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打歪着篇走向多极(4)
在武侠小说衰落的南方，侦探小说填补了市场空缺。但是民国初年那般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已经不可再现。创作实践证明，侦探小说作为通俗小说中惟一的舶来品，对雅化的要求是最高的。它最难取巧，最费心血,是作家全面技巧的试金石。因此大浪淘沙，几十位作家都玩玩票后知趣引退。范烟桥评述道：“写侦探小说大概需要一种特别的才能，不能随便可以下笔的，即使有人试写也不易显出特色，站不住，因此市上流行的仍以翻译居多。”《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337，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到了沦陷时期，知名作家中只有程小青和孙了红这一对“青红帮”在苦苦坚守，抗战胜利后才又迎来一度短暂的繁荣。而从程小青不断登载卖画广告，“敢托丹青补砚田”，以及孙了红不断生病,《万象》杂志为其募捐，可以看出程、孙二人“润笔”欠丰，侦探小说这碗饭是很难吃的。
沦陷时期的程小青，成名已久，译著皆丰。上海世界书局从1941年至1946年陆续出版《霍桑探案袖珍丛刊》三十册。他在一些著名刊物上翻译美国范达痕的《斐洛凡士探案全集》(今译菲洛·万斯)，英国杞德烈斯的《圣徒奇案》，美国艾勒里·奎恩的《希腊棺材》等世界优秀侦探小说。而他自己的创作，一是数量少、速度慢了，二是自我重复，突而不破。主要原因有两方面。首先程小青起点较高，无论作品中的现代法律精神、科学民主意识还是叙事技巧，都在新文学面前无须低头。这使程小青敢于放言：“小说的有没有文学价值，应当就小说的本身而论，却不应把体裁或性质来限制。”《论侦探小说》，《红玫瑰》第5卷11期，1929年5月11日。他不仅为侦探小说“争位置，说功利”，而且还以专家口吻“叙历史，谈技法”范伯群语。。新文学的火力一向集中在张恨水、平江不肖生、郑逸梅等人身上，对侦探小说似乎碍于“转折亲”的关系另眼看待。所有这些造成“侦探泰斗”程小青长期处于无压力、无竞争、无批评、无引导的状态，艺术感觉渐渐定型和钝化，一直局限于并满足于“福尔摩斯——华生”模式，失去了进一步雅化的活力。其次，侦探小说阵地全部集中于上海洋场，实属世界侦探小说的一个分支，须随世界潮流而动。以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为代表的侦探小说属于经典式，讲究绅士风度、合情合理，迎合中产阶级口味，它们在20世纪的前三分之一备受欢迎。程小青恰是赶上了这一次浪潮。而30年代开始，“硬汉派侦探小说”崛起并走向全盛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它们强调动作性、粗野性、非理性，迎合了科技进步所造成的大量市民读者。古典式侦探小说与之相比，人物不够生气勃勃，故事不够惊险刺激，充满牛顿式物理世界的僵化、机械和决定论，而且带有维护现存秩序的色彩。程小青的“霍桑—包朗”模式显然暴露出落伍之虞，关注世界动态的他意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名牌产品的更新换代诚非易事，尤其风头尚健之时。于是，程小青只能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略作调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丢开霍桑和包朗，以《龙虎斗》为题，写了两篇福尔摩斯与亚森罗苹斗法的探案。虽然仍以前者为正，后者为邪，但作品的光彩却尽落于后者。亚森罗苹狡狯百出地戏耍福尔摩斯、侮辱华生，处处占据上风，结尾失败并非败于福尔摩斯，乃是败于必须主持正义的作者而已。作品动作性强，“作案手段”高明，人物性格略呈复杂性，特别是开放式收场，打破了传统侦探小说“发生在封闭的环境中的神秘事件”参见拉里·N.兰德勒姆《侦探和神秘小说》，《美国通俗文化简史》，漓江出版社1988年。的惯例，正如日本电影《追捕》的最后一句台词：“哪有个完啊!”留给接受者联想的余地。这已经是程小青自我更新的最远极限了，再往前，便是孙了红的疆域了。
