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左”风疾雨更显赤胆忠心(4)
“胡华同志在《中国革命史讲义》1962年版第223页，第16行至21行所写的，与严朴同志所讲的完全不同。胡华同志说：‘……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起义，当地指导者就冒险地想以农军攻取这些中等城市，于是，就引起了上海起义问题……’我对中共党史没有研究，知识很贫乏。1927至1928江苏无锡的情形，只听说过一鳞半爪，对其他地区当时、当地的情形完全无知的。
“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事先未经有关部门审查，是由他本人签发印行的，总发行量达21万册。许多大学年复一年把它当做教材，在教育着年轻的一代。
“我总觉得作为教材，应该是特别慎重的。为此，我特地向人民教育出版社买了两本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想亲自送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看，因为他们都是革命老前辈，当时许多事情都亲身经历。
“此外，我还感到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其影响波及全党。下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中央决议，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组织农民武装，搞革命斗争，不论起义成功也罢，失败也罢，编写历史的人不应该对这些下级党组织、下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采取指责的态度（胡华同志生于1921年，大革命时代仅仅六岁，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娃娃，什么叫‘白色恐怖’，我想他与我一样，是没有体会的）。
“此外，我总觉得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对瞿秋白同志所犯‘左’倾盲动主义错误，采取带有讥讽的、指责的态度，是不应该的。胡华同志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全书5编14章，我仅仅读了第3编第6章，对整本讲义，我不敢妄加评论。我对中共党史没有研究，一孔之见，不一定对，特向两位校长提出，请求指正。”
此前，寄信人于22日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部打电话谈了以上意见。25日出版社向学校科学研究处、党委宣传部及郭影秋校长呈报了“关于×××反映胡华之《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的意见”。
胡华在《中国革命史讲义》一书中，关于此段是这样记述的：“‘左’倾盲动主义的实行，第一是上海起义问题。十一月初，江苏宜兴、无锡的农民相继起义，当地指导者就想以农军攻取这些中等城市，于是就引起了上海起义问题。江苏省省委发布第八号通告，认为时机已到，主张以上海起义响应无锡起义，省委认为‘暴动实实在在已经来到’，于是就用强迫命令的方法，‘发动’上海的群众起义。”
当时这一地区起义的“指导者”不是一位，而且记述文字并没有点具体人的名字。由于寄信人的特殊身份，中国人民大学有关方面颇有些诚惶诚恐，在当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反修防修”、“政治理论课反教条主义”的政治空气下，胡华这部《中国革命史讲义》似乎闯下了大祸……就在这个月的1日，中共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委员会第36次常委会，传达了陆定一在中宣部关于政治课问题会议上的讲话。宗旨是要求人民大学检查教学中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据“文革”初期时的人大校园大字报披露，中宣部负责人曾在这年4月，对一封山东来信的批示说：“教条主义的教学方法，解放后由苏联专家和人民大学传出去，不仅山东受其影响……应引起全党注意，加以改革。”
6月25日，胡华和南下实习小组整理出《赴南方老根据地调查访问实习三个月工作小结》。接着，胡华26日参加了历史系教改会议。此后即接受系里布置的教学任务：7月9日，参加进修教师第23次会议，听徐靖报告“反对王明新投降主义的斗争”，并在讨论中作总结发言。7月12日，正式向人民大学教务处（并转请中宣部审阅）提交《关于粤、湘、鄂、赣、沪、苏六省市党史教学与研究情况的访问报告》。7月16日，参加进修教员第24次会议，听向青报告“新民主主义论”后，并作总结性发言。7月20日，胡华又写出率研究生“出外实习汇报提纲”，“南下的任务是教学实习和社会调查，结合调查收集资料”，具体为：“一、交流党史教学、研究经验；二、调查收集党史资料；三、参观访问革命遗迹、访问老革命。收获：一、党史教学、党史研究、博物馆交流；二、收集资料3500万字；抄写100余万字；三、参观调查访问写有5个报告。”
