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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
严歌苓的《无出路咖啡馆》我等了很久，但拿到的时候有点失望，因为我没看到我渴望的文字。我现在还记得前几年她写的《扶桑》——一个一百多年前漂洋过海的中国妓女，因为严歌苓的文字区别于日本《望乡》中简单的凄凉：“她能让每个男人感受洞房的热烈和消除童贞的隆重……一个旧不掉的新娘。”
《无出路咖啡馆》取材于严歌苓的亲身经历，她和美国外交官的爱情被质疑上了间谍背景，故事因此展开。也许，这段跨国的爱情过于逼真和奇异了，没给严歌苓留下舒展文字的空间？但女人用故事来表达自己总有些性别上的错位，好像说评书，会让精致的文字插不上嘴。有人说过，让女人研究哲学是对哲学和女人的双重损毁。因为哲学是形而上的概念，而女人有形而下的体验，后者一旦有前者介入就难以亲近了。女人之于故事也一样，不管是绘声绘色还是煞有介事，多少会糟践女人的阴柔和温软。严歌苓之所以是严歌苓，绝不是因为她曾经讲述的故事本身，而是因为她时时让人倒吸一口气的精彩文字：“……扑空的盲女跌倒了，红苹果全翻在雪地上，红的污了，像雪地溃烂了一片。”（《卖红苹果的盲女子》）“那尖锐的色彩凿子一样将她三十七岁的表层凿了个缺口，青春哗然涌出。”（《红罗裙》）其实严歌苓也早就说过：“我又是总瞧不起仅仅讲好听故事的作者，他们使我想起文学的初级形态：说唱文学。”严歌苓这回有点串行！
我也因此想起小时候常会遇到的情景，那会儿的电影还是百姓惟一的娱乐形式，经常有人看了电影回来站在院子里讲：“有一个男的吧，还有一个女的，他们两个搞对象……”人们都竖起了耳朵，戴围裙的，添炉子的……被摘录或者提炼成纯粹情节的电影更适于这种维持温饱的环境，那是可以夹带着小肚、啤酒的厚道和浓香一起下肚的谈资，只是不能把玩。好在那会儿的电影也没有可以绕梁的余音，人们也还没有把玩的余力和雅兴，要是搁现在，一个热衷于故事的看客能从《花样年华》或者《我的父亲母亲》当中说出什么呢？
买严歌苓新书的那天挺失望，我发现书店的柜台上已经摆满了成功改编成电视剧或者因为成功的电视剧而改编的新书，封面是电视剧中的明星，据说卖得挺火。故事或者情节成了引导人们接受书籍的一个理由，是文字的悲哀，倒也是购买者的幸事，因为我就此知道：我要的文字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