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民主人士在“文革”初期(3)
１０月１日在欢快声中过去了。
新居委会头一件事，便是免去他们清扫胡同的任务
１０月２日清晨，他们并没有忘记打扫胡同。刚出门，衣着整齐、头发花白的居委会张主任把他们堵住了。她十分严肃地说：“这一个多月，你们受累了。昨天居委会作了研究，认为一面上天安门观礼，一面天天打扫胡同，不符合党的政策。当初这么做，也是红卫兵的命令，我们不便说话。现在这阵风过去了，连我这个靠边站的主任也官复原职了。我们新居委会研究的头一件事，便是免去你们清扫胡同的任务，我因此特来通知。至于今后大家都必须参加的集体劳动，我们再看情况另行通知。”
他们领受了张主任的一番好意，但仍坚持当天最后一次清扫。他们还以为，这一下可好了，风暴已过去，运动将结束，生活将恢复正常，不必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了。他们怎能想到，这不过是“文革”刚刚开场的一幕，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
在这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唐生明夫妇被捕入狱，徐来女士冤死在狱中。
宋希濂和杜聿明、郑庭笈虽然没有入狱，但后来又被勒令从事更加繁重的劳动。替他们义务领工资的沈醉，不久也被关进了监狱。
值得庆幸的是，除了徐来女士之外，他们这些人都熬过了漫漫长夜，亲眼看到了林彪、江青罪恶集团的覆灭，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祖国的“第二个春天”。进入８０年代之后，杜聿明夫妇和唐生明相继病故，宋希濂和郑庭笈健在，郑居住北京，宋长住美国。无论是去世的，还是健在的，他们都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一起庆幸，“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终于成了一场永不复返的噩梦！
全国政协常委章伯钧重新爬进后边后排车座的前边趴下，两女一男把双脚踩在他身上章伯钧的“不打就倒”就在梁漱溟、杜聿明、宋希濂被红卫兵抄家后的不几天，大约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８日或２９日，我正在全国政协二道门与他人谈事，忽见大门口开进一辆黑色“别克”牌小轿车。我们不由得一怔，因为那是章伯钧的专用车，早听说前几天章伯钧也被红卫兵抄家了，他的住宅大院已被红卫兵占领，何以现在来政协呢？正想着，车已到跟前。两女一男一式黄军装、红袖章、黑皮靴，一下车就大声询问我们：“你们的负责人呢？”
这时候，在办公室的一些同志也听见了声音，走了出来。没有人作答，因为当时北京城风声鹤唳，谁都害怕这些“天兵天将”，不明他们的来意，又如何敢回答？
“你们都聋了？”一位女小将放大了嗓门，训斥说：“告诉你们政协的负责人，也包括你们这些阿桂在内，都给我听着：章伯钧这个大右派，罪恶滔天，你们还给他坐专车，住独院，又是秘书，又是厨师，地地道道的投降主义，真是奴性十足，丢尽了国家干部的脸！告诉你们，自我们红卫兵小将占领了章伯钧的老窝后，已经在好几个学校把章伯钧斗倒斗臭！我们几天之内，完成了你们十年（指章伯钧１９５７年当右派后）没有也不可能完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重任！我们刚刚去过中央统战部，先让他们看看我们的战果。警告他们认真清算自己身上的投降主义，清洗干净脑瓜里的污水！现在来这儿，也是这个意思！你们的负责人呢？”
“负责人都出去开会了。”人群中有人大胆回答：“我们一定转告红卫兵小将们的这个意见！”
“好了！我们太忙，没有时间奉陪你们！”那位男小将作出决断，然后以更严厉的声调命令：“章伯钧，你这个老混蛋，快给我爬出来！”
这最后一句话，使在场的人大吃一惊！因为从二道门望过去，汽车里除了司机，已没有人了，这章伯钧从何而来？
“快给我爬出来！”男小将再次命令，并快步上前，把后车门打开。
这时候，我们才看见有人躺在轿车后座的前边，露着圆圆的大脑袋。随后看见他慢慢挪动，哼哼着，半晌才弓腰爬出车来。他肥胖的脸上带着几道明显的伤痕，眼神失色，满身尘土——这就是我们都熟悉（至少都见过）但确已久违了的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章伯钧！
“章伯钧，你低头认罪吗？”另一位女小将怒吼着。
“我认罪！”章伯钧有气无力地回答。
“大声说！”一声怒吼。
“我认罪，我罪大恶极！”章使出所有的气力，加重了语气。
“好了！就这样吧，你给我爬回去！”男小将发表收兵的命令。
于是，章伯钧重新爬进后排车座的前边趴下。因为“别克”是美国造的旧式大型小轿车，他肥硕的身体刚能装下，但弯曲着。两女一男钻进后座，把双脚踩在章伯钧的身上，车门一关，呼啸而去。
从章伯钧被命令爬出来，又爬进去，前后不过几分钟。这目不忍睹的短暂的一幕，使所有在场者都目瞪口呆，谁也说不出话。一直到小汽车开出大门，才有一位年轻同志冒出一句：“这回可长了真见识，踩上六只脚，章伯钧当然永世不得翻身了。”
