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严歌苓作客新浪谈《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我觉得能写什么样题材的小说，最重要的是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永远敞开对别人的经验。
2006年3月10日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做客新浪谈最新长篇作品《第九个寡妇》。这部历时5年完成的小说内容源于上世纪40-80年代流传在中原农村的一个真实传奇，讲述了小寡妇王葡萄自幼在孙家做童养媳，一次运动时将地主公公从死刑场上背回，藏匿于家中红薯窖里，一藏二十年。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聪慧，使自己和公爹度过了一次次饥馑，一次次政治运动带来的危机……
一、重要的是永远对别人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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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非常荣幸请到的嘉宾是著名旅美作家严歌苓。大家可能对她不太熟悉，但是一定对她的两部作品非常的熟悉，一部是《天浴》、一部是《少女小渔》，都是由她编剧的。
严歌苓：我作为编剧的本身它们也是小说。
主持人：大家已经见到了严歌苓。您以前做客过新浪吗？
严歌苓：做过一次，好象是《谁家有女初长成》。
主持人：我看过您的一部《花儿与少年》，你好象非常的高产？
严歌苓：不算高产。
主持人：最近在新浪正在连载的最新长篇小说是您的第几部长篇了？
严歌苓：不太记得，应该算第九部。
主持人：刚好这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叫《第九个寡妇》，我刚看到小说的题目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叫《第九个寡妇》？
严歌苓：九是一个最大的数字。
主持人：跟小说的情节也有一些具体的联系吗？
严歌苓：因为我想当时有九个女人救八路军，我觉得在这个数字上比较可能。
主持人：不是随便起的名字？
严歌苓：写英文小说的时候，第一稿是用英文写的，用的是12，12这个数字也比较有趣，是一打的意思。
主持人：实际上是一种刻意的选择数字？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看了这部小说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觉得是离您个人生活比较远的，因为是农村题材，历史跨度也非常大，从抗日战争写起。您是如何把握自己并不熟悉的题材？
严歌苓：也不是说我不太熟悉。是因为我没有在农村生活过，但是我的前夫是李准的儿子，在他们家生活了8、9年，和他们家的亲戚接触，包括后来我为了《第九个寡妇》这个故事到他们的老家农村生活。他们家对我的影响从文化到语言上，从20岁到现在都有非常深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我写起来还是很自信的。
主持人：此前您也写过很多其他的小说，像《花儿与少年》是写海外中国女性生活的作品，您觉得您能写各类题材是和您个人的经历有关系吗？
严歌苓：应该讲都和我的经历有关系，有的不是直接经验，有的是间接经验。我的直接经验应该讲还是比较狭窄的，在海外读书和做一个主妇没有太开阔的生活面。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直接经验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对别人的生活感兴趣，永远敞开对别人的经验是最重要的。
主持人：我看《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的时候，看到很多对农村生活非常细节的描写，比如种地、喂猪、动物和饥饿等等，这种东西也是靠想象的吗？
严歌苓：不是啊，因为我在农村生活过啊。我在写这本书之前就看了李准的太太写的一本书，现在这本书出版了，大家可以去读一下，叫《老家旧事》，里面写了很多农村的生活细节，这些生活细节我也经常听他们夫妇讲。我两次到河南农村生活的时候，我也亲自去感受了。我觉得写起来历历在目，一点都不陌生。而且我本身是当兵的，过去当了13年的兵，也常常到农村去，当然那时候去的是四川农村。
主持人：您刚才说您的作品不多，但是您的长篇小说已经写到第9部了。那在您眼里什么样是多的标准呢？
