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藏在石库门里的故事(3)
瘸子李又被关进了隔离室。据医生说昨天吃晚饭时，瘸子李将邻床病人的菜倒在他的被窝里，还将前来劝阻的护理员打了。张梅从铁门上的一扇小窗户看到瘸子李时，他正趴在隔离室的地板上嚼吃他那只瘸腿的脚趾头。她感到一阵恶心，拉下一张脸什么也没说便走出了市精神卫生中心。外面的风很大，张梅的头发霎时间就被风吹乱了。她在等候出租车的时候很想大哭一场，而潇洒的帅哥周军行就是在那时出现在张梅眼前的。
周军行开着自己的黑色帕萨特轿车，在转过宛平南路路口准备上中山南路时，发现了他的房东老板娘张梅。他将车很稳地刹在张梅的面前，摇下副驾的车窗对张梅笑着说：“美女，这么大的风，在这儿等谁啦？”
张梅没说什么就拉开车门上了周军行的车，她看着窗外的车流一个劲儿地发愣。周军行很奇怪，但又不好开口问。两个人就这样沉默着，直到愚园路的涌泉坊。
“下来进屋坐坐吧！添这样的麻烦，不好意思啦！”张梅终于从刚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不啦，我还有事，下次吧。”周军行看着车旁的张梅，笑了笑又继续道，“今后要有不开心的事，就给我打电话吧！有人陪着总比一个人胡思乱想好。”
张梅没有答话，她只是红了脸看着周军行的车消失在马路的拐角处。
宋德禄再次见到张梅已是中秋了。那天张梅带着李浪去黄陂路她父母家过节，经过宋德禄的酒吧时，宋德禄正好打里面出来。他看见一脸素容的张梅就笑着问：“怎么？过节还不高兴？”张梅勉强笑了笑说：“高兴什么呀？过不过都一样。”
“那晚上来我酒吧，保证让你高兴。”宋德禄顺着张梅的话发出了邀请。这是黄陂路上再普通不过的一家酒吧了，如果说特色，大概也是因为这一带整个的特色在让其分享。张梅来到宋德禄酒吧的时候，时间还早，堂子里空荡荡的，宋德禄正在吧台边翻一本杂志。
“哟！美女驾到，有失远迎。”宋德禄放下杂志，满脸堆笑地向张梅走来。他像一个老练殷勤的服务生，将张梅带到靠窗的一个角落，然后对真正的服务生喊道：“拿一瓶1988年的波尔多，再上一个水果、月饼盘。”
酒吧里的音乐很媚，懒散的女中音用英语诉说着她的寂寞。宋德禄给张梅斟了小半杯酒，又给自己倒上，然后端起水晶高脚杯说道：“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过中秋！来，干杯！”
张梅很兴奋，她平时原本不喝酒，但这会儿对着宋德禄的一连串赞美，却一杯又一杯地喝了起来。她告诉宋德禄，一个女人最怕的就是寂寞，哪怕是个瘸子男人在身边，也比一个人守着一幢空荡荡的房子强。宋德禄也说，其实男人和女人都一样，这些年他在上海打拼，也是倍感孤独。尤其是逢年过节，看着别人家团圆热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却只能靠酒来麻痹，想想真是不容易。他还说今天要不是碰见张梅，这个中秋又毫无意义地过了。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就这样喝开了，待到宋德禄扶着张梅头重脚轻上楼的时候，已经是凌晨四点多了。
张梅和宋德禄借着酒的作用，在宋德禄那间寝室里疯狂地做起了爱，这天距离张梅和瘸子李的最后一次做爱已经有七年零十一个月了。张梅后来对缠着自己的宋德禄说：“阿拉那天是被酒害了，侬以为是阿拉爱上了？侬做梦去吧！”
张梅的确没有爱过宋德禄，自从与宋德禄做爱后，还对他多了一层厌恶。张梅认为宋德禄之所以这样缠着不放，完全是看上了自己的家产。那些日子，她烦透了宋德禄，不但不接宋德禄的电话，还想着用提高房租的方式把他从黄陂路上撵走。而对于周军行，张梅的态度却大不一样，不仅没有涨房租，还考虑到周军行资金的周转，将每季度一付改成了半年一付。那时周军行正闹离婚，待在老家的老婆逼他要100万才签字，搞得周军行成天闷闷不乐。
张梅和周军行的关系开始发展，是在与宋德禄做爱之后。那段时间宋德禄天天给张梅打电话，弄得张梅烦躁不安。有一天，张梅在探望瘸子李后又站在了宛平南路和中山南路的那个路口，于是周军行送自己的那一幕就很自然地浮现在了眼前。张梅是在坐上出租车以后给周军行打的电话，她说她刚从宛平南路上车，要是晚上有空，想请周军行一起吃饭。
他们在太原路太原别墅的“小南国”坐下来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张梅点了一桌子的广东菜和一瓶路易十三，周军行不喝酒，要了一罐“王老吉”。他对一脸灿烂的张梅说，没想到在最不开心的时候，是张梅在陪自己。那天晚上，帅哥周军行在张梅的眼里是怎么看怎么舒服，张梅被酒精燃烧着的眼睛像两朵盛开的桃花，映在周军行的脸上，更有一种春风得意的潇洒。
