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我为什么要走回归祖国这条道路”——李四光、钱学森的论语(3)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三）
新中国成立以后，科学将有根本的转变，所以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应当有所准备，适应这种转变。过去的研究属于士大夫式的，养尊处优，为学问而学问，这样虽有贡献，但与实际和社会是有脱节的，所以贡献也是有限的，而同时也带有门户之见、地盘主义、一切以个人利益为中心、忽视广大人民的利益的意识。今后的科学应该依据“共通主义”的正派作风，才能得到真正的进步。这种“共通”，不只是指设备和工具，也包括工作本身。
——李四光《今后科学工作发展的趋向》（1950年4月18日），《李四光》第248-249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下同）
今后必须革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影响，确立科学属于人民大众的观念，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新作风。
——李四光《今后科学工作发展的趋向》（1950年4月18日），《李四光》第249页
我们搞地质工作的，也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天天研究石头，钻研过去几万万年以前的东西，这往往使我们沉浸到古老的境界中去，而脱离了现实的世界，脱离了群众，大家要时刻记住，地质科学研究一定要与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
——李四光1950年11月1日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发言，《李四光》第258-259页
自从解放以来，我们的地质工作者的收获不是像过去那样单纯地表现在一堆业务性的报告和漂亮的论文上，而是就一些基本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简单地说，首先我们认识了正确的工作方向和方法：科学必须为人民服务，科学必须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这是我们翻了身的人民对科学提出的迫切的要求；这也是保证科学发展的方向正确和它的内容丰富所必需的条件。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之下，我们学会了为国家的机密保密，放弃了为个人的技术法宝保密的错误观念。我们开始懂得了如何面向人民、面向群众，我们开始认识了集体工作的意义和它的优越性。
——李四光《跟着中国科学翻了身的地质学》，《人民日报》（1952年9月21日）
我们的科学发展主要是为国家建设服务，目前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如不能得到解决，国家就站不起来。
——李四光1957年6月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的谈话，《李四光传》第243页
要去掉资本主义社会给予我们的不良影响，树立社会主义科学事业所需要的集体主义精神，主要的关键在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
——李四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照耀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事业，有着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所不可能具有的基本特点。这些基本特点是：科学发展的全面性、计划性和集体创造。
在各项科学技术工作中坚决贯彻集体主义的精神，才能充分地发挥个人作用。
——李四光《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光辉照耀着科学发展的道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4日）
科学工作也像中国革命一样，没有党的领导不成。
但是，党的领导不能光讲是搞后勤的。科学问题虽然由科学家去搞，而发动和组织科学家没有党不成，不然就会发生混乱，陷于没有步骤，与国家方向背道而驰，弄得不团结，情况不堪设想。
——李四光1957年6月同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郁文的谈话，《李四光传》第244页
据我的了解，党对科学工作领导的具体作用起码有两点：第一，保证科学研究工作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包括目前迫切的需要和长远的需要。只有党才能全面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各方面的需要，也只有党才能领导这样巨大而繁杂的组织工作。第二，保证科学研究工作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进行。科学愈发展，分工愈细致。科学家在他的专业范围内能提出最好的意见。正因如此，每个科学家也就很容易倾向于强调本行的业务。实际问题的处理，却常常要求许多科学部门彼此联系和协作，也就是说要求以辩证唯物的观点来看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就是共产主义世界观。我们迫切需要党从这方面来领导我们。
——李四光《党能领导科学工作》（1957年6月25日），《李四光传》第242-243页
回想当年，党中央、毛主席下决心搞“两弹”，那真是了不起的决策。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连汽车都没造出来，竟决定搞最尖端的技术——导弹和原子弹，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怀和气魄，谁敢做这样的决策？我们第一枚导弹在1960年就首次发射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在1964年就炸响了。这样的速度是空前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科技人员的协同攻关，这样的事情谁能办到？所以我常常说，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的切身感受。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人民日报》（2001年6月25日）
我在美国是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的，一心想用自己学到的科学技术救国，不懂得政治。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横行麦卡锡主义，整我，才使我切身体会到美国所谓的民主是怎么回事。回到祖国以后，我通过学习才慢慢懂得马克思主义，懂得点政治，感到科学与政治一定要结合。我回国以后所做的工作，可以说都是科学与政治结合的成果。即便是纯技术工作，那也是有明确政治方向的。不然，技术工作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动力。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
我们是搞科学技术的，但也要考虑经济、政治问题。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党和国家给我们一些科技工作者重要的责任，要我们作科学技术参谋，这件事可不简单。那个时候，我们搞导弹、人造卫星，任务比较清楚、明确，反正就是要干出来，是具体干的问题，而不是要选择方向、途径的问题，大的方向、途径是党中央已经决定了的。但是现在搞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有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我深感专家组组长不好当，因为现在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竞争这么激烈，叫科技战、智力战。选择干什么、不干什么、怎么干，对这些问题专家出的主意要是差一点，国家的损失就大了。因此首席科学家的任务比我们那时重得多，复杂得多，要是科学技术战略家才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培养年轻的接班人，他们既要是科学技术专家，同时又要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会用两点论分析问题，了解世界复杂的情况。这样的人设计出的方案才不会出乱子，才会出奇制胜。
——钱学森《一切成就归于党归于集体》，《人民日报》（1989年8月8日）
（四）
世界是一个整体，各部彼此都有密切的关系。腐儒读书，断章取义。今日学者往往把他们的问题缩小到一定的范围，或把天然连贯的事物硬划分成几部，以为在那个范围里事物弄清楚了的时候，他们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这也难免在自然书中断章取义。这一类学者的态度，我们不敢苟同。