严歌苓：多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就多，因为其中我在美国留学读书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实际上很有收益。还有电影创作，占用了我的很多的经历和时间，有时候甚至觉得不值得。
主持人：您不喜欢写电影吗？
严歌苓：我承认不是很好的电影写手。
主持人：但是您是美国编剧家协会的会员？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查过资料，写编剧应该是您的职业？
严歌苓：对，很多人都说他的职业不是他干得最好或者不是最爱干的。我最爱干的是写小说。而且职业编剧在美国也不是要求特别严，不是现在每天都要上班的概念，就是所谓的职业编剧，只是我能够荣幸的进入这个编剧家协会而已，他们也不发我工资。
主持人：不发工资？我以为发工资呢。实际上您在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影视界的影响力是靠您的职业编剧身份，还是靠编剧过《天浴》和《少女小渔》这两部电影作品呢？
严歌苓：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还是靠我的小说。
主持人：那您觉得获得过最佳编剧奖是因为您的小说吗？
严歌苓：不是，那是因为编了两部电影，而且是受雇于大的制片公司。
二、王葡萄式的女孩令我着迷
严歌苓：我对“王葡萄”这样的女孩子非常着迷，这和她们的青春、单纯、鲁莽，还有年龄都有关系。
主持人：我看您的《第九个寡妇》作品的时候，有点不像女作家写的，女作家从题材上大部分不愿意脱离自身的经历写作的，另外,它所贯穿的历史跨度和社会背景的变迁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您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作呢？
严歌苓：我写《扶桑》就是一个很大的题材，是史诗性的东西，《雌性的草地》也是这样，还要出来的《一个女人的史诗》，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来也是一个历史跨度很大的小说。我非常喜欢有跨度的东西。
为什么写《第九个寡妇》这样的小说呢？因为我听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南西华县，二十几年前听我前夫的大哥讲过这个故事，他当时也看过这个案子的卷宗，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非常非常震撼。
主持人：很有传奇性？
严歌苓：不仅有传奇性，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使您对一个国家、一段历史认识的故事。我当时听了以后觉得这个故事让我想了很多，当时我并不觉得有文学的审美价值。这么多年以后，我觉得这个故事始终是在我的记忆里萦绕不散，我就想我应该写这个故事。后来03、04年我两次去河南农村，偶尔之间我就问他们，你们听说过这个故事吗？他们说当然听说了，就在我们附近，这是一个很有名的阶级教育的大案。
主持人：可能很多网友还不知道，这个故事震撼人的地方就是一个女孩王葡萄，小说的主人公王葡萄把公公藏在地窖里保护了30年是吗？
严歌苓：从土改镇压躲起来是50年代初，到出来是地主政策落实是78年底，一共是20多年。这个故事原始是70几年的时候，事发了，被发现了，这个地主出来以后就吓死了，自己连病带吓死在监狱里了，这种结局我不太喜欢，就改成了现在小说的结局。后来他们带我看了藏地主的红薯窖，当时连着两个月下大雨，红薯窖就塌了，窑洞也塌了，但是可以看出当时的样子。我回来就跟我大哥说，我说我去参观了，他说不对吧，这个故事发生在西华县黄泛区。
原来河南有两个这样的故事，类似的，一个是藏的不是公公，是一个姐姐藏的弟弟，另外一个是全家人藏的老父亲，当然跟我这个故事不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基本上是相同的，后来就说生产队长知道，村里一些人知道，也帮着一起障眼法，这些基本上都是真实的。我觉得这个故事本身是带有很强烈的戏剧性。
主持人：谈这部小说故事的时候，我想起《花儿与少年》，《花儿与少年》女主角的经历跟您接近，您是不是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中都做一种尝试呢？
严歌苓：我觉得我写故事从来不是说尝试，没有什么很清楚的想法，就是我对这个故事兴趣浓烈，这两天有激情就把它展开了，写起来了。像《第九个寡妇》是我20多年来，一直是对这个故事常常会……突然这两天故事就出现了。这样的故事不管从政治见解等各种各样的方面应该和我本人是一种投缘吧。
