着,命令你们全家统统站在院里不许动。红卫兵战友们,开始——”

  于是红卫兵们便翻箱倒柜,搜遍院内的每个角落。由于梁漱溟是独院居住,大门一关,别人是进不来的。梁漱溟站在院里,看着他们把查抄的物品和书籍运走,还边抄边骂“统统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由于书籍太多,最后又下命令:搬不走的当场烧毁!梁漱溟立在院中,眼巴巴看着部分祖传三代的书籍、字画、手稿化为灰烬。他心如刀割,却又不能言辩,因为他的内人已因多说了几句话饱受皮肉之苦。红卫兵们几乎一人有一根宽皮带,那是他们镇压胆敢顶嘴反抗者的武器。红卫兵们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不停地呼口号,梁漱溟都忍着不吭一声。但是,当红卫兵们抱出两本大部头的精装《辞源》和《辞海》时,梁漱溟忍不住,他很客气地劝阻他们:“同学们,这两本是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我的外地学生放在我这里,借给我用的。烧掉太可惜,使我无法物归原主,况且留着你们也有用,太可惜了!”

  “闭住你的狗嘴!”红卫兵瞪了梁漱溟一眼,还是把这两本大部头扔进火海,并训斥说:“你这老混蛋甭想蒙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

  就足够了,用不着你们这些反动权威使用的封建老古董。”由于这两本书太厚,一时烧不着,一位红卫兵又从厨房取出一瓶芝麻香油往上浇,又用棍挑着烧,火苗才旺起来。梁漱溟看到此,心想正是应了那句老话,秀才遇上兵——有理也说不清了。

  抄家结束后,红卫兵又看上梁漱溟家是独院,又有电话,于是领头的宣布:“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这个院我们占领了。”然后他们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高呼着“打倒反动分子梁漱溟”的口号。待游毕回来,红卫兵命令梁漱溟住进不向阳的一间南屋,又湿又暗,所有向阳的北房和大间,统统被红卫兵占领。

  这种状况维持了20多天,直到红卫兵杀向全国串联为止。在这20多天内,梁漱溟被命令打扫院子和厕所,其他时间则躺在小屋子里构思他的着作《儒佛异同论》,没有片纸只字的资料,全凭脑海中的记忆,每天写近2000字,全文4万余字就在这20多天内完成了。梁漱溟在纯学术的思考中寻觅心灵的宁静,以此与现实的风暴拉开距离。

  政协机关造反派让政协委员和文史专员们重新低头做“阶下囚”

  事情还得从1966年8月24日说起,这个日子正是梁漱溟被红卫兵抄家的同一天。

  在这之前,每天在全国政协机关文史专员办公室上班的全国政协委员(同时是文史专员)杜聿明、宋希濂、爱新觉罗·溥仪等和文史专员沈醉、郑庭笈等,已眼看着他们的主管上司申伯纯被机关里的运动打成第一位包庇“牛鬼蛇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家内心不得安宁,时时预感着会发生突然的灾难。终于,8月24日下午,红卫兵杀向社会的风暴席卷而来,政协机关内也产生了一个称之为“红卫兵造反派”的组织,人数不多,也不全是年轻人,有不少是已过不惑之年的,但都是根正苗红的政治上受信任者。他们首先进了文史专员办公室,以从未有过的声势向专员们宣布:“你们听着,从今天起文史专员停止学习文件,也不准参加运动,一律在机关搞环境卫生,打扫全部厕所,并随时听候接受其他劳动任务,老、病者也必须尽其所能,都要在劳动中改造自己,谁也不得例外,有事必须请假批准。”念完以后又大声问:“听清楚了没有?”文史专员们答:“听清楚了。”又问:“你们是不是应该老老实实参加劳动?”文史专员答:“完全应该。”

  这刹那间的宣布和一问一答,不由得使这些文史专员想起若干年前在战犯改造所监狱里的日子。劳动对于他们,已不是难以承受的事,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政治压力。他们不仅在五六年前被政府特赦,而且由于党的政策和实际关怀,他们在政治上有了安排,工作上有了着落,生活上有了新的起点,大部分人家庭团聚或重建家庭,怎能想到会突如其来这么一场前所未有的运动,让他们重新低头做“阶下囚”?从这天起,文史专员们除天天扫地清理厕所之外,凡有装运煤或运送家具、杂物,拉排子车、装卸汽车等重活也是他们的任务。因为有了这支文史专员劳动队伍,机关的公务人员自然减少了正常工作,以更多的时间投入无休止的派仗之中。

  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人见到住宅胡同口的大字报,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真是祸不单行。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三家人同住北京东城的一个院落。从前正常上班,都各走各的,由于进入这种非常时期,他们才相约一块上班,一块回家,三人同行。与他们同院住大北房五间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唐生明,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在当时待遇与杜、宋、郑等特赦“将领”不同,唐又是唐生智的胞弟,妻子徐来是解放前的电影明星,因此生活舒适,平时也不上班。这里补说一句,杜、宋二人,一般读者知道,是黄埔一期出身的国民党知名度较高的将领,在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下,不到不惑之年就指挥几十万部队,只郑庭笈一人,读者可能较为生疏。郑是海南文昌人,黄埔五期出身,是郑介民的堂弟,官至国民党中将军长。话分两头,就在杜、宋、郑三人在机关被勒令劳动改造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三人一块下班回家,刚走到住宅胡同临街的胡同口,看见一张报纸大小的大字报,上书“该胡同×号大院内住着几位国民党战犯,他们都是新时代的寄生虫、吸血鬼”云云,没有点他们的名字,下边没有落款。这一惊非同小可,他们三人面面相觑,半天说不出话来。大家商议,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立即返回机关,报告这个不祥之兆。但政协机关的负责人已下班回家,就近找到几位中层干部,答复说,这类事现在谁也不敢管,提醒他们要正确对待,红卫兵真的上门就老老实实地听,不得顶撞,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杜、宋、郑三人的心情更紧张了,看来只有自己解救自己了。他们商议后立即返回家中,一进院内才知道家里人早已看见这张大字报了,正焦急地等着他们回家呢。他们三人又找平时神通广大的唐生明商议,他也摊摊手说,只能听天由命了。

  这一夜,全院人和衣而睡,等待着一场灾难的降临,但并没人来光顾。

  一个男孩怪模怪样地走过去,举手摸摸唐生明因为肥胖而鼓起的肚子

  第二天,由宋希濂为三人打电话请假,得到允许暂不去机关,守在家里。

  下午果然来了三男两女,一式军帽军装,戴着红袖章,看上去不过十五六岁,他们把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唐生明统统叫出来站在大院中间。为首的一位高个子男孩训话说:

  “我们是×××中学的红卫兵小将,你们听着,过去你们欺压人民,剥削人民,是人民的敌人,今天你们还住这么多的房子,吃穿这么好,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我们今天只是奉命来察看一下,看看你们都长得什么模样!明天我们红卫兵总部将会发布通令,你们要老老实实,恭候命令的到来!”

  杜、宋、郑都连连称是,表示一定遵守红卫兵小将的管教,服从命令。

  唐生明除表示服从外,还多说了几句:

  “我是起义将领。对起义将领,毛主席是有政策的。”

  “政策我们懂,用不着你放屁!”高个子立刻把他顶了回去。

  这时,一个个子最小的男孩怪模怪样地走了过去,举手摸摸唐生明因为肥胖而鼓起的肚子(四人中唐最肥胖),冷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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