——李四光《读书与读自然书》（1921年11月2日），《李四光年谱》第49页
任何专业都不是孤立的，它和周围的其他专业总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解决一个科学技术问题，完成一项任务，往往是主要要求某一专业作出他的贡献，同时也往往需要其他专业的协作。如若从事某一专业者对别的专业一无所知，他就很难得到它们的支援，很难来自由运用一切必需的知识出色地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们既要专，又要有一定范围内的博。不专光博，一无着落；不博光专，钻牛角尖。所以，科学技术工作者，应该在博的基础上求专；在专的要求下求博，看来这样处理博与专的关系是正确的。
——李四光1965年12月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李四光传》第288-289页
虽然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而且在毛主席着作中，也找不到解决具体科学技术问题的答案。但是科学技术工作者在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总是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配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和方法。因此，科学技术工作者，只有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树立起正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在科学研究工作中抵制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束缚。
——李四光1965年12月答《新建设》编辑部问，《李四光年谱》第318页
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最终目标是对其整体及内涵（包括质与量）都充分理解。科学与艺术作为认识世界的学问，其目标是统一的。它们分别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以不同手法去探索世界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理。
科学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科学。
——钱学森，《钱学森论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人民日报》（1996年11月6日）
40多年来，蒋英（即钱学森夫人——编者注）给我介绍了音乐艺术。正是这些艺术里所含的诗情画意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我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或者说，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
——钱学森，《钱学森论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人民日报》（1996年11月6日）
“科学”也不光指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数学科学和系统科学等等。所有这些科学技术的最高理论概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每个部门的知识最好都知道一点，还要懂得辩证法，这样视野才能开阔，看问题才不至于片面、近视。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观所要求的。
——钱学森，《人民日报》（2002年6月24日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工作，这在我国是得天独厚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我的确深有体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件宝贝，是一件锐利的武器。我们在搞科学研究时（当然包括交叉学科），如若丢弃这件宝贝不用，实在是太傻瓜了！
——钱学森，《钱学森与现代科学技术》第42页我近30年来一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总是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我的工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智慧的源泉！而且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绝不会不爱人民的，绝不会不爱国的。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数千年来，中国士大夫的毛病，在高谈阔论。今天时代不同了，你要仅靠高谈阔论，世界上就没有你立足的地方，也没有你说话的机会。说而不行，行而不力，用力不准确，都不是科学的精神。
——李四光《科学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1942年9月15日），《李四光年谱》第152页我常想：我只愿做点儿研究工作，不负行政责任，但客观环境不允许这样。经过考虑、斗争，我知道只顾自己就是自私，我才决定，人民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一直做到我不能做的时候。
——李四光1950年11月7日在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李四光》第260页
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如果他抱定了为社会主义祖国的富强、为人类幸福前途服务的崇高目的，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攻破自然秘密，发现新世界，创造新东西，去开辟人类浩荡无际、光明灿烂的前景，那么他的生活就会是多么幸福、愉快、生动活泼！
——李四光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谈话（1962年11月15日），《李四光传》第267页
我1935年到美国，那时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而且要证明我们中国人可以赛过美国人，达到科学技术的高峰，这是我的志向。我跟美国的好朋友都不客气地说，虽然当时中国是个苦难的国家，我中国跟你美国不能比，但是我钱学森这个中国人论单个，人比人，就要跟你们比赛。那么后来呢，我师从全世界闻名的权威、工程力学和航空技术的权威冯·卡门，他是一位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恩师，他教我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和方法。到1955年夏天的时候，我被允许可以回国了。当我同蒋英带着幼儿园年纪的儿子、女儿去向我的老师告别时，手里拿着一本在美国刚出版的我写的《工程控制论》，还有一大本我讲物理力学的讲义。我把这两本东西送到冯·卡门老师手里，他翻了翻很有感慨地跟我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这个时候他已74岁了。我一听他这句话，激动极了，心想，我20年奋斗的目标，现在终于实现了，我钱学森在学术上超过了这么一位世界闻名的大权威，为中国人争了气，我激动极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激动。
——钱学森在授奖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1年10月19日）
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的一生所做的工作表示满意的话，那才是最高的奖赏。
——钱学森，《钱学森传略》，《人民日报》（1991年10月28日）
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因为他懂得大道理，“事理看破胆气壮”，他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他不会贪图安逸，更不会去同流合污，他懂得：“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鲁迅诗句。意指在风平日暖的天气中，能高飞远翔的鸟并不让人喜欢；流连于开满香花的小山，是看不见后面高山的——编者注）
——钱学森，《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第424页
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渺小得很。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钱学森，《人民科学家钱学森》，《人民日报》（2001年9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