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殚精竭虑开拓革命史学(9)
五、关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革命烈士的生平、思想和事业的研究。他们生活和斗争在战火纷飞、出生入死的年代，有关他们的文字记载并不很多，趁现在还有不少和他们熟悉的老人活着，可以进行访问、核实，很需组织力量为他们做年谱、写传记。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如杨虎城、闻一多、冯玉祥、李宗仁等；反面人物，如蒋介石、阎锡山、汪精卫以及王明、张国焘等，也都有研究的意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可以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对某一历史人物，凡是有条件有资料，便于进行调查访问的地区，即可着手研究。例如广东研究孙中山，浙江研究蒋介石；也可以各地区、各单位协作进行。
六、关于各革命根据地史，各地区革命斗争史的研究。各地党史教研人员，各地博物馆、纪念馆、文管会的研究人员，对各地区、各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斗争），可以有计划地进行调查访问，编辑资料，在此基础上写成专门史，如陕甘宁边区史、天津地区革命斗争史等等。解放以来，特别是毛主席号召大家来编写党史和革命斗争史以来，1958年前后，中央和地方都发挥了积极性，组织人力调查收集资料，写出了一批各革命根据地史，各地区的革命斗争史。后因陈伯达及林彪、“四人帮”的干扰阻挠，这一工作被破坏中断。今后可以完成原有的稿本，组织编写空缺的新题目，完成这项责无旁贷的历史性工作。
七、关于我军各方面军、各野战军军史的研究。解放以来的十几年中，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自关怀和领导下，关于各方面军、各野战军军史，都曾聚集人才，进行编写。后因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未能完成。今后很需要尽量找回原来编写人员，修订完成。尚无初稿的，则需各级组织人力，积极向各军现存领导同志进行调查访问，完成这项历史性工作。另外，可以抽写出一部分简史作为普及本出版，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青少年不忘记过去无数革命先烈艰苦卓绝的英勇战斗和流血牺牲。
八、关于典型的公社史、工厂史、村史、家史等四史的研究编写以及地方志的编纂工作。调查研究，编写四史，是毛泽东的号召。典型的工矿，如大庆油田史、开滦矿史、萍乡矿史；典型的村庄，如大寨村史、茅坪村史、三湾村史、大小五井村史；典型的家史，如曲阜孔府家族史，都需编写，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地方志编纂工作，是我国史学的传统特色。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继承这一工作，制订计划，不使方志工作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中断。
九、关于编写《现代历史知识小丛书》。由于近十余年来林彪、“四人帮”实行愚民政策的摧残，中、小学历史课被取消或篡改。造成青少年历史知识贫乏，考试中笑话百出的可悲现象。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社会科学，特别是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十分迫切。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动员史学界重视和努力从事这项工作。因此，需要有一套《现代历史知识小丛书》的编写计划，组织全国力量，分头编写，有计划地陆续出版。解放后出版过的历史知识小丛书，内容好的，不妨略加修订，重新出版。
十、关于编出一套《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解放以来，曾由人民出版社以《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的名义，出了几种，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等，以后中辍，需要恢复此项工作。继续编出各种专题资料，大事记、年表、回忆录、访问资料、革命史地图、革命档案、反动政府档案……组织全国各地力量和资料，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克服目前现代史、革命史、党史研究中资料贫乏，资料被弃置、被封锁，及有些资料互相传抄，既浪费人力物力，又难免以讹传讹的现象。
十一、加强对敌、友的研究。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研究敌、友、我。可考虑研究例如《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东北十四年罪行史》、《南京大屠杀》、《上海、天津、广州的海关资料研究》、《中国近、现代帮会、流氓史》、《中国托洛茨基派历史》、《江浙财团史》等题目。研究朋友方面，例如《中国各民主党派》等。