7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第七届委员会第48次常委会，听取关于向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上中国人民大学提出的意见的汇报。7月下旬中宣部、高教部、教育部联合召开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重点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在教学科研中推行了“教条主义”。胡华与中央党校杨献珍、孙定国一起被中宣部负责人点名为“教条主义分子”。
就在“批判教条主义”运动风生水起之时，上海华东师大有人写信给中宣部，“揭发”胡华这次率研究生南下，在上海与该校教学交流座谈会上回答提问时讲了：“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立竿见影’，不适用于人民大学这样的高校，党史学科应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几句话成了胡华反对“林彪号召”的“证据”。
祸不单行，还是这次南下，胡华在江西南昌，为配合当地学习“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回答社科界提问，便应江西省社科联邀请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内部学术交流辅导报告。胡华考虑到宣传纪律，事先提出听者不要记笔记，也不要录音，只作内部学术性交流的参考。听者却有人私下录音、记笔记并数天后整理印发了小册子。胡华与南下小组同志们得知，立即进行阻止。对方不但不听劝阻，反而写信向中宣部“揭发”胡华“泄密”。南下实习小组回到北京之前，胡华在六个省市所有作过的学术报告简报均已传到北京。特别是在南昌讲的《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专题和在上海华东师大座谈会上的答问，引起了中宣部负责人的注意，认为胡华“已经走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要进行批判。
8月4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中宣部负责同志在全国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校领导指出学校存在的根本问题是教条主义，点名批判胡华等。8月12日到9月5日，胡华多次参加历史系在校党委领导下召开的批判会，接受批判，先后作了6次检查。
批判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12日至22日，历史系党员干部学习整风，以“思想已变质，代表资产阶级思想向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诋毁毛主席，有一整套和中央对立的理论方法”等罪名揭批胡华。第二阶段从8月25日至9月5日，集中批判胡华的教学思想和教学内容。胡华被冠以“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学者”、“滑到了修正主义边缘”的“罪名”；批判者把他在史学研究方面长期注重历史事实，主张“论从史出”，注重史料的收集、从历史实际出发研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批判为资产阶级史学观，是修正主义思潮在史学界的反映。将其南下率研究生实习为人民大学党史教学科研收集资料三千多万字、珍品百多万字的成果批判为“不择手段猎取党内机密资料”；在教学上“实行了资产阶级教学路线”；其史著“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并企图为彭德怀“翻案。”
批判中，胡华被停止了教学，并停职进行书面检查。随后，被免去了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职务，按校领导的指示，历史系党组织负责人责令胡华把所存党史的“内部资料”一律登记并交出。
在一次历史系举行的批判会上，何干之就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中的问题说：“对党内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党的七大所做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经作了结论。我们党史研究工作者根据历史资料写这段历史，绝不是追究执行者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不能说是对某些人的攻击，否则我们党史教员就无法工作了。”胡华听了十分感动，会后对何干之说：“我已经没有辩解权了，这不是我个人的是非，而是怎样实事求是地讲党史的问题。”何干之安慰胡华说：“是非自有公论，你（检查）不必涉及这个问题。权力不仅干预现实，也会干预历史。我们的工作是很难做的。”批判中，胡华自感疲惫不堪，肝脾疼痛。9月6日，他把医院患病证明交给系领导。在日记中记道：“下一阶段整风即要开始（8日）。严重的考验来到了。
要咬紧牙关，积极参加，不能有任何懈怠。病，要用坚强的意志战胜它，而不能让病压倒。除了严肃地检查自己以外，切不可随便发言，切不可继续流露出以领导骨干身份自居的言论，骄傲自负是致命伤，戒之戒之。生活上继续保持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切不可去麻烦任何人。”
9月7日，胡华肝脏剧疼，一边在家热敷贴“金不换膏”，一边赶写并抄出反省检查。他在日记记道：“得意时要防骄傲，倒霉时防丧气忧愁，这都是不易的。
