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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兽无缰篇阿骨打的骨气(2)

书籍名:《口号万岁》    作者:孔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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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骨打的骨气
  女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金庸在《天龙八部》中描写了女真人的生活和他们与辽国的矛盾斗争。这些描写未必合乎史实,但却写出了女真人勇悍的气质和不屈的骨气。我近日读到的一份材料,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
  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但是当辽国皇帝命令女真的各部落酋长轮流为他起舞助兴时,有个名叫完颜阿骨打的酋长却拒绝了。这在大辽国看来真是尴尬和扫兴,从史书中的特意记载可以看出,辽国人对这一“公然践踏国际准则”的行为是不会不怀恨在心的。起码也要在全国上下造成一种舆论:这个野蛮的阿骨打,真不识抬举!
  其实女真人无论酋长和平民都能歌善舞,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离不开歌舞,部落酋长一般更是此中的佼佼者。完颜部落年轻的英雄阿骨打不仅是部落的军事行政首领,同时也是巫师(萨满)——即现在东北人所说的“跳大神儿的”,他不会跳舞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却“辞以不能”。这个“不能”的意思不是说“俺不会”,而是说“俺不能在你狗日的面前跳这个舞。俺的舞是跳给老婆孩子、父老乡亲们看的,俺们虽然贫穷落后些个,但俺好歹也是个一酋之长,不能在这里耍猴给你看”。
  好一个阿骨打,他居然不怕“破坏大辽和女真友好关系”的罪名,不怕大辽国可能采取的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不怕本部落民众的误解与非议,甚至不怕其他酋长的趁机出卖与陷害,他就在“可杀不可辱”的情况下,毅然地举起了民族自尊、反辽抗暴的大旗。实际上,他的壮举正合其他酋长的心意,正合全体女真人民的心意。多少个没有骨气的民族,都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没了。落后就要挨打,可能是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但落后却不一定就会被打败。被打败的,首先是那些丧失了骨气、丧失了尊严的民族。正是高举着民族尊严的旗帜,后来,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各部落,建了大金,灭了大辽,史称“金太祖”。
  (本文曾被多家媒体转载,并得到中央领导称赞)
  回望20世纪
  现在很多媒体都在“回顾百年”,大多是热烈歌颂刚刚过去的那100年的“丰功伟绩”。我本人对时间是很超脱的,平常对过节过生日都比较淡漠,心情好就是节日,心情不好这节日对我就没什么意义。如果真要把时间之流生生截下一段来,问问这100年怎么样,那么我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看,这100年是很糟糕的100年,也就是说人类在这100年中过得很不幸。同时,更严重的是,人类中的大多数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还认为自己过得很幸福,经常沉浸在各种美梦中。比如沉浸在科学的美梦中,沉浸在革命的美梦中,沉浸在进步的美梦中,总觉得我们的时代很好,比以前好。实际上这100年的不幸——包括直接的肉体上的苦难,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的死亡数量也超过以往任何一个世纪。人类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种种酷刑。除了肉体之外,精神痛苦也是空前的。想一想奥斯威辛、毒气室、中国的喷气式批斗,全世界几千万几千万人的杀戮,这是以往的任何一个世纪都望尘莫及的。
  以前的世纪,人们虽然也经常处在不幸中,但同时也认识到了这种不幸。比如曹操那个时代就认识到那是个荒凉的时代,“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
  这种情况在文学上的反映如何呢?文学作品中最突出的是两大分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就是大面积再现苦难,而现代主义本身就是苦难的产物。因为有了苦难才有了现代主义这种变形的表现,现代主义是一种人类思维的苦难变形,所以说整个艺术领域是跟苦难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的人类已经完全丧失了19世纪以前人类那种高贵的气质。20世纪的人类在痛苦之下变得屈辱、卑污。因此从本质上讲,我是比较反对企图美化、打扮、总结“20世纪美好成就”的动机和努力的。对于未来,毫无理由说现在21世纪到来了,事情就会完全变样,一个简单的年份变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它只不过是一种人肉筵席的符号性欺骗。
  但从另一个角度,从我孔庆东个人来看,20世纪很有意思,这个世纪太好了,我愿意活在这个世纪。但这完全是我个人的“自私”想法。
  我不愿生活在很平淡的世纪,我有幸生活在这个世纪,我有幸感受到了这么大的悲痛,也亲眼看到、亲身经历了许多事情。对于我个人的成长、精神的丰富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有人说20世纪是一个“民主”不断“进步”的世纪。我觉得这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民主有好处,这没有疑问。但是民主经常被简化成“多数人说了算”,大多数人的意见就是正确的,这一点造成了极大的灾难。
  20世纪和21世纪之交的时候,中国出版了一套“新青年文丛”,我本人也混在其中。但这跟“五四”时代的《新青年》是无法相比的。在20世纪初的时候,《新青年》所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们的那种文化幻想是充满希望的,他们真的相信20世纪会消灭苦难。而今天我们的幻想都是假的,90%是报刊的炒作,作者和读者都不相信,只是为了卖报纸、卖刊物而进行“码字”。看一看100年前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今天的人真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过去的100年在生活表面层次上,的确是有进步,但这种进步大家都知道,如科技的进步、国力的增长、外交地位的上升,比100年前,是要进步多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需要警惕这“进步”背后所掩盖的是什么,这个进步的代价是什么,这是许多人不清楚的。按进化论的观点,人类反正是要往前走的,比如粮食产量,当然要比100年前提高,这种进步是应该的,自然的,没什么值得夸耀的。100年前梁启超等大师们做过很多梦,他们的梦是很伟大也很真诚的,但后来这些梦却没有实现,或者说一半以上都破灭了。到鲁迅的时候,鲁迅开始总结这个梦,鲁迅说我年轻时候做过很多梦,这些梦大致都破灭了,而鲁迅的话并没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后来人们还是在不断地做梦。到本世纪下半叶做15年超英赶美的梦,后来做解放全人类的梦。我上小学时被告诉2000年实现共产主义,后来又说2000年实现四化。而实际又如何呢?用骆驼祥子的话说,把我们原来心里的那点儿清凉劲儿,都给毁尽了。
  “回望”是为了“展望”,展望未来要有立足点,立足点就是不要做梦,不要再沉浸在做梦上,而是要扑在现实身上,解决“眼巴前”的问题。可能问题解决不了,那无所谓,但靠做梦是肯定不行了。我们既要把自己的梦打破,也不要再相信人家允诺给我们的梦,我们接受人家的承诺、许诺已经太多了。不管这种许诺是来自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如告诉我们全球化多么美好,告诉我们信息技术发展将使我们如何如何幸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不能轻信。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能力小的解决自己的问题,能力大的除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别人的问题,如果社会上有很多人这样做,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本文原发表于民航刊物,经补充后发表于韩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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