孙了红当时被誉为“中国仅有之‘反侦探小说’作家”见《万象》1942年11月P9。。可以注意到，同一时期言情小说出现了反言情，武侠小说出现了反武侠，侦探小说出现了反侦探。这“三反”都与新文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有关，都旨在打破定型落伍的乌托邦，重新与发生剧变之后的世俗沟通。孙了红早年便以侦探创作知名，但得享盛名却在此时，有的作品也是修改早年习作而获成功。他的主人公鲁平是中国式的亚森罗苹，玩世不恭，风流倜傥，身兼侠、盗二职，藐视法律，自掌正义。“他充当侦探，也从来没有事主委托聘请。或者是由于好奇、好胜，或者是为了‘生意上的利益’，他总是不请自至，主动地承担起侦探的职责。”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他的为人绝对没有什么伟大的所谓‘正义感’，他并不想劫了富人们之富而去救济贫人们之贫；他只想劫他人之富以济他自己之贫。痛快地说：他是和那些面目狰狞的绅士们，完全没有什么两样的!”孙了红《囤鱼肝油者》结尾。然而，鲁平的实际行为总是惩恶扬善，合乎读者心目中的“正义”。在《紫色游泳衣》、《囤鱼肝油者》等篇中，也有一些“时代动荡”的隐喻。鲁平属于“硬汉派侦探”，他的形象表达了对现存秩序的嘲弄与否定，与新文学小说中的讽刺暴露派存在精神渊源。在技巧上，程小青保持纯正的古典特色，而孙了红更多地汲取西方现代派营养。曾有论者指出孙了红受后期浪漫派影响，并运用大量意识流手法冯金牛《孙子和他的侦探小说》，《中国现代通俗小说选评》P26，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此论有些夸张，孙了红的那些心理描摹还算不上真正的“意识流”，逻辑性很清晰，并且是叙事者站在人物心灵之外的描摹，但的确有新感觉派的影子。孙了红的叙事语言自由明快，经常用第二人称“你”或“你们”召唤叙述接收者加入，缩短阅读距离。他的情节更加紧张扑朔，结构因具体案件而设，而不是经典的“发案—侦查—歧途—破案—总结”五部曲。从人物、布局，到情调、文体，孙了红之作都显示出卓而不群的个性化，已经是现代色彩很浓的侦探小说了。
从程小青、孙了红的作品发展可以发现，现代侦探小说的雅化，同时又伴随着俗化和大众化。这一现象不难理解，因为侦探小说在西方虽是通俗的，但引入中国后却属于自视清高的“洋玩意儿”，一旦读者熟悉了其基本套路，新鲜劲儿一过，它便产生了一个如何民族化的问题。所以，侦探小说一方面增强时代性，贴近本民族现实生活，提高叙事技巧，另一方面则放下“通俗科学教科书”程小青语。的架子，增强趣味和刺激。这两方面的同时努力，才使它得以适应中国现代社会。
滑稽小说不是得名于题材，乃是得名于文风。无论社会、言情、武侠、侦探、历史、宫闱、神怪、掌故，只要以滑稽文风统帅全篇，便为滑稽小说，因此形式最为自由，既容易灵活吸收和运用新思想新方法，也容易漫不经心，不思进取。故而滑稽小说既有不少优秀之作，也有大量浅薄无聊的廉价笑料。沦陷区滑稽小说的最高水平可以北方耿小的和南方徐卓呆为代表。