主持人：实际上难得的是这个故事在您心里酝酿了很多年？
严歌苓：对。
主持人：这部小说和以前的小说有非常大的相同点，它还是从女性视角切入的小说，这是不是您一贯的写作方法？为什么没有尝试男人的视角？
严歌苓：我还不敢用男人的视角去写，而且这部小说有男性视角写的女性，也有女性视角写的男性。这部小说和《扶桑》和《雌性的草地》的都是全方位的视角。但是我主要是从女性的视角去写。
主持人：对，读这篇小说大部分都是以王葡萄主要的视角写作的。
严歌苓：对，她看世界多一点。
主持人：谈到王葡萄这个角色，这部小说开头的时候她面对日本人刺刀的威胁，完全处惊不乱，后来她能做出把公公藏在红薯窖里28年的事情，作为一个女孩都是非常有传奇色彩的，一般的女孩是胆小、怕事的，她特别勇敢，同时她离我们日常生活对女孩的判断比较远一点，您是如何把她的行为写得有合理性呢？
严歌苓：我觉得你说的是你周围的这些女性、邻居的女性做比较，我设想的女性，是文学的女性，文学毕竟是文学，是文学形象，她有高度的可能性，咱们今天并不是写纪实性文学。我对农村女性的观察，我对她们的熟悉程度，比如有一些四川到这里打工的女孩子，我在四川当兵在农村做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在农村拉练的时候接触的农村的女孩子，她们是无知无畏，她不懂外面的世界多么狰狞，这样可以推理出王葡萄存在的合理性。
主持人：她作出的选择不是因为想得多。您如何构筑这样的脉络让读者相信她存在的合理性。
严歌苓：这个就不由我评判了。
主持人：您刚才解释王葡萄的性格，您对她们的性格有什么样的感情呢？
严歌苓：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至少我这样的人不会像她们那样，我不会简简单单跳上一个车子就打工去了，也容易被拐卖，拐卖以后在险恶的情况下生存下去。这些都不是我性格里面有的，而她们常常是思考与行动一起发生，有可能是思考拉在行为后面，这样的女孩子，我对她们非常的着迷，这和她们的青春、单纯、鲁莽等所有的东西都有关系，比如我当时是一个年轻的小女兵，我们非常渴望到藏区和藏族人打交道，但我们一再的告诫说不可以，我们也鲁莽的去，这和年龄也有关系。
网友：严美女，很喜欢你的作品，与国内很多出名的作家相比，这些年你长期在海外，没有在国内得到应有的地位，你有这种感觉吗？
严歌苓：我离的很远，我很少去听我自己是在什么位置的人，我只管自己写自己的，写得快乐就可以了。
三、好作家一定不会滥抒情的
严歌苓：我是学了很多写作技巧，但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才是学到手了。
主持人：您写作的理由是为了快乐吗？
严歌苓：一个是快乐一个是赚钱。
主持人：您觉得写作可以实现赚钱的目的吗？
严歌苓：我通过写作得到生活的一切。我觉得有经济上的独立是很重要的。
网友：为什么给女主角起王葡萄这样一个名字？除了她以外还有另外8个寡妇，在故事中根本就是一句话带过，我觉得有点可惜。
严歌苓：因为这个故事毕竟只是写王葡萄的故事，她把公公藏起来这18年是很重要的生活，这段恰恰没有写透，她和她公公两个人在其中的很多变化没有写。评论家跟我讲是比较可惜的。王葡萄的很多篇幅是通过王葡萄的个人经历来映照了一个社会的农村的整个发展变化。这个是我写的时候着重写的，反过来用社会的发展映照小洞穴里的生活，是两面相互映照的。对那几个寡妇，我觉得我的着重点不是在写她们，我确实只是想提一、两个就行了。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映照关系的时候，我不知道写作的时候是不是预先考虑这个问题，很多人跟我讲严歌苓是一个非常注重写作技巧的作家？
严歌苓：应该讲我是学了很多的技巧，技巧学到最后，用起来得心应手不会出现痕迹那就是学到手了，如果看到技巧的痕迹就是学得不太好。
我跟很多人讲过，其实懂技巧的人在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轻易就转过去了，这条路就走通了。我写东西是很快的，也许就是没有技巧上的障碍。
主持人：您觉得解决了这个问题？
严歌苓：对。
主持人：我觉得您在叙述上非常节制，有些可以铺张或者是可以渲染的场面一下子就过去了，比如王葡萄的丈夫死在她怀里的时候，可以渲染悲痛的场景，但是您只写了王葡萄抱着他，她身上有血就描写过去了，为什么？
严歌苓：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一定不是滥抒情的，一定要节制。包括我们电视上有些广告的腔调，我觉得有点过分的抒情、过分的昂扬没有道理，不是一个人类的声音。我觉得应该更有平常心一点，不要动不动就煽情，有点文革遗风，动不动就控诉什么、激情什么，有点慷慨激昂的腔调。这种东西不在我身上，我自然而然的就这样写。
