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马为鹿篇删改的奥秘
孔庆东先生一篇文章中批评“北大正充满了尘垢”，编辑把“北大”改为“社会”。
孔庆东先生一篇文章中称赞韩国总统金大中先生为民主自由不屈不挠奋斗几十年，提到他当年“闹革命”，编辑把“闹革命”改为“身处逆境”。我不知什么时候“闹革命”成了忌讳，原来为自由而奋斗属于“逆境”，而获得了荣华富贵就是“顺境”吧。
有一篇文章批评中学语文教材的某些课文讲解得太沉重，举了《人民英雄纪念碑》这篇课文为例，说《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很快有大批判文章予以猛轰，该文最伟大之处是去掉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书名号，说原文作者污蔑“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压在心上的坟”。一个字也没有篡改，只不过砍掉了个书名号，于是就差点砍掉了原作者的脑袋。杀人大师，杀人大师！
孔庆东先生批阅研究生入学试卷，有一个名词解释：《蝇王》，这本是一部英国小说，但是许多考生答成是法国萨特的《苍蝇》，当然算错。其中有位高明的考生开头写道：“《蝇王》，又译《苍蝇》。”孔庆东读给其他老师听，皆大笑。
孔庆东先生有本书叫《空山疯语》，每一部分的标题下面胡诌了两句诗。第一部分的标题下面写的是“空山疯语起苍黄，百万熊狮落大江”。出版社看了如临大敌，怀疑是疯狂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有一首家喻户晓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劈头一联就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孔庆东听了哭笑不得，反复解释说我最尊敬的人就是毛主席，我怎么能攻击他呢？我不过是借用他的句式，表示我的文字中含有一种佛家的意味，暗示读者不要迷信语言，语言都是空洞的，好比一百万头狗熊、狮子企图跃过长江，结果都落入水里，语言本身是不能到达彼岸的，迷信语言就要落空，禅宗讲“不立文字”，就是这个道理。然而怎么解释，出版社都听不进去，非说读者会理解成百万人民解放军都被国民党蒋匪军打落在长江里。孔庆东只好退步，说那就改成百万熊狮“乐”大江吧，“乐”是胜利的笑声，总比“落”好吧。出版社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再改。孔庆东说我改不了，请你们随便改吧。出版社说你的文章谁能改得了？还是请孔博士体谅我们的处境，再改改吧。孔庆东一气之下，灵感飞来，说好吧，那就改成“空山疯语起苍黄，背着书包上学堂”，什么意思也没有，总行了吧？出版社听了，一片欢笑，无人不赞孔博士又聪明又大度。书很快出版了，许多读者都问这两句是什么意思，还有一位后生撰文大骂孔庆东无聊，用铁证如山的事实无可辩驳地考证出孔庆东这两句分明是同时剽窃了毛主席诗词和流行歌曲《小小读书郎》，可见文学水平之低，文学道德之差，他一天能写这样的东西100多句云云。孔庆东看了，哈哈大笑。儿子在旁说：“我爸又笑出眼泪来啦。”
孔庆东《夕阳照高楼》一文中讽刺耸在空中的高楼“它们俯瞰着地面上的青草黄叶，就像城市里盛装的妓女蔑视着一群农家姐妹”，这句被编辑删掉，因为这个比喻句的喻体恰恰是本体。城市里的编辑害怕对城市罪恶的揭露，害怕刺激人们对立情绪的词句，更害怕还乡团说他要搞“阶级斗争”。
孔庆东《百年回眸看女装》一文中有几句嘲笑新时期之初刘晓庆等明星的穿着很土气，编辑非要把人名删掉。动不动就告“名誉诽谤罪”，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文化专制的又一新招。
孔庆东学术文章中的“我”字和“我认为”等字样经常被删掉，于是他知道，虽然“我们认为”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但“我认为”的时代还很遥远。现在是一个无主语的时代。
孔庆东在《孔夫子出书》一文中写孔夫子跟南子开玩笑，把“停车坐爱枫林晚”讲成“先停车，后做爱”。这引起了北大某些学术权威的一再愤怒和嘲讽，他们说孔庆东连这句诗都读不懂，算什么狗屁博士？还有，这句诗是唐朝的，孔夫子怎么能够读到？孔庆东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没有，真给我们北大丢脸！这样的人永远不能当教授！孔庆东得知后，连连说：“是呀，真给我们北大丢脸，北大的脸都让这种无知的王八蛋丢尽了！”
