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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今天你双了吗(1)张锐/任羽中
“今天你双了吗？”有一段时间这是我和几个朋友见面互相打招呼的问候语。“双”指的是双学位，在我进入北大的时候，仅仅有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办了双学位，而此后的几年间，广告、电子商务、知识产权、国际关系、哲学等院系也纷纷正式开办了双学位课程，再加上北大许多的院系还允许外系学生辅修。所以我想，在进入大学之前，你就应该想一想在大学四年里你要学哪两种学科，而不是一种。
尽管我前面就提到过，之所以当时进北大报法律专业，就是因为知道同时也有机会学经济。然而当真的要决定是否开始修读双学位的时候，我仍然不由得深深吸了一口气: 12门4学分的课，其中有4门高等数学，所有的课程都是在晚上、周六、周日授课，这就意味着一个星期有40多节课，也意味着那些已经让我很不轻松的法律课程会给我带来更沉重的感觉。
读双学位，还是不读，这是一个问题。一边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学习时间和压力，会给你的大学生活带来不小的改变，也许你会觉得甚至从此后你就再没有时间去享受大学生活；而另一边呢，你又能够获得什么？
你能够获得的首先是一个“平衡的”知识结构。无论你学的是物理、化学这样纯自然科学的科目，还是学的历史、考古这样纯人文科学的科目，无论你是深深地热爱你的专业、准备一辈子去钻研，或者你不太喜欢你的专业，对于将来是否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毫无头绪，你都会发现，当你选择一种专业、一种知识结构的时候，你实际上已经把自己的知识的雷达缩小了，在不知不觉中，你所关注的可能仅仅是社会上一小部分人关注、感兴趣的东西。
这样其实也没什么不好的。社会需要分工，人的术业也要有专攻。要不然大学里面还干嘛要分这么多专业呢？我也有些犹豫，干脆认认真真地读法律将来成为一名法律专家不就得了吗？
真的让我下了决心的是这样一件事情。那是一个周日的上午，我和往常一样起床后悠闲地拿过新的一期《南方周末》，然而整整半个小时，我都被一篇讲石油经济的文章卡住了，反反复复地读了几次，仍然不明白作者在里面谈的问题，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
我知道，在19世纪的英国，对“绅士”的定义里包括：拥有1000英镑以上的财产、热爱体育和政治、能够读懂《泰晤士日报》上的文章。而今天，我，一个北京大学的本科生，却无法读懂现代社会中一份主流报纸上的文章。你会觉得有些荒谬吗？可是不要笑，你可以去做个实验：去买最新的一期《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财经》之类的社会政治经济类的报纸杂志来看，如果其中所有的文章你都能看得懂——不是说每个字都认识，而是明白作者想讨论什么问题、作者的逻辑和论据是否完整，你能够了解并做出评价，那么应该说你在社会科学知识——特别是经济和金融方面的知识储备是不错的; 但如果你仅能读懂百分之五十的文章，对另外百分之五十迷迷糊糊、似懂非懂，那说明你的知识背景有所欠缺; 如果你根本就觉得这些文章面目可憎、难以卒读，那只能说明你的知识结构和现代的高度发达的经济和金融生活已经难以兼容了。
（二）今天你双了吗(2)张锐/任羽中
这么强调经济和金融这些知识在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有什么必要呢？你可以反驳说陈景润可能连投资银行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但是并不影响他成为一位成功的数学家。没错，我同意，你的知识结构里没有经济和金融的内容，并不就注定了你在你的专业上会失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里——比如英国，他们甚至在高中就开设了经济和会计方面的课程，作为一个正在大学里建立自己知识结构的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不尝试着让自己“接轨”呢？
读双学位的日子并不轻松，上课、读书、写论文、考试、经济、法律……真的太累，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几乎就要放弃了。这个时候我认识了一位法学院的师姐，师姐是当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考入北大后，大二就托福满分，大三考GRE几乎满分，LSAT成绩几乎为历年来北大法学院学生中历史性的高分，同时法律专业一直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开始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两年读完，最后用英文写完本科毕业论文，从法学院给分最严苛的教授手中拿到了90分的高分，毕业后获得美国Duke大学法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学博士（J.D）学位。在这个师姐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神话被创造出来，太多的不可能被奇迹般地改写为可能，太多的我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极限和潜力被成功突破了。这个师姐的故事让我震惊和惭愧了很久，特别是当这个故事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这句话。因此我觉得在大学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榜样去效仿和学习绝对是一件可贵和正确的事情。感谢这位师姐，让我在意志薄弱的时候终于没有屈服于自己为自己寻找的借口，而承受住了压力走了过来。而当我修完四年的经济和法律之后，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段路，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这也许就是人的性格吧，有时候，咬紧牙，多撑一会，所有克服困难的过程都会有这么一段心理上的过程，习惯了以后面对困难也不会觉得是困难了。