胡华在发言中呼吁，要创造加强和拓展党史、现代史研究的条件。拓展历史科学的研究需要贯彻双百方针，清除林彪、“四人帮”的“帽子工厂”。各地政协、研究所、纪念馆等部门，需要迅速恢复编辑文史资料、回忆录的工作，开展访问老人、“抢救”“活资料”工作。现在革命老人和民主人士越来越少，此一工作刻不容缓。他以周恩来对他曾多次指示访问老人、查阅档案为例，强调要给史学工作者开放档案，可以将历史档案与现实档案区分开，制定历史档案的征集、保管、编辑、复制与使用的统一法规。要分批地开放及编印一部分档案资料，供史学工作者使用。急需废除有些图书馆对旧书旧报的封锁。需要培养专业人才。
加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可增设历史档案专业。各地档案馆也可以办培训班，整理档案为史学服务。
胡华建议成立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历史学普及编委会等机构，以便统一组织全国人力和资料。编辑出版历史资料及面向工农兵和青少年的历史通俗读物。
需要加强历史情报机构或情报网的组织。出版有关资料或刊物介绍国外、国内史学动态、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新的研究课题。需要加强培训史学专业人才。
各高等院校和各研究所宜扩大史学专业的招生名额，多办研究班、进修班。多召集学术理论讨论会，交流会，活跃研究空气并要多照顾培训边远省区的史学人才。
在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工作中，史学研究工作也需要发展电化设备、电化教育。
例如把近、现代史陆续拍成电影。例如把珍贵的图书、报刊、档案、资料拍成微型胶卷，电化阅读或复印。组织专门家的录音讲座。
6月24日，胡华与戴逸就天津会议情况，共同向郭影秋副校长汇报。7月18日成仿吾校长对党史系作出指示：“党史系任务很重。中央很重视党史研究。党史研究要进一步开展，可以设党建教研室。今后党员越来越多，党建可以包括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三个法宝的研究。党的路线、党的指导思想、建党原则、党的作风都可以研究……”成校长谈人大独具的特点指出：1.老区革命教育的传统；2.学习空气浓；3.办学发挥了集体力量，每个人水平虽不见得高，但由于发挥了集体力量都能完成任务；4.人大的理论课办得好，“人大的论，北大的史”。
胡华随即组织党史系教员就学科拓展、教学改革进行讨论，制定了中国革命史作为必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内容，同时需要作新的研究，编写新的教材，编辑出版学生用的参考资料和提供研究者利用的专题档案材料。这是一个艰巨的扎实的任务，需要至少两三年时间的努力。在新教材编出前，党史系原有的教材第七章殚精竭虑开拓革命史学.245基本上是好的，仍是可以用的。教学内容的若干增加，也要随着研究的进展而逐步增加。同时，增加教学内容，势必和学时少这个情况发生矛盾。胡华主张可以变单纯注入式为启发式，把教材、参考书和思考的问题发给学生，有重点地讲些课，提倡学生自学为主。课堂上，一部分时间作解答问题，大家讨论，这样学时少的矛盾就解决了，学习也能深入。现在单纯的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法，应该逐步改革。为了扩展教学与研究的视野，胡华主持确定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党史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课：1.中共党史（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2.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3.党的建设；4.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5.中国各民主党派史；6.中国国民党史；7.中国现代文化运动史。选修课有：1.中国现代史史料学；2.中华民国史（包括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3.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4.中国工人运动史；5.中国农民运动史；6.党史人物研究。另外，还准备开一门港台研究的课程。
这13门课，包括专业课和选修课，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是有帮助的，对教员的研究也是一种促进；当然，也存在问题。有的同学认为有的课讲得太专了，同时，这些课都是初创性的，按胡华的设想，党史专业开了这些课程，学生毕业后，可以从事党史的研究工作，也可以承担公共的中国革命史课。所以，党史专业这个名称不准备改。系的名称、教研室的名称当然更是不准备随便改掉，什么事情都不能一风吹。总之，不管有多少困难、不管有多少误解，党史系都应当把扩展中国革命史、党史的研究领域和教学内容的工作开展起来，坚持下去。使我们的革命史、党史教材和专著变得丰富、完整、生动、活泼，能够吸引青年学生和广大群众爱听、爱读，只有这样，中国革命史和党史学科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历史经验教育和党性、纪律性教育的重要作用。
