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新上海滩上的『女人花』(2)
肥猫还告诉我，喵喵的“妹妹相”是她的护身符。每当家里的人和朋友同她谈起婚姻问题的时候，喵喵就会嘟噜起一张娃娃脸对所有希望的人说：“阿拉还小啦。”弄得对方一下子便没了脾气。久而久之，喵喵在这件事情上也就我行我素起来，她可以有时间去“挑”去“拣”了，因为她的内心常常告诉她：“阿拉还等得起。”
喵喵是受着上海的潮气长大的，所以也就很湿润。她说其实自己的伤感很多都是毫无道理的，比如对着一面墙无端地想哭，或者在某个弄堂口遇见一条流浪狗，喵喵就会想到自己的人生，想到很远也很模糊的将来。喵喵说她很少一个人出去玩，在她的世界里，热闹就是幸福，人多就是快乐。
喵喵喜欢约朋友转南京路，也喜欢去徐家汇的地铁商场。她说她并不看重名牌，买东西最要紧的是适合自己。因此，喵喵的衣柜里既挂着GUCCI和BURBERRY，也堆放着时下流行的广货。她说穿在身上的不是牌子，而是色彩和款式。
喵喵买完东西，就和朋友到某个咖啡馆或酒吧坐坐，一来缓冲一下疲劳，再者就是聊天。喵喵聊天是跳跃型的，她能够从地下聊到天上去，就像她设计的那些数码动漫情节。难怪肥猫说和喵喵聊天像是在坐宇宙飞船，稍不注意，脑袋都要整晕。肥猫还说，喵喵的甜和她的饮食有关，喵喵不但喜欢吃冰激凌，还喜欢吃加糖的西红柿炒蛋。对此，喵喵不置可否，她认为吃甜食是上海人的饮食习惯，就像四川人喜欢吃麻辣味一样，没有什么特别。
喵喵不太关心身边的事物，既不知道上海市的市长是谁，也不了解从松江到乌镇的路程有多远。她在乎的时尚也基本上是从网络看到的，而对于大街上的见闻却报以不屑的态度。喵喵说肥猫对事物过于热情，适合做居委会的工作。肥猫则认为喵喵应该加强社会责任感，到生活的各个角落去体会人生的丰富含义。那天，在我的采访快要结束的时候，喵喵和肥猫又争执了起来，焦点是人到底应该怎样活着。
实际上，了解喵喵的人都知道她心中的秘密，那就是喵喵对未来婚嫁的设计，她的底线是：男方购房不小于90平方米（最好是无贷购买），周边交通要便捷，老公要帅，但又不能很帅，公公婆婆要有社保医保，自己最好是能玩到30岁才出嫁。
当然，喵喵也有孤独的时候，比如去华东师大上学，喵喵坐在或拥挤或宽敞的公共汽车上，就会把自己交给车窗外的风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街道两旁的树木和楼房都是湿的，倒影在水淋淋的地上更湿，湿得变了形，喵喵从那上面穿过，就像是在童话里。
喵喵是在吃晚饭前离开的，她对我说有个很重要的约会。那时肥猫已钻进了厨房，她扯着亮嗓子喊道：“喵喵，你今天不吃我做的清烧桂鱼，肯定终生后悔。”喵喵听后没有立刻回答，她轻轻地走到厨房门口，用她那精致的鼻子使劲地嗅了嗅，做个怪相然后道：“又是四川做法，好大一股酱油味儿啦！”
陈岚尼，女，1957年生于重庆，离婚。2002年5月到上海，上海《外滩画报》创始人、总编辑。
陈岚尼：
我在宛平路租房子住的时候，对上海还谈不上了解。那时正值夏天，天气热得让人难受，坐在公交车里看着一条条喧闹的街道和匆忙的人流，就老想起重庆。重庆的热是轰轰烈烈的，有些振奋人心，上海不同，上海的热是种折磨，它直抵人的内心，仿佛是在考验人的意志。我那时就穿行在上海的热浪里，一门心思地筹办这本画报，想再一次地证明自己。当然，这一切都和自己负气离开成都有关。
说到离开成都还真的勾起了我的一些难过。是啊！都五年了，整整五年了！那时我才45岁，我的头发还保持着天然的光泽，我还能想起在府南河边喝茶时的悠闲和宁静。但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过去了的东西再好也只能留下些记忆，和未来没有多大的关系。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不恋旧，其实恋旧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常常在梦里享受恋旧的快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说的恋旧与未来没有多大关系，主要还是指一个人的工作。
我曾经在成都创办了颇具影响的《商务早报》，尝试了媒体市场化带来的诸多好处，但由于种种原因，这张报纸最后停刊了，我被安排到《成都晚报》当副总编辑，终日无所事事，仿佛是提前退休了一般。这样的落寞，风言风语也就在所难免了。也正是如此，我决定开始第二次创业，我觉得我还年轻，不应该消沉下去，我应该活得健康、向上一些。
上海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这里的人文环境和时尚潮流，都比中国的其他城市更吸引我。我曾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陪同美国黄氏集团的黄先生一行到过上海，那时还没有高架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摩天大楼和电梯公寓。我住在太平洋酒店，大街上白天的喧嚣和酒店夜晚的流光溢彩包围着我，让我毫无顾忌地呼吸着这座东方大都会浪漫的气息。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生活在了上海，能真正地融入这座城市吗？