主持人：有一位作家这样讲，他写作的时候，他非常激动和兴奋写得非常顺的时候，反而会怀疑自己？您这样吗？
严歌苓：有时候会，我住在加州海滨的时候，有时候会出去走一走，让自己冷却一下。
主持人：是当您遭遇激情的时候，会让自己冷静下来继续写作？
严歌苓：我可能也会写下激情，但是以后会划掉，有时候激情是难得的，让它宣泄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可以校对，觉得这一旦过分的滥情可以删除。
主持人：原稿和我们看到的书一样吗？
严歌苓：我是用铅笔写的，很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改。就是改错字，打字打出来一边校对一边整理，毕竟打出来有很多错的地方。
主持人：为什么用铅笔？用电脑写有障碍吗？
严歌苓：中文打字有一些不直接的过程，总是涉及到挑字，五笔和音律又有隔阂，我觉得不是一个最最理想的写作状态。写东西乐也乐在一笔一画的感觉，非常有乐子。
主持人：用英文写小说是用电脑吗？还是用笔？
严歌苓：因为我英文拼读很差，经常拼错。最开始用铅笔写，但是后来用电脑写。
主持人：有些作家说，用笔写比较有感觉。我觉得你作为女作家已经很厉害，这么高产，写这么多的东西？
严歌苓：应该讲我自己写东西很快，《第九个寡妇》实际上写作的时间就2个月，写所有的东西都是很快，因为我不改，就是一遍成。
主持人：一天可以写多少字？
严歌苓：应该讲工作就是工作半天，工作到1点钟吃午饭，大概写五、六千字。
主持人：很高产了，长期保持这种状态很难得的。
严歌苓：全部写完了就放松了，那种感觉就是小神仙。
主持人：再谈回到这部小说《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里面在语言中有一种方言的使用，是刻意的吗？设计过吗？
严歌苓：我特喜欢河南的方言，可能跟和李准生活过有关系，自然而然把方言放进去了。河南方言简洁、有力，别的地方的话代替不了。还有四川话我也太爱了。
主持人：您自己是哪里人？
严歌苓：上海人。
主持人：您觉得两种方言能驾驭好吗？
严歌苓：上海话的幽默恰恰写不到文字中，损失特别大。北京话北方语系的话，非常占便宜，可以写到小说中。
主持人：《第九个寡妇》很明显的方言色彩。我碰到了好几个人是您的粉丝，有些网友对您的小说也持有不同的看法，说您的小说特别注重心理细节的描写，这些描写显得有些地方有些失真。您在《第九个寡妇》中说日本人对王葡萄说“假如你这样的小姑娘舍自己的亲人救你们的抗日分子，那你们的民族还不应该亡。”这位网友说这样的话说出来不太合理。
严歌苓：首先日本指挥官是画地图的，这个时候离抗日战争结束只有1年了。这样的文职军官四五十岁，应该是这样的，我存心这样写的。首先是让这位日本指挥官跟别人不一样，还有一个是暗示战争快结束了。
主持人：刚才您谈到您的写作只凭直觉，但是通过讨论，发现你小说的细节是做了非常细致的设计的，两种思维如何结合？
严歌苓：写的时候来不及想这么多，我不是说把人物表列好，每个人叫什么名字想好，很多写完后来发现名字又改过了。写完以后才觉得自己是别具匠心，我是这样写的，我在自己的潜意识里有这样的想法。因为一是我写东西很快，二是我觉得第一天的工作很重要，一铺开卷子，第一句话如何写很重要，而不是这部小说的整个架构要写什么重要。这个小说的开始，第一句话的冲击力如何，如何往下开始非常重要。我太相信一个人的生理状况与一部小说的关系了。
四、西方让我重新反思汉语
严歌苓：我特别迷文学，这是我不可以骗自己的，我很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如何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旺盛的创作生命力？我大概是1997年看到您的第一部小说，现在快10年了，不断在出新的作品。
严歌苓：我想第一作家对写作这桩事情觉得很好玩，你特别爱这个事情，每天想去做一下子。我这个人比较迷信，我觉得写作这种生理状态和精神状态对我来说是影响我的新陈代谢的，如果没有这桩事情我的新陈代谢乱七八糟，我找不到节奏，我吃饭吃不好，我整个的感觉都不对劲。因为我长期做了这件事情，只有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才能健康，才能使自己什么都对劲。我特别迷文学，看了很多好的作品，我也想作为一个好的文学分子加入进去，这是我不可以骗自己的，我很想成为一个很好的作家。
主持人：您在写作的问题上想过出名的问题吗？
严歌苓：当然想过。我当时想的是好玩和生存，只有出名才是好卖，好卖才能达到生存的目的。
主持人：现在实现这个目的了吗？