张同新教授回忆胡华在学科拓展上的贡献时说：“1978年8月，人民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复校了，中共党史系作为人民大学特色的四大理论系之一，面临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应该怎么办，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问题。胡华同志是中共党史系复校后第一任系主任，带领我们全系教职工确定科研、教学方向的重担，就落在了这位久经考验的中共党史老专家的肩上了。胡华主任首先发动全系讨论办系方向。讨论采取了上下结合的办法，教师在教研室讨论，系务会议由胡华主任主持讨论，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复校时党史系设置四个教研室：中共党史教研室，中国革命史教研室，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那时系资料室设置齐全，‘兵强马壮’。全系有系资料室，各教研室也有一个资料室……人民大学复校后不久，在胡华主任确定的这一方向下，党史系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开出了一系列新课，出版了多种学术专著，并以这些全新的科研成果，培训全国高校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党史系连续举办了几期短期教师进修班，也举办过助教进修班。从校内讲到校外，各省市、自治区，高校、党校、部队院校举办‘中国近现代史学习班’、‘中共党史学习班’，人民大学党史系都有多位老师应邀前往讲课。这种势头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80至90年代，对推动全国高校政治理论课改革，起到了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应当起到的作用。在校内，这些新开设的课程，有的成了全校选修课，很受全校学生的欢迎。那时出版的专著，不仅是当时最前沿的科研成果，而且经得起历史考验，有的专著在出版后将近30年的今天，还有出版社找上门来要求再版。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复校初期对办系方向的决策。”
张同新教授回忆：“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以前没有，是复校后新设立的，而设立这个教研室，胡华主任的设想占主要成分。当初设这个教研室主要是承担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一些专题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和讲授，在大三、大四的学生中开课，起到提高作用。至于讲哪些专题，并不很齐全，首先想到的是党的‘三大法宝’，即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他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特别是经过那‘史无前例’的年代，对‘四人帮’践踏中共党史的恶劣行径深恶痛绝；他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得到启发，决心要为党史系的学科建设创出一条新路。
他集中大家的意见，从大家敞开思路想到的课题中得出一个原则性的结论，指示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凡是在党史领域教学与研究中的薄弱问题，都可以进行专题研究，在此基础上开设新的专题课，出一批新的研究成果。记得彦奇同志在传达系务会议的意见时，很形象地说：“胡华同志的意见是，凡是我们的学科领域涉及的，无论是‘红的’、‘白的’、‘黄的’、‘黑的’，统统可以研究。”“我们教研室一下子上马了6个专题，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大胆设想。胡华主任立即拍板，把这6个专题作为我们教研室的科研、教学任务定下来，并要求我们尽快开出相关的专题课。记得当时有人不理解这项决定的战略意义，私下称‘中国革命问题教研室’是杂八凑教研室，其实这是不理解这种设想的深刻涵义，正是因为有了胡华教授的这项决策，给党史学科建设开拓了广阔空间。这些专题已经形成了‘中国政党’体系的框架。”在学科拓展上，胡华强调抓资料建设并时常带动教员走出去访问，同时倡导教研室与兄弟单位进行研究课题的协作。他亲自安排张同新老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课题组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进行资料搜集和课题研究。在他的推动下，教研室还得到民革中央及屈武主席的大力支持。在屈武老的亲自安排下，教研室同志们先后走访了三十多位原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他们都以自己活生生的历史经历讲述了国民党历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这些老前辈向教研室提供的珍贵资料都融会到了党史系科研成果中了。胡华不断给老师们创造方便条件，通过协作，锻炼教师，扩展党史系的研究视野。
杨云若教授回忆说：“在胡华同志担任党史系主任工作期间，非常敬业，全身心投入工作，要把党史系办好。他鼓励大家围绕党史开展研究，开设新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