我很庆幸很早就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因为事实证明要真正融进这座城市是不容易的。从外表看，首先是饮食习惯，语言交流。上海人的生活和骄傲是由历史决定的，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这个圈子既代表上海人的利益，也反映上海人的保守。其次是人情的淡薄。普通的上海人很少关心时政，他们崇尚如何赚钱和时尚消费，比如买房、炒股、享乐。《外滩画报》本来一开始的定位是办成一本具有时政影响的刊物，但这似乎不太合上海人的胃口，后来也就改变办刊方向，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我的生活是和工作分不开的，每天从陆家嘴的家开半小时车到画报社，中午在单位随便吃点东西，到下班回家就差不多七八点钟了，如果碰上什么特殊事情会更晚。因此，我的生活不仅简单，而且还重复。当然，我也会在适当的条件下作一些调整，比如在休息日逛逛商场，学学英语，去衡山路的酒吧坐坐等等，使自己的精神能够得到放松。
我是重庆人，从小吃惯了麻辣的东西，对上海的饮食确实还不太接受。所以这些年除了工作需要在外面就餐之外，我都是自己下厨。我几乎知道上海每一天的菜价，知道什么季节买什么菜便宜。有时老家来人，我都是在家里招待，可以说我现在做菜的手艺，一点都不比餐厅里的厨师差。
至于说到家庭，我的确很想有一个。这么多年地奔忙，有时也觉得挺没劲的，干出了成绩又怎么样啊？就像是一个人站在舞台上似的，不知道是在为什么？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心里真还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我也是女人，女人都有倾诉的要求，要倾诉就得有个人来听啦。但我也知道这不是一件急得来的事情，就我社交的圈子而言，要么是已经成家的领导，要么就是很年轻的员工或者同行，所以很难有合适的选择。
当然，我相信一个人的一生是藏着许多缘分的，尤其是像我这样的女人，如果没有缘分就不可能干媒体工作，也就更不可能到上海。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匆忙的世界里，我是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半的。
刘道兰，女，1972年生于安徽省淮南市，已婚。2002年到上海，从事小区垃圾清理工作。
刘道兰和她的老公牛大哥住在澳门路460弄19号一间只有14平方米的房间里已经三年了，在这之前，他们住在条件更差的古浪路356弄35号。刘道兰每天清晨4点多钟起床，沿着陕西北路澳门路交口一带，抡起粗大的扫帚清扫街道。刘道兰说上海的太阳之所以出来得早，是被她扫出来的。
刘道兰由西向东听着扫帚摩擦水泥地发出的沙沙声，就会逐渐看到一些早起的人，他们有的穿着短裤、运动鞋开始晨跑，有的拉开临街的卷帘门，准备生火卖早点，还有的则什么也不做，坐在屋门前的板凳上抽烟，脸上毫无表情地看着刘道兰打眼前划过。
刘道兰干完扫地这件事，街上的人就多了起来，送牛奶的扯着大嗓子一声一声地吆喝着，弄堂里还多了些涮马桶的声音，水龙头也刷刷刷地喷个不停，一切都醒来了，只有刘道兰在开始发困，想昨夜里没有做完的梦。
刘道兰说她常常在这时回到家睡上一个短暂的回笼觉，等到上午那一拨上班的、上学的和买菜的都闹腾完了，她才又拎着扫帚来到上海今村（珠宝）大酒店斜对面的垃圾站，一边清理，一边收荒。刘道兰说她扫地每月能挣700元，加上收荒所得，一个月总有一千一二的收入。牛大哥每月也有一千多的进账，两人除去每月300元的房租和吃喝，还能节余1500元左右，比在老家干强多了。
刘道兰的老公牛大哥是1986年来上海的，那时的牛大哥，身子还没有现在这样壮，他跟在一群小老乡的身后，在闸北新客站和中远两湾一带拾捡破烂。他们像游击队似的，今天在东明天在西，有时还因争地盘与另一群外乡人大打出手。这样干了几年后，牛大哥逐渐上了道，有了捡破烂的经验，也有了固定的销售渠道，他再也不用跟着别人吃了。牛大哥干起了单帮，他选中了苏州河以南的普陀区作为自己的“根据地”。那些年，无论是在宜昌路、西康路，还是陕西北路，都能看到牛大哥的身影。刘道兰说，家里能有今天，都是牛大哥拼出来的。
刘道兰和我拉家常的那个上午，牛大哥刚刚与人吵完架。他站在一边气呼呼地对我说：“那几个小年轻也太不讲道理了，天天都是凌晨一两点钟回来，闹得人简直无法睡觉。说他们两句还不服，真把我惹火了，看我怎么……”牛大哥看了我一眼没把话说完，那意思是“算了，给你说也没用。”刘道兰后来告诉我：“他人挺好的，就是容易上火，牛脾气改不了。”
刘道兰的孩子在安徽的老家读书，这也是刘道兰最难割舍的牵挂。她说自己已有两年没回去看孩子了，也不知学习成绩到底怎么样？她看着身边堆着的破烂说，过几年还是要回去的，待在上海毕竟不是长久之计，现在只是想多挣些钱，等孩子高中毕业了，也就没什么操心的了。她还告诉我，她的妹妹也在这一带做家政，过些日子她也准备去兼做那一行。刘道兰在说这些的时候，眼里充满了一种满足，仿佛在对我说另一句话：“只要有事情做，就不必担心什么。”那时牛大哥又走了过来，他笑呵呵地对我说：“谈好了，他们说以后下班回家来轻点，不闹大动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