（三）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1)张锐/任羽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的意思我是通过“明德”奖学金才深刻体会的。
你已经知道，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曾经是“状元”。考上“状元”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说实话，在进入北大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没有人来找我做什么增进智力的口服液的广告，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重奖”，而我也尽可能地回避了一切当地媒体的采访，准备到北大来忘记高考这件事情。
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正在想着尽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中已经有另一番安排出现了北大的校园之中，而且这个安排给我的大学四年带来了日后才发现的深远的意义: 朋友圈子、责任感、额外的欢乐和忧愁。
其实应该从1998年大一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北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地在三角地把来自各省的“状元”或者得到奥赛金牌的孩子的大大的相片和简历公之于众，让所有的行人驻足观看。其实想一想，所谓的“状元”在北大的确没什么意义，能上北大的人谁不是“状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县的。至少我觉得，来上北大更多的是实力与努力的结果，而“状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运气的成分。
运气就运气吧，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知道所有的“状元”都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名字叫做“明德奖学金”，不但要发钱还要请所有的“状元”吃饭。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乐呵呵地就去了。到了现场一看，全北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状元和国际奥林匹克金牌和银牌的得主都到了，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状元”真多啊！本科四个年级的人加在一块，超过了200，站在大厅里感觉颇为滑稽。然而半个小时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这里面聪明的人真多，随便聊聊天，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一下子认识了许多有意思、说话信息量特大的人，特别是同桌有几个大四的师兄，听两句话就知道大学的生活没有虚度，每个人现在都有着光辉的前途。我不由暗自地想：谁说“状元”都是书呆子来着？是有看上去气质比较呆的人，可是聊几句你也会发现聪明劲仍然不住地从眼神和出乎意料的回答中流露出来。特别是事实上“状元”的确大部分都集中在几个专业里，当文科和理科的热门专业的学生坐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语言超乎意料的多。
也就在这次晚宴上我才了解到，是香港的陈国钜先生和一批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香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成立了“北大之友”的社团法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了北大许多项目的建设，而“明德”奖学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陈先生也特意提出，他并不担心“明德”学生是否能保持学习上的领先位置，却害怕这些读书厉害的人在社交礼仪、为人处事方面的锻炼不够，因此他希望“明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们能够定期地举行一些活动，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认识，也让大家能够多体验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获得锻炼。
（三）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2)张锐/任羽中
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在陈先生艰苦创业的日子里，每当事业上有了起色，他总要犒劳自己，去一个高档的餐厅或是宾馆里吃饭或者喝咖啡。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享受美食，而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在饭馆里消费的上流人群——去学习、体会成功人士的举止和行动，从而在心理上给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励。
这个故事实际上点出了大学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 局限在围墙之内、书本之上，却很可能不了解外面社会的价值标准。于是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就商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明德”学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团呢？也许在一个社团的形式下，我们能够在自我塑造、弥补大学教育不足的方面采取更主动的行动。慷慨的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们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10万元！并且陈先生表示，只要活动有意义，经费上的事情，不需要担心。