张梅和周军行成为了一对名副其实的情人，他们出双入对，毫不隐晦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张梅对周军行说，她很想嫁给周军行，但为了一大堆财产，又不得不当瘸子李的老婆。周军行对此表示理解，他说爱情和婚姻是两码子事，只要两人能在一起，嫁不嫁都是一样。张梅听后很是感动，在周军行以后的几个关键时刻，都义不容辞地出资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张梅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凸起来。她知道这是她和周军行爱情的结晶，因此喜悦之情常常使她从睡眠中醒来，望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浮想联翩。周军行依然住在襄阳路店面的楼上，他的生意已经越做越大，据说就要参与上海市新一轮的房地产竞标了。
对于周军行事业的蒸蒸日上，张梅却并不感到高兴。她懂得一个男人的事业越大，女人在他心中的位置就越小。她甚至暗暗后悔当初帮助周军行渡过那些难关，希望他再次遇到阻碍，并且知难而退。这无疑是危险的，随着这些想法的日益加剧，张梅的脾气也一天天变得暴躁起来。她再也不像以前那样理解周军行了，她常常挺着越来越凸起的肚子，对刚迈进门槛的周军行说：“侬就这么不顾阿拉和孩子的死活？到底是外面那些破事重要？还是阿拉和孩子重要？”
周军行起初认为张梅之所以变得烦躁，是因为妊娠引起的反应，故强忍着性子，没有把事情闹大。可等到十月临盆孩子出生之后，依然不见张梅的脾气有所消减，反而比起以前更甚，这不得不使周军行感到恼怒。一场感情大战终于在孩子满月那天爆发了，在愚园路涌泉坊的李家，周军行看着被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张梅说：“我现在就把该还的还你，孩子跟我跟你都行，我们的事就到此结束了！”
张梅又回到了原来一个人带着孩子时的生活，只是她现在带的孩子不是和瘸子李生的李浪，李浪在张梅和周军行有了那层关系后就跟外公外婆过了。张梅现在带的孩子是她与周军行生的女儿——周梅。
郭太太年轻的时候
一个时代有着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在同样的石库门里，张爱玲小说中虞家茵和夏宗豫的爱情是一个遗憾，我采访到的郭太太和罗秉辉的爱情也是一个遗憾。也许，只有遗憾才是永恒的。
郭太太住在兴业路的石库门房子里已有五十年了，离她家不远的76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郭太太名叫郭仪嘉，出身于普通的职员家庭。郭太太无儿无女，独自过着清静淡雅的生活。郭太太每天早上去农贸市场买菜，然后打扫房间卫生，直到弄堂里传来放学娃的喧闹，才很麻利地下楼去厨房做饭做菜。郭太太喜欢在下午喝咖啡，吃曲奇饼干，看电影杂志。她常常戴着老花眼镜坐在二楼的窗前，一边吃饼干一边翻看杂志上的那些影视女郎，让窗外射进来的阳光照得自己昏昏然。那时，郭太太很像一个退休教师，而实际上，郭太太只在一所小学里当过会计。
郭太太当会计的时候，上海刚刚解放。不满二十岁的郭太太跟在一大群欢天喜地的学生后面，去南京路慰问解放军，结果就认识了她的丈夫罗秉辉。罗秉辉是东北人，郭太太第一眼看见他的时候，罗秉辉正蹲在今天南京西路梅龙镇广场的斜对面啃玉米馍馍。他的军装从后背裂开了一道大口子，里面的皮肉乌黑乌黑的，像一根铁条撑着，在阳光下散发着油亮的光泽，郭太太看着看着就忍不住笑了起来。罗秉辉有些不好意思，他站起身揩了一把嘴唇，又将扎着皮带的衣服往下拉了拉，才很文气地问郭太太：“你们是哪个单位儿的？解放军谢谢大家！”郭太太笑得更来劲了，她像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在罗秉辉的眼前摇曳着，一直摇到他的心底。
牡丹花一样的郭太太在1949年的夏天成为了罗秉辉心中的一份牵挂，罗秉辉那时已经被分到军管会做文教方面的接管工作，他第一次以军代表的身份来到郭太太工作的学校时，郭太太竟吓得在办公室里不敢出来。后来罗秉辉在校长的陪同下走进了财务室，才又看见了早已摇到自己心底的郭太太。
罗秉辉和郭太太谈恋爱了，他们走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畔，听着远处传来的汽笛声，脑子里不断飞出一个又一个遐想。罗秉辉告诉郭太太，他一定要好好干，把上海建设得像郭太太那般美丽。每当这时，郭太太就会将头靠在罗秉辉的肩上轻声地问：“阿拉美吗？阿拉是不是侬心里最美的？”