红卫兵举起皮带抡过去，章伯钧一退，倒翻进了小屋，红卫兵哈哈大笑：你章伯钧是不打就倒
几天之后，当时机关的负责人暗暗吩咐，让管人事保卫和总务的同志去一些被抄政协委员家看看，明白交代要表示支持红卫兵小将的“革命行动”，不得有什么顶撞，但暗中看看情况究竟如何，包括公家的一些财产，是否也被抄走或砸毁了，回来再汇报情况。笔者本来与这类任务无缘，但出于好奇，我向人事科的一位干部提出，想随“小分队”一块出征，他同意了。因为是分头出发的，我选择了章伯钧家，一是由于我只听说章家是大院宅，却一次没有去过；二是几天前的一幕使我触目惊心，我估计章家保准翻了个天了。
在政协机关工作的同志都知道，章伯钧１９５７年位居“章罗联盟”之首，是全国知名的大右派，但他当时只被撤销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交通部长之职，还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职务，在生活待遇上除降级降薪外其他一切照旧：住的是独家大院宅，身边有警卫秘书和生活秘书各一，厨师和服务员各一，司机一名，坐的是黑色“别克”牌大型小轿车。这一优厚的待遇是中央决定，周总理作了指示的。当时的中学红卫兵可能误以为是统战部和政协决定的，也可能知道是中央定的，但根据“造反有理”的信条，当然就不管什么中央不中央了。
我们大约四五人（因坐了机关的一辆小车，记得是坐满的），于８月３０日（或３１日）的一个上午，到了东城东吉祥胡同１０号。在车上，就有来过并熟悉情况的同志介绍，章伯钧住的独院特大，是两进四合院，东边有个跨院，第二进院的后头还有一排房子，总共大小６１间。当时我到政协已近５年，也去过不少住独院的政协委员家，这么大的院落，却真的没有见过。我们敲开了大门，才知道是“八一”学校的红卫兵占领了这个院子，不过，这时大部队已去别处“造反”，只有几个红卫兵留守。我们领头的说明来意，表示我们是支持红卫兵“革命行动”的，是政协机关派我们来看看房子、供暖锅炉和管道的情况，很快就要准备冬天的取暖工作了。一位大个子的女红卫兵边挖苦边赞扬地说：“你们政协的人真是服务到家啊，夏天还没有过完，就想到冬天啦！很好，不过这一次享受的不是大右派章伯钧，而是我们革命小将，欢迎呵！”她当然万万没有想到，还没有等到太冷，她（他）们有的去外地串联，有的变成了“西纠”、“联动”，自己也成为“革命”的对象了。这是后话。
我们进了大院，呈现在眼前的真是一片劫后的惨状！院里、屋内，满地都是废纸片、鞋、袜、碎布头；没有一间房子的桌椅柜橱不是东倒西歪的；所有有用的东西，从古董、字画、古籍到金银细软以及衣服被褥等等，统统被抄运走了，据说运了好几大卡车。我们正在里院地上的乱纸堆翻看被撕碎的图书，忽然听到东边跨院传来喧嚷声。我们几个一齐赶过去，只见在东墙下的一间小屋（后来知道这是章伯钧夫妇被专政后的住所）前，有三个红卫兵正气势汹汹地围着章伯钧夫妇，命令章伯钧从“狗窝”里爬出来背《语录》，其中有一个手里拿着一根宽皮带。这位拿皮带的命令道：“章伯钧，你这个大右派！先给我背一段最适合你的也是最简短的语录，第一句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快接下去背！”
这时候，章伯钧刚在小屋门前站定，手里拿着《语录》本，紧张得浑身发抖。他的夫人李健生也拿着《语录》本，像是有防备似的，半闪着身子站在章伯钧前边的左侧。
“你快给我背！”红卫兵又怒吼了一声。
李健生也轻轻地催章：“你快背呀！”章伯钧才清醒过来，操着颇重的安徽口音念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就倒，就像……”
“你混蛋！你胆敢篡改语录——”红卫兵举起皮带抡过去，章伯钧倒退了一步，一屁股坐在门槛上，又一后仰，倒翻进了小屋，红卫兵禁不住哈哈大笑。李健生一把抓住红卫兵抡在门槛前的皮带，连声说：
“他老糊涂了，我来替他背，替他背！”不等红卫兵回话，她就飞快地背诵出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好！你比这老混蛋强。我看世界上的反动分子，只有你章伯钧是不打就倒的。”
“哈哈哈哈！”又是一阵狂笑。
由于我们几个远远地看着，红卫兵才回头对我们说：“你们开眼界了吧？我们红卫兵的威力，是望风披靡，所向无敌的！”
他们边说着，边离开东跨院，又回头大声嚷道：“章伯钧，你老老实实给我读语录，一天背十条，随时来抽查你！”
究竟当时红卫兵抽查过多少次，我不得而知。两年后，章伯钧病故。“文革”后我在政协各种会上与李健生同志相遇无数次，较长时间的长谈，恐怕也有几十次之多，但我始终没有向她提起我在政协二道门所见和在她住宅所见的这两个使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因为我不想以这种血的记忆，去刺痛李健生老大姐的心！李健生同志病逝时，我的脑海再一次浮现这令人惨然凄然愤然的往事。今天，我终于把它写成文字，借此了结这桩埋在我心灵深处的长时期的隐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