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严歌苓：我到河南种麦子
与旅美华人作家严歌苓约过几次采访，都因各种原由错过了。不觉得遗憾，因为她本就来去勿勿。她的作品陆陆续续在国内出版，但直到年初当代世界版的《严歌苓文集》出版，才算是扎扎实实地接触到全貌。很厚实的七本，好像每一部都有动静。不是被改编成电影，就是获过这个奖那个奖。在海外呆久了的作家，笔触在海外的华人世界打转，并没有什么稀奇，严歌苓让我意外的是：她在远离中国的国度，常常写的是国内的生活，且有很多以“文革”为背景。与现实拉得最近的一部作品《谁家有女初长成》，也是都市人很难触到的底层——一个乡下少女被拐卖的经历。难为她点染得那么出神入化，让人为之骇然。终于跟严歌苓见面，是在北京冬天的第一场雪后。她说刚从河南体验生活回来，正在酝酿一部小说，是20年前听到的一个故事，跟土改有关，她看到了故事发生时的窑洞，还有主人公的儿子。
为什么总对几十年前的生活感兴趣？问她的时候，脑子里转的是她的《人寰》、《白蛇》、《雌性的草地》。像被大家写尽了的“文革”，在她笔下总跳跃着新鲜的质感。她说是因为有距离。“对当下都市生活我没有激情，可能也是因为距离的关系。许多故事当时听了很震撼，但到了一定时候，你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它就失去了价值。而一个故事如果在我灵魂里萦绕20年还不去的话，它就值得我好好写下来。”“其实写‘文革’，哪怕你写唐朝，都不重要，关键是你的思考是现代的。”“‘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得更宽泛一些。”
严歌苓认为去美国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人生阶段，因为大部分作品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作为一个移民来说，面对新的国度、新的语言文化，很多都像一个再生的过程。这时人会特别敏感，尤其是语言还不能自由表达时，第六感官，像动物似的敏锐。那个阶段我创作了很多移民题材的小说。”可堪欣慰的是，她还挖掘出另一种潜能：做一名好莱坞编剧。她把去年五月被吸收进好莱坞编剧协会看成她商业写作的胜利。虽然编剧不像小说家那么自由，但她从中也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一个人学会编剧，脑子里要有一双眼睛，MINDEYE（心眼），这非常重要，因为你要看到方位、看到道具，人物充满动作，看起来动感就比较好。有了动感小说不枯燥，也不说废话。所以我现在小说根本没有‘像什么似的’那种字眼。而且电影剧本写的好是很诗化的，英文剧本尤其要求你干巴、简练，不可能有形容词或副词，所以写着写着文风就改变了，变得非常简朴、非常酷。这时也会出现另一种诗意、情调和力量。”
虽然身在美国，有小说电影双重的影响，严歌苓仍表示愿意做一个边缘人。她说理想的生活状态是在国外呆一个月，在国内呆两个月，不断走来走去。在国外，她是少数几个不开车的作家。“我喜欢坐公车，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然后把他们有意思的事情记下来。”回到国内，她则选择乡下作为体验生活之地。城市生活在她看来是空心的，有浓浓的友情与亲情，但沉溺久了，就觉得饱。“我已经在河南买了一块地，打算明年到那儿种麦子。”严歌苓平静说出以后的计划。
2003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