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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熊秉明:佛像和我们（节选1）
熊秉明
佛像盲
谈佛像艺术，对不少人来说是一个相当遥远而陌生的题目。对我自己，也曾经是如此的，所以我将追述一下个人的经验，从我的幼年说起，从我尚未与佛像结缘时说起。
我出生在“五四”运动之后，所以是在科学与民主口号弥漫的空气中成长起来的。父亲属于把现代西方科学引入中国的第一代，他曾在不同的大学里创办了数学系。我入的小学，首先是南京东南大学附设的大石桥实验小学，后来是北京清华大学附设的成志小学。可见我在童年和佛教是毫无缘分的。母亲确曾供着一座观音白瓷像，但对于孩子的我说来，那是家里的一件摆设，并不觉得有什么特殊意义，有时随大人去参观寺院，看见有人烧香磕头，便自己解释说，那是乡下老太婆的迷信，觉得可笑又可悯。我听叔叔讲述，他如何在乡间扫除迷信，跑到庙里砸泥菩萨，我也觉得有些滑稽。泥菩萨本是泥的，膜拜固是无知，认真地砸起来，也显得多事。
中学时代，每有远足去游什么古寺，对于山中的钟声，翠丛后的飞檐有着难名的喜爱。对于大殿中的金佛，觉得那是必须有的装饰，和铜香炉、蜡烛台、木鱼、挂幡……共同构成古色古香的气氛，没有了很可惜，古诗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情调就无处可寻了。至于佛像本身，则从未想到当作艺术作品去欣赏。在学校里读古文，不见有一篇文章说到佛教雕塑。读古诗，记得韩愈有：
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照来所见稀。(《山石》)
似乎老僧会说壁画如何精美，却不会说塑像如何好，因为画是欣赏的对象，有所谓好坏；而塑像是膜拜的对象，求福许愿的对象，只有灵验不灵验的问题，并无所谓好坏吧！稍长，习书法，听长辈高论《北魏造像题记》，却从未听到他们谈到造像本身的艺术价值。
当时艺术界也并非没有人谈云冈、龙门、敦煌，但是那已受西方艺术史家的影响了。按中国传统看法，造形艺术统指书画，而不包括雕刻。只有一本书对于历代雕刻史实记载颇为详尽。那是日人大村西崖写的《中国美术史》(陈彬龢译)。但作者对雕刻的艺术价值说得很空洞。例如关于龙门之武后的造像，他写道：
一变隋风，其面貌益圆满，姿态益妥帖，衣褶之雕法益流利，其风格与印度相仿，有名之犍陀罗雕刻不能专美于前也。(第111页)
这样的解说实在不能使读者对佛像欣赏有什么帮助。文中又有：
碑像石像之制作，至高齐其隆盛达于绝顶。
所谓“隆盛”是指量的多呢?还是质的精呢?并未说明。接下去说：
有用太白山之玉石，蓝田之青石等者，其竞争用石之美，以齐代为盛。(第51页)
难道“隆盛于绝顶”乃指“用石之美”?石质之精美与艺术价值之高低显然没有必然的关系。
中学时期，对于艺术知识的主要来源，先是丰子恺的《西方绘画史》和谈艺术的散篇，稍后是朱光潜的《谈美》、《文艺心理学》。后来读到罗曼•罗兰的艺术家传记（傅雷译)，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鲁迅译)、板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鲁迅译)。这些书的性质各不相同，为追求着的青年人的心灵打开了不同的窗户，拓出不同的视野。达•芬奇、拉斐尔、米叶、梵高这些名字给我们展示了生命瑰丽的远景。以痛苦为欢乐，雕凿巨石到九十岁的米开朗基罗的生平更给我们以无穷的幻想。
一九三九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二年级时转入哲学系，上希腊哲学史的那一年，和一个朋友一同沉醉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面也沉醉于希腊的神殿和神像。那许多阿波罗和维纳斯以矫健完美的体魄表现出猛毅的意志与灵敏的智慧，给我们以极大的震撼。那才是雕刻。我们以为，西山华亭寺的佛像也算雕刻吗？我们怀疑。
后来读到里尔克(Rilke)的《罗丹》(梁宗岱译)。这一本暗黄土纸印的小册子是我做随军翻译官，辗转在滇南蛮山丛林中的期间，朋友从昆明寄给我的。白天实弹操演，深夜大山幽谷悄然，在昏暗颤抖的烛光下读着，深邃的诗的文字引我们进入一个奇异的雕刻的世界，同时是一个灵魂的世界，那激动是难于形容的。人要感到他的存在，往往需要一种极其遥远的向往，不近情理的企望。
我们的土地多难，战火连天，连仅蔽风日的住屋也时时有化为瓦砾残垣的可能，如何能竖起雕刻?在什么角落能打凿石头?在什么时候能打凿石头?又为谁去打凿?然而我们做着雕刻的梦。
那时，我们也读到不少唯物史观的艺术论，也相信艺术必须和现实结合，但我们不相信艺术只是口号和宣传画。我们以为有一天苦难的年代过去了，这些苦难的经验都将会走入我们的雕刻里去。
抗战胜利了，从前线遣散，欢喜欲狂的心静下来，我们迫切的希望是：到西方去，到巴黎去，到有雕刻与绘画的地方去。一九四七年我考取公费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