语言的奥秘（十则）
东北人喜欢用血缘关系、亲戚关系来称呼人。这本来是农业社会的特征，但是东北尽管工业化的程度是全国各省区最高的，却还是愿意这样称呼。你一下火车，就会被热情地包围住：“大哥大姐吃点儿饭呗，包子馅饼大米粥都是热乎的，刚下火车怪累的！”说得你似乎真到了亲戚家里，不吃真的不好意思。在东北，你不是先生、小姐、同志、公民，也不是处长、经理、教授、导演，而是大叔、大爷、老姑父、大妹子。这与东北人的“寻根情结”有关，东北人永远怀恋中原，所以血缘意识体现在语言层面。
一位考察目前色情业状况的社会学专家介绍说，各地的妓女招揽生意的语言各具特色。广东的妓女与国际接轨的程度高一些，经常故作含蓄地说：“先生，你不寂寞吗？”北京的妓女喜欢表现潇洒，说话的态度仿佛是对着丈夫或情人似的：“嘿，想玩玩儿吗？”东北的妓女则直奔主题，张口就说：“大哥，咱性交呗。”吓得许多男人终生阳痿。
现在的体育解说员口误百出。一天听电视里的足球解说员流利地说道：“随着守门员一声哨响，全场比赛结束了。”我不禁万分惊奇，原来守门员还负责吹哨，比赛的结束时间也要由他决定，真是匪夷所思。
几年前去王府井买书，听见喇叭里反复播送道：“努力建设文明卫生的首都市容，坚决执行北京市政府关于随地吐痰的决定！”我望望周围熙熙攘攘的人流，没一个执行的，我也就算了。
2001年1月，去北京东城区开会，在一条胡同里看见一条标语：“全市人民动员起来，坚决与溜门撬锁的犯罪行为做斗争！”我顿时感到热血沸腾，可就是不知沸腾起来之后怎么办。
一次从哈尔滨乘火车到北京，火车到达终点时，广播里嘱咐旅客说：“等火车停稳后按顺序下车，请大家带好行李物品，照顾好老人和孩子，不要忘了拿别人的东西。”我连忙四下看了看，发现没啥可拿的，才恋恋不舍地下了车。
韩国首都汉城著名的购物中心南大门市场写着这样的标语：“日本人大欢迎！”这令我非常吃惊，我严肃地对韩国朋友说，写这个标语的商人是在损害韩国的民族尊严。
小时候听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把“小别重逢梁山伯”听成“小兵冲锋梁山泊”。后来读王安忆的小说，才知道她也是这么听的。王安忆是上海人，跟我这个哈尔滨人听得一样，可见任何一句话，人都是喜欢向简单有趣的方面去了解。
有一段根据长篇小说《红岩》片段改编的快板书叫做《劫刑车》，是写双枪老太婆劫车救江姐、处决甫志高的故事，最后一句是：“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叛徒，老太婆下山劫刑车！”这句话有点绕嘴，因为“畔”和“叛”同音，“除”和“徒”叠韵，更麻烦的是“叛徒”和“太婆”声调一致。所以我上小学时有一次课间向同学卖弄，一个不小心便说成了：“这就是，大石桥畔除太婆，老叛徒下山劫刑车！”说得铿锵有力，神采飞扬。结果一个同学马上向老师告发了我的“现行反革命罪状”，说我故意进行“反革命”宣传。不过老师是最喜欢我的，指着那个同学说：“去去去，你再瞎说，我就算你是“反革命”造谣。”那个同学知道我的势力大，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可见，“反革命”这个罪名，并不是看你到底干了什么事，而是看你到底站在了谁的立场上。
1975年，我小学四年级时，一次政治课考试要求默写社会主义阶段的基本路线。其中有一句：“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我们班有个名叫栗荣亮的同学，父母离婚，学习很差，“还”字忘了写偏旁，写成了“不”字。我们的政治老师是学校工宣队的领导，立刻把这件事当作严重的政治事件，全班批完全校批，批得栗荣亮自己都认为是犯了“反革命”错误。最后他在全校做早操时站在台子上高声念自己的检讨书：“我对不起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不起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犯下了极其严重的“反革命”错误，我把社会主义不存在着阶级斗争，写成了还存在着阶级斗争，铁证如山，非常后悔，……”政治老师一把把他拉开，气得大叫：“你还在继续‘反革命’！真拿你没办法。”全校师生哈哈大笑了几乎半个上午。其实那位政治老师是个心肠很好的人，可不知为什么，一遇到这种事，就变得让孩子们很害怕。现在我明白了，在一个政治不大正常的年代，好心肠的人也可能变成“魔鬼”。
（文中段落曾分别发表于《武汉晚报》等都市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