严歌苓：我首先是不违背我的兴趣，比如他们说那种小说特别好卖，根据我的技巧可以写那种小说。或者说哪种哪种题材卖得特别好，比如都市言情，农村题材卖不出去，我不会因为卖不出去而去写言情。假如真不行，可以写电视剧，这种事我不会干。挣钱而不好玩，好玩儿不挣钱，这都不会，我的理想是两方面构成的，必须两方面都能实现才能称之为理想。
主持人：刚才您说了自己受喜欢作家的感召，也希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分子，您喜欢的作家是谁？
严歌苓：我喜欢的作家都是70年代最活跃的，现在基本上都老了，或者是去世了。70年代以后美国和世界上都没有什么好的作家了。现在剩的就是拉丁美洲的一些作家，英文作家很难找到一些好的作家了。印度有一些好的作家在目前。我最喜欢好的作家实际上目语很多不是英文写作的作家，我喜欢的一个是纳博科夫、康拉德、昆德拉前期是非常喜欢的，马尔克斯我极其喜欢。美国有几位非常非常好的作家他们不幸都去世了，索尔·贝娄等等。
主持人：您看的都是英文版的？
严歌苓：像索尔·贝娄也读过中文版，觉得在翻译中遗失了不少。
主持人：《天浴》和《少女小渔》都是英文写的吗？
严歌苓：也用英文写过。
主持人：从母语汉语转为英文写作这个是不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严歌苓：最开始觉得困难，后来有时候有这种念头出现，觉得这个语言假如能用英文讲出来多精采，因为这两种语言都有最妙最精准的表现方式。这两种语言不会在同一个词上达到那么精准和幽默。我觉得在这种念头的激励下，我对一个词这么欣赏，我一定要把这个词用到我的小说中。最开始试着写的时候有困难，后来写惯了，特别是好莱坞的这几个本子锻炼出来了。我觉得也像过关一样，过关也就过去了。
主持人：驾驭两种语言，汉语和英文有区别吗？还是有两套体系单独运行？
严歌苓：英文比汉文当然要慢了，写英文应该讲不如汉文这样写得这么复杂、这么丰富，用词这么高级。汉文可以用非常少见、冷僻的都可以用，因为我很有把握。但是英文不敢用冷僻的，有时候反而用觉得这个人很做作。第二语言的作家人家会觉得你语法刚刚弄对，你就弄出这么一个繁文缛节的词来了。
主持人：怎么过关的？
严歌苓：绝对过不了这关。纳博科夫人家都批评他的英文，觉得不够自然。我的意思不是我像纳博科夫一样，我差的太远了。即便到他的程度也不敢对着美国的大众读者来说你们都不懂我的英文。这是一个不可能过的关。
主持人：我记得在1997年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你的作品是布老虎丛书中出了您不少小说，当时国内对您比较陌生，对海外作家的群体都比较陌生。现在不同了，包括哈金、虹影在国内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如何评价中国在海外的作家群体？
严歌苓：证明了中国的开放时间更长了，海外作家发现中国的读者群绝对不可以失去。中国的读者对海外的生活和海外的作家感兴趣，是多方面的原因。
主持人：这是双方的需求，国内也需要海外作家，海外作家也需要国内的读者群。西方的经历带给您的写作什么影响？
严歌苓：带给我对文字重新的反思和欣赏。在这个语言中生活的时候，往往对这个语言有多么美是什么性质的，比如是从象形文字出现的视觉语言，这点从来没有悟到过。到国外是听觉语言，这时候我才发现国内的语言的优势和弊端。还有东方宗教和西方宗教的差异，还有由于这些差异引起的伤害，都对我写作有影响。
主持人：我记得在《花儿与少年》就提到文化差异对人的感情世界的影响。但是在这部新的长篇《第九个寡妇》似乎完全像一位中国本土作家写作，使用了很多的方言，没有海外生活的痕迹或者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痕迹，有没有在这部小说中刻意回避西方文化？
严歌苓：虽然用的是土的语言，但是视角不是完全纯粹中国的，它故事很大胆，把久久不愿意谈的问题——土改，讲这个故事也是在海外生活的人心理障碍少一点。还有看问题看到的是什么，实际上不是着力于写这个事件本身或者是写中国的50年的农村的变化。着重的是写这样一个女人的哲学和历史观。因为你站得很远，你就有这样一个心理距离，这样一个实际上的空间距离，才对很多很多东西重新的来追问。就是很多事情，朋友、情仇、好恶、善恶等等，很多东西由于历史发展大浪淘沙，很多东西颠覆了又被颠覆。在这个女人身上很多东西是不变的，包括天伦的，包括人本身的善恶标准是不变的。走马灯似的走来走去在她看来实际上是不重要的，什么是她重要的？是她觉得重要的东西。
主持人：今天的聊天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最后谢谢各位网友光临我们的名人堂，也请严歌苓老师跟大家告别。
严歌苓：谢谢大家看这个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