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海上玫瑰(1)
——王安忆《长恨歌》
沉香屑，最后一炉香
她是百乐门舞厅里旋转着的最后一个旧时代名媛，也是昔日“海上玫瑰”中仅存的绝唱。唐薇红虽然不能代表一个时代，但却能代表一个时代最奢华的香艳，即使张爱玲小说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之相比，也显得黯然。
百乐门舞厅的经理沈闻捷先生告诉我，前段时间唐瑛的妹妹唐薇红一直在这里跳舞。我听后吃惊不小。掐指算来，唐瑛这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也该有八十多岁了吧？真是沉香屑，最后的一炉香啊！
唐瑛，生于1910年前后。父亲唐乃安是沪上留德名医，兄长唐腴庐曾是宋子文的亲信秘书，据说平时与宋子文形影不离。那年刺客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子文，结果误杀了唐腴庐，这件事一直让宋子文感到内疚，除厚赠抚恤给唐家人之外，对唐氏一门也是一直照顾有加。
唐瑛毕业于旧上海的中西女塾，即张爱玲就读过的圣玛利亚女校前身。唐瑛于1927年嫁给留法归来、时任市政水道工程师的李祖法。李祖法是上海滩上有名的“（宁波）小港李家”的家族成员，李氏家族中的人大多是社会名流或富商，李祖法的父亲李云书便是沪上巨贾。唐瑛和李祖法因性格不合离婚，后改嫁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侄子熊七公子。据见过唐瑛的老一代人介绍，唐瑛的漂亮中透着西洋女性的风情，谈吐举止十分活泼，在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社交场上，堪称风头最足的一个。上个世纪40年代末，唐瑛去了香港，后来又移居美国病逝在异国他乡。
沈经理说唐薇红只要在上海，每周都要来舞厅跳两三次舞。她常常穿一件粉红色的紧身衣，下配白色短裙，身上散发出的香气使人想起盛开的玫瑰。唐薇红的英文名字叫ROSE，从小过着锦衣玉食、纸醉金迷的生活。她的爱好就是在灯红酒绿的社交PARTY中穿梭，让千万双眼睛射出的目光随着自己起舞的身姿而倾倒。唐薇红说，她是1946年满十六岁时由男朋友带到百乐门舞厅来的。那天唐薇红穿了一袭长及脚背的嫩黄色滚边旗袍，当她第一次出现在舞厅门口的时候，唐薇红的香艳立刻就吸引住了场子里的男男女女。他们睁大眼睛看着眼前这位陌生女郎，并不时小声地议论。那一刻，唐薇红领悟到了做一个漂亮女人的全部骄傲。那天晚上，唐薇红沉浸在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中，她对她的男朋友说，幸福大概就莫过于此吧！
据沈经理介绍，唐薇红与她姐姐唐瑛一样，结过两次婚。先是嫁给浙江宁波的一个富豪公子，生了四个孩子。因夫家封建意识较强，唐薇红的第一次婚姻并没给她带来应有的幸福，后来便离婚带着四个孩子回到了娘家。当时有传言说，唐薇红的婆婆性格古板，不喜欢女人穿短裤、骑自行车、整天到处疯玩，甚至为了跳舞的事情还出手打过唐薇红。
唐薇红的第二任丈夫是浙江南浔庞家的公子哥儿庞维谨。庞家是南浔的四大家族之一，据唐薇红说，庞家的财产有多少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只记得前些年在一家拍卖行拍出的一幅字画，就值3200万元，而像这样的字画庞家还多得很。庞维谨是个玩家，与唐薇红结婚后两人便出双入对，终日辗转于上海滩上的各大饭店和舞厅，哪里有新玩12意儿就往哪里凑，奢靡的生活就连当时的青帮老大杜月笙都说“这两口子有些过分了”。
庞维谨因病早逝，留下唐薇红独自承受人世间的风雨。那时，新中国正在经历十年浩劫，动荡、凄凉与孤独伴随唐薇红度过了她的中年。她说那些日子最害怕的，就是红卫兵找上门拉她出去批斗。每天低着头，脖子上挂一块写有“资产阶级破鞋”的牌子，弯着腰要站好几个场子，耳边尽是呼口号的声音。到了夜晚一个人蜷缩在床上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着白天开批斗会的情景。唐薇红感叹她居然能够忍受那么多的屈辱挺过来，并再次听到百乐门奏响的舞曲。她说自己和上海的夜生活是分不开的，那些闪耀的霓虹灯其实就是她五彩斑斓的人生。唐薇红还说，她之所以喜欢百乐门舞厅，是因为这里映着她最光彩的流金岁月，无论是舞厅大门上的黄铜把手和猩红色的地毯，还是精致的西式转角楼，只要她站在那里，就仿佛又回到了从前，回到了那个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浪漫花季。
沈经理说，唐薇红依然保持着过去的生活方式，每天九点起床，喝早茶，吃各种酸甜味的水果，选用CHANNELNO5香水、HANNEL香水袋、FERREGAMO皮鞋、CD口红、CELINE衣服和LV手袋。她的舞姿优雅高贵，虽然现在陪她跳舞的已不是从前那些达官显贵，而是一些二十岁出头的年轻舞师，但唐薇红依然能够跳出她那一代人的品格和气质，让旁观者看了欷歔不已！