但任何时候都要像毛主席说的：夹着尾巴做人，不可把尾巴翘到天上。翘到天上，要拿棍打下来。这一打是必要的，十分必要的。不然，就不知道夹尾巴做人——谦逊、谨慎的真理。”9月8日上午，胡华因感冒到门诊部就医，续口服青霉素。
下午，全校召开整风动员大会，系总支通知胡华在家休息并写检查，需要其去开会时再通知。胡华表示待肝痛缓和些，需要到会即坚持到。他在日记记道：“病中思过。觉得自己还不是像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说的那样一个真正伟大的战士。伟大的战士是严格要求自己，毫无利己之心。原谅自己就是个人主义的表现。不能说人皆有过，而满足于低标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仍可以后生像白求恩那样作真正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9月10日上午，胡华到北京展览馆听批判杨献珍的报告，因病痛听不清楚报告者的声音，报告中间休息时只得退场。回家途中自感疲惫难支，过北海时于路边席地小歇。下午感冒加重，注射青霉素。他在日记中记道，“要经得起考验；要沉得住气；要保护身体的健康；要乐以忘忧”，并编成短句：“经住考验沉住气，乐而忘忧炼身体，革命品质要求严，谦虚谨慎牢牢记。”9月12日上午，他抄写检查，并日记记道：“好胜争强，是人生之大忌。一个人的努力，应该是用于默默地做有益于人类，有益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事。”9月18日，胡华连日来高烧，由打青霉素，继而打链霉素，腹胀。他在日记记道：“做事写作，必须十分严肃认真。切不可去做一些出头露面的表面工作，力戒，除非组织上非叫做不可。切不可去图虚名。”10月1日，在家整理检查。
10月2日，挚友张岱来探望，同至北海白塔山。胡华记道：“人必须立志，无志则殆，有志还需有毅力。什么时候都应该精神奕奕。大革命时代来到了，必须有充分的艰苦奋斗的革命准备。”
戴逸回忆此刻的胡华说：“思想学术界的批判之风大盛。杨献珍、孙定国、孙冶方、尚钺、巴人（王任叔）、周谷城、罗尔纲，一个接一个被批判，胡华同志再一次难逃劫数。他在赴外省市巡回讲学后亦被点名批判，他不承认讲学内容有什么原则错误，这样一来，只能遭到更猛烈的批判。他虽感到苦恼，但扪心无愧，尚能坦然处之，我见到他只能说几句劝慰的话，他的身体却明显地衰弱了。”高放痛惜地撰文道：“1964年，这种‘批判’的厄运也降临到你的头上，我见到你时也只能悄悄地对你说一句：‘要相信党，要自强不息啊！’”此时的胡华将鲁迅的一段话抄录在日记中：“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胡华没有气馁，他一如既往，要做中国的脊梁！
应该在这里提一笔的是，胡华在这期间所受的各种批判和非议，是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以后，“左”风在思想文化界愈演愈烈、已经进入“文革”前奏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事隔两年，那位中宣部负责人自己也成了“左”倾路线的牺牲品，在“文革”中受尽迫害和折磨。“文革”结束后，走出监狱的他同他的夫人痛定思痛，对他们在“文革”之前推行极左路线，大量点名批判知识分子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深深的忏悔。1979年8月26日，他们在北京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设宴向胡华当面赔礼道歉。胡华也理解二人所为是有历史背景的，他们既已由衷悔过，也就不计前嫌了。得到胡华谅解之后，这对夫妇在以后的数年里与胡华保持了良好的朋友关系。胡华支持他们撰写《严朴传》直到载入《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1卷。每当他们的住地院落的葡萄、海棠或枣树结的果实成熟后，夫妇俩都会分一份送到胡华家里，以示友情。
俯身“四清”
1964年10月13日上午8时半，中国人民大学去往山西定襄参加“四清”的师生，在张自忠路校区钟楼前集合，乘车至北京站。胡华在前一天已准备好了行李。郭影秋等校领导及系里何干之、龚古今到车站送行。
10月14日早7时，师生们到达定襄火车站。胡华当即被编入整训学习7大队1中队2小队，在县城边待阳村七队牛庆恒家住下，从此开始“四清”政策的学习。
10月23日，胡华作《下乡十日思想小结》：“……此次运动必须做到：1.下定彻底革命的决心；2.一切为党和人民着想，敢于革命、敢于斗争，吃透两头。
3.全心全意依靠贫下中农；4.严格对自己的思想改造；5.在工作组内甘当小学生。”
此时，挚友张岱正在河北省参加四清运动，两人时有通信，互通信息。11月1日，胡华在复函中，附诗一首：
同蒲踏破未曾忘，重上征程花正黄。
君去冀南打会战，我来晋北贯新章。
二尼已死一尼倒，马列沉雷不可量。
试看四清成就后，精神原子震千江。
诗中“同蒲踏破”句，是指1939年胡华、张岱一起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冲破同蒲铁路日寇和阎锡山的封锁线，挺进到晋察冀敌后。今天，胡华参加“四清”所到的地区，恰恰是他们25年前行军经过，后来“反扫荡”穿插的北岳老区。胡华回顾出生入死的斗争历程，与当年老战友以诗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