耿小的(1907—1994)是华北沦陷区多产作家之冠，题材多样，共有三十余部。早年曾致力于新文学，故后来成为通俗作家后，眼界较高，眼光亦敏。欣赏老舍和林语堂，许多作品能达到老舍《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的水平，但赶不上《二马》，更及不上《离婚》。耿小的1940年发表《论幽默》和《讽刺与滑稽》二文《三六九画报》4卷1期、12期。，详细探讨了这三个概念的异同，认为幽默是讽刺和滑稽结合的产物，最为推崇。但他的创作实绩不是偏于讥刺便是偏于油滑，总之充满了北京市井社会的气息。耿小的似乎力图借助“滑稽”这一通俗手段将新文学的精髓输送给市民。他广泛批判各种不良风气和社会黑暗，探讨大量人生“问题”，多方尝试改良章回体。他说：“打倒章回体小说，非从章回体里面工作不可。”《三六九画报》12卷3期。但是由于他太重视靠近读者，试验往往半途而废。例如《水中缘》采用第一人称，然而读者不买账，劝他迷途知返，甚至认为小说讲的就是作者自己的故事，结果耿小的只好“浪子回头”。他比较成功的作品一般都能看出高雅文学的影响。如《滑稽侠客》写两个武侠小说迷弃学出游，求仙访道，一路出尽洋相，最后被遣送回京，完全是摹仿《唐·吉诃德》的格局和人物配置，主题思想也是新文学的反武侠精神。1942年的《云山雾沼》写孙悟空师兄弟三人下界到1941年的尘世，遇到绑匪、扶乩等种种怪事，对现实生活大加针砭，深得各界好评。其实这正是新文学所倡导的“故事新编”法，如果比较一下新文学大为赞赏的张恨水发表于1939年底至1941年初的《八十一梦》，其中第七十二梦题目是“我是孙悟空”，就会发现二者何其相似乃尔。1940年的《时代群英》主人公高始觉生财有道，教几个小孩念书，同时开一个“高纪小铺”，强迫学生和家长多买小铺里的百货，另外兼给人批八字、写信件等，还加入道德会，募捐私分。这不是老舍《老张的哲学》主人公的再世么?鲁迅说自己挤出的是乳汁，吃的是草。耿小的则是饱吸了新文学的乳汁，才能够产出那么多的草。当然，有稻草也有芳草。
徐卓呆(1883—1961)是中国现代体育和新剧的创始人之一。“在他一生有三个时期，第一是徐傅霖时期，是体育家、教育家、童话作家；第二是徐半梅时期，是新剧家；第三是徐卓呆时期，是小说家。”范烟桥《徐卓呆的滑稽史》，载《半月》四卷12期。徐卓呆擅写短篇，因为他认识到“小说是描写人生片断为主，所以既不必有始有终，又无需装头装脚”《小说无题录》，《小说世界》1卷7期。。他的短篇，灵活多变，善于捕捉司空见惯的平凡事件，以小见大，“往往在滑稽中含着一些真理”严芙孙《徐卓呆》，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P542。。所刻画的小人物不时有契诃夫的味道。沦陷时期，他的代表作《李阿毛外传》，完全可视为纸上的卓别林电影赵苕狂誉徐为“小说界的卓别麟”，见《红玫瑰》5卷9期《花前小语》。。“在民不聊生的重轭下，作者所写的是超常规的求生之道。铁蹄下的市民们似乎已无法用自己的勤劳赖以维持生计，作者只能用马浪荡的狡智来博取苦恼人们的苦笑。这些笑料并非教唆人们去施行骗术，因此在夸张中加上了浓重的荒诞成分，……但他毕竟源于生活，忠于写实。”范伯群《东方卓别林、滑稽小说名家——徐卓呆》，“民初都市通俗小说”丛书之六，台湾业强出版社1993年。徐卓呆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技法比予且等人还要接近新文艺，只是他死死抱定“趣味”，在每一个字眼中找笑料，整个生活都是滑稽化的。所以有人认为“他应该与新文艺工作者为伍”刘扬体《鸳鸯蝴蝶派作品选评》P260，四川文艺出版社1987年。，而张赣生《民国通俗小说论稿》只因这位通俗大家“具有新文艺色彩”便不予专论(仅在56页有百字简介)。滑稽小说至徐卓呆，实已超越了讽刺、谴责小说的美学境界，而带有若干黑色幽默气息，倘能继续与新文学交流，必会更放异彩。
其他类型的通俗小说，亦与时俱进，不再赘述。抗战时期，从国统区的张恨水，到沦陷区的“三山五岳”各路通俗小说，经历着一个复杂错综而又不约而同的雅化过程。这预示着雅俗格局在长期“冷战”之后，迎来了一个多极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