唐薇红现在不定期居住在上海、美国和香港三地。如果在上海，除了去百乐门跳舞，她就待在衡山路自己的花园洋房里，读读书看看报，与生活在国外的子女通通电话。她说人生就是这样，有享受，有思念，有孤独，也有忧伤，因此最要紧的还是在“享受”两个字上，只有好好地享受到了人生的快乐，才不枉来到这个世界走了一圈。
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应该是铜钱打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惘。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永远的“流言”
与张爱玲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交际花中，唯有陆小曼的一生是在流言中度过的。或许她本身就是“流言”做成的，就像张爱玲说的：“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情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
一代名媛陆小曼死的那天，上海的天空很晴朗，没有一丝儿云彩，只有从海上吹来的风透悉着偌大的城市，仿佛要吹散那些缠绕着她的众多流言。
陆小曼，名眉，别名小眉，原籍江苏武进，1903年农历9月19日生于上海市孔家弄，两岁时随父母迁居北京，因与观音菩萨同一天生，又长得眉清目秀天生丽质，故家里人都戏称她为“小观音”。陆小曼的父亲陆定山曾任财政部司长和赋税司长，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陆小曼父母共生育了九个子女，除陆小曼之外全部夭亡。因此陆小曼自小就备受父母宠爱，被视如掌上明珠。陆小曼受母亲的影响，从小喜欢艺术，精通诗词、绘画和音乐，擅长京剧和昆曲。就读北平圣心学堂时，已能熟练运用英、法两国文字和语言。17岁首次参加外经部接待工作，从此便开始了灯红酒绿的社交生活，并成为名噪一时的“绝代佳人”。
陆小曼19岁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西点军校时的同学王庚结为夫妻。王庚比陆小曼大七岁，曾与徐志摩同为北大教授，且关系密切。王庚在陆小曼父母的眼中，可谓是一个优秀的女婿，他不仅工作严谨，作风正派，而且十分看重礼仪和孝道。王庚曾对陆小曼说：“爱是要讲道德的，也是要对家庭负责任的。”但天性浪漫的陆小曼却不这样认为，在她的心里，王庚只是个不懂得生活的工作狂。据陆小曼的堂侄女陆宗麟说，她的姑姑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恋情，其实还是王庚促成的。那时王庚和徐志摩是好朋友，常常在忙得抽不出身的时候，请徐志摩代自己陪伴陆小曼，这样日子一长，陆徐两人就好在一块儿了。陆宗麟还说，陆小曼与王庚离婚时已经有了身孕，但为了徐志摩，还是坚持去医院堕了胎。这件事情对王庚的打击非常大，以至于影响到他后来没有再娶。
1925年陆小曼与王庚离婚，时年23岁，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社会名媛中的离婚第一人。陆小曼和徐志摩的恋情遭到了包括双方家庭在内的各方面强烈反对，一时间流言四起，大家纷纷指责陆徐两人不道德的行为。即使后来二人冲破阻力结合在一起，也没能得到更多的原谅。作为证婚人的梁启超在陆徐婚礼上是这样说的：“你们都是离过婚的人，总是要结婚的，都是用情不专，以后要意志悔悟，祝你们是最后一次的结婚。”有人说梁启超的话很有威慑力，所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也不敢再结婚了。
1926年陆小曼和徐志摩结为夫妻，但婚后生活并不幸福，两人无论性格、志趣和爱好都无一相同。陆小曼继续过着纸醉金迷的交际花生活，而徐志摩则陷入了终日为赚钱疲于奔命的烦恼。查阅相关资料可以看到，那一时期的陆徐生活，除了吵闹和彼此伤害，几乎就没有别的了。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因经济拮据，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回沪。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两人刚见面就大吵一场，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不听徐志摩让其戒烟的劝阻，大发脾气，将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致使徐的金丝眼镜掉到地上，镜片被打碎，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1月18日，徐志摩到南京打算乘张学良的飞机回北京，因张的行程改期，徐志摩为赶上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举办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讲座，匆忙间搭乘一架邮政机飞北京，因大雾影响，飞机于19日中午12时30分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无一生还。那年陆小曼29岁。