罗秉辉是学电气的，上海市政府成立后，他被调到了电车厂。罗秉辉成天听着电车进出时敲响的当当的铃声，设计着一条条新的电车线路。那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美蒋特务在上海的活动也越来越猖獗，他们采取渗透、腐蚀、窃取、破坏以及暗杀等手段，配合台湾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一时间人心惶惶，抓特务成了人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罗秉辉也就是在大家最需要抓到特务的时候成为“特务”的。
据郭太太说，罗秉辉之所以成为“特务”，是与他的家庭发生变故有关的。罗秉辉出身于地主家庭，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罗秉辉的家变成了“土改”对象。罗秉辉的爹在1949年冬天因抗拒“土改”，被当地政府执行了枪决。当时罗秉辉还是军代表，他后来告诉郭太太，自己拿到老家的来信，知道爹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心就一下子碎了。那天晚上罗秉辉在黄浦江边蹲了一夜，他恨爹没有觉悟，恨自己出身在那样的家庭，他望着黎明前发着亮光的黄浦江，恨不得跳下去重新投一次胎。
罗秉辉被迫转业了，他穿上中山装的样子比以前显得更加的文气。那年郭太太学校放寒假的时候，罗秉辉带着郭太太秘密地回了一趟东北老家。他们没有进村，只是按照那封信上说的找到了罗秉辉爹的坟墓。罗秉辉在那个寒冷的早春，跪在他爹的坟前说：“这都是你一人惹出的事儿，我来看你只想给你说，咱要娶媳妇了，她是上海人儿，叫仪嘉。”郭太太说她那时也跟着跪下了，她看着一个月间突然变老了一头的罗秉辉，眼泪就忍不住掉了下来。
罗秉辉是在与郭太太结婚后的第三天出事的。那天郭太太正下班回家，学校的保卫干部就把她叫住了。他们将郭太太带到楼上校长的办公室里，然后很严肃地告诉她：“罗秉辉是个特务，侬要和他划清界线……”
郭太太还没有听完就晕倒了，至此她也就再也没有见到过罗秉辉。据知情者后来告诉郭太太，罗秉辉是因为一张设计图失踪而被抓的。他们说罗秉辉为了报复共产党杀了他爹，把那张图送给了潜伏特务，因为那天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是罗秉辉，而当晚特务就将炸弹安放在了那张设计图标明的要害位置上。
那天夜晚上海市区内的确传出了强烈的爆炸声，郭太太说她也听到了。郭太太听到爆炸声的时候，刚刚从一段甜蜜的梦乡中醒来。梦境里，郭太太穿着洁白的婚纱，罗秉辉西装革履，两人的手挽在一起，正行走在一片宽阔的草坪上。这是郭太太少女时的梦想，很多年后，当她一个人坐在石库门房子二楼上喝咖啡吃曲奇饼干时，依然会从眼前电影杂志上某位女影星的打扮联想到自己少女时的想象。那天的爆炸声阻止了郭太太继续做梦，她听着楼下治安员来回不断地走动，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恐惧。郭太太那时对同样已经醒来坐在自己身边的罗秉辉说：“阿拉好害怕呢，侬可不要离开啊。”罗秉辉很呵护地用手轻轻拍了拍郭太太，他知道郭太太一生中最缺少的就是这人世间最普通的亲情。
郭太太是独女，父母在1948年的通货膨胀中，因替人放高利贷收不回本钱而双双自杀。那时郭太太中学毕业满十八岁，靠着一位远亲帮忙在学校当了一名会计。郭太太那些日子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快点把自己嫁出去，不要下班后一个人待在石库门黯淡的房间里。后来郭太太认识了罗秉辉，她的那份孤独感才开始逐渐散去。
罗秉辉是特务并且被抓这件事，对郭太太来说无疑是晴空霹雳。那天郭太太被人抬回家苏醒后，无论如何不相信这是事实。她流着泪一遍遍向身边的邻居打听罗秉辉现在在哪里？她甚至在最感悲痛的时候想到了像她父母那样自杀。郭太太之所以没有步她父母的后尘，是因为对罗秉辉重新回到她的身边抱有极大的幻想。她太不情愿丢掉这份刚刚得到的幸福了，她愿意让这份幸福长久地存留在心里，哪怕需要一个异常漫长的等待，也永不后悔。
罗秉辉是注定回不到郭太太身边了，他在单位被抓走遭到第一次审讯后就知道了自己的凶多吉少。罗秉辉也曾努力回忆过最后看见那张图纸的时间和地点，但却怎么也说不清楚，因为当时现场没有证人，而保险柜的钥匙恰恰又被他放在了办公室最易遭人发现的抽屉里。主管案件的人由此联系到罗秉辉父亲的死，很快便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罗秉辉对人民政府怀有极大的仇恨，至少也是有意帮助了潜伏特务的破坏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