应该说，陆小曼是在徐志摩命丧黄泉后，才意识到两人间那份爱情之珍贵的。那时的陆小曼除了内疚，还有着万千的悔恨。“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这是1932年陆小曼送到海宁硖石召开的徐志摩追悼会上的一副挽联（因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阻止，陆小曼没能到现场参加追悼会），从中可以看到她那颗破碎的心。而后来撰写的《哭摩》《随着日子往前走》《中秋夜感》等文章，则更是表达了她对徐志摩的深切怀念。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曾回忆说：“小曼是爱志摩的，始终爱志摩。他飞升以来，小曼素服终身，我从未见到她穿过一袭有红色的旗袍，而且闭门不出，谢绝一切比较阔气的宾客，也没有到舞厅去跳过一次舞……在她的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她总要买一束鲜花送给他。她对我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她还在玻璃板下压了一张她用正楷写的白居易的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尽管如此，来自各方的压力依然紧追着陆小曼。尤其是陆小曼因生活所迫，与翁瑞午同居后，使得过去的许多朋友都纷纷与她断绝了来往，就连胡适都忍不住对陆小曼说，只要她与翁瑞午断交，以后的一切全部由他负责。但陆小曼却没有答应，她坚持自己的事情由自己解决。其实，那时的陆小曼已患上了一种叫“跳病痒”的病，发病时心痛、昏迷、说臆语，并且还有严重的便秘，在翁瑞午的影响下，陆小曼开始吸食鸦片，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的陆小曼《履历》上有这样一段话：“我29岁时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35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还多了一个小孩子的开支。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女儿给他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
昔日一掷千金的交际名媛，能够承受生活的磨砺，于流言缠绕下坚强地活着，无论如何是令人钦佩的。作家王安忆曾说：“流言就好像一种无声的电波，在城市的上空交叉穿行；它们还好像是无形的浮云，笼罩着城市，渐渐酿成一场是非的雨。”陆小曼无疑是在这“是非的雨”中艰难度过的，就像她的好友王亦令为其撰写的挽联：“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1965年4月3日，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63岁。虽然与丈夫合葬在一起的心愿因徐家人反对终未能实现，但陆小曼这个名字却与徐志摩永远地连在了一起，成为了现代中国文人最浪漫的一段传奇故事。
1988年，陆小曼的堂侄、堂侄女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为其建造了纪念墓，墓碑上书“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并嵌有一张陆小曼年轻时的照片。墓地四周青松环绕，这位在流言中走完一生的女人，至此总算有了一块可供安息的地方。
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粒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
浮花浪蕊
她们是旧上海美的“别动队”，是一座城市的花蕊和梦幻；她们的过去足以牵动我们回忆的神经，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