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
“
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
“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1)张锐/任羽中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
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
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精辟的语言，提出问题。
这个过程非常锻炼人的思维、急智和口才，而我就把问问题当作了一种训练，所以才几乎偏执地在每次演讲后都举手提问。也正是这种训练，使我日后在面对不论什么样背景和级别的人，都可以从容地提出问题。
“李韶计划”的另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完成一篇调查报告。我和来自哈佛大学的Owen和来自香港大学的Trevor在同一个小组里，我们的报告主题是“法律”。来自三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说着三种不同的语言，要在一起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
其实这也许是你将来工作中经常能遇到的情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跨文化的团队合作可能是最常见的工作环境。所以在大学里，希望你一定要找到机会，和你的留学生同学或者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同学一起合作一些事情，来感受和锻炼一下cross-culture team building(建设跨文化的团队)。
学会合作本身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跨文化的背景下进行交流，更加不容易。首先第一步要学会交流，交流不畅，则很难培养起信任、培养起默契、培养起互相尊重，没有团队的凝聚力，几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而交流在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又非常的困难，大家英语水平的差异，本来已经限制了表达的有效性，再加上或多或少存在的陌生感，使得交流的双方耐心下降，最糟糕的时候可能出现完全不愿意交流的情况。因此，真诚的态度、耐心宽容的心态、互相鼓励的气氛都是保证跨文化交流成功的关键。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2)张锐/任羽中
在建立起了畅通的交流机制后，我、Owen和Trevor已经成为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我们最终确定把题目缩小到讨论“法律援助”这个话题上来，我们在图书馆里寻找资料、列出了准备采访的专家和当事人的名单、设计了调查问卷准备在申请法律援助的人群中进行调查，最后开始一步一步的落实。
合作中的互相适应和宽容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Owen总是很惊讶中国学生能够持续长时间的学习能力，他要求必须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得去酒吧休息一下；Trevor对于要用中文写作感到十分的头疼，总是在抱怨中文写作的繁琐；而我则是面对大量的英文文献有些望而生畏。
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我们终于完成了我们的调查报告，并且在最后的报告评比中获得了15个小组中的第一名，第一次的跨文化团队合作，我们给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答卷。
任羽中：张锐/任羽中
上游泳课的时候，体育老师盯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信你学不会，结果到第十周的时候我突然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很偶然地参加了学生会学术部，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找到《战略与管理》杂志社，要和他们合作办一个系列讲座。暑假参观上海靳羽西公司的时候，副总裁沈宏女士特意送给我们每个男生一瓶香水，她说注意自己的仪表、学习社交礼仪是成功男士的必修课。
（一）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张锐/任羽中
和其他大学不同，北大的军训安排在大二开始之前的暑假。我们去的是驻扎在平谷县的38军某炮兵旅。38军在朝鲜战场上战功卓著，乃是赫赫有名的“万岁军”，而这个炮兵旅则是电影《弹道无痕》的故事原型所在，营门口白杨参天，令人难以忘怀。从此以后我们班的男生都对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还有两个女生毕业后投笔从戎。直到现在，喝醉酒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高唱《38军军歌》。
军训的意义，除了锻炼吃苦耐劳的品质之外，还在于让我们体味一种与大学里边完全不同的生活——比如在军营里，你最大的美德是服从而不是挑战权威，最好的状态是整齐划一而不是百花齐放。有时候我真羡慕那些毕业以后去西藏支教或者参军的同学，因为他们的经历会比常人丰富，也能获得更多的人生经验——这些经验，决不可能从书本上读来。
军训也是培养友谊的最好时机，所谓患难真情，此间的点点滴滴，都将长久铭刻在彼此的心中。
军训结束后，我们也从昌平搬回了燕园。当大客车从西侧门开进北大的时候，所有的同学都欢呼起来。多少回在梦中出现的湖光塔影，以后就常在身边了。
再回头想想，昌平校区生活闭塞，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四”，学生很少有机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也因此失去了不少机会。但是正因为生活的简单，我才可能读更多的书，写更多的文章，认识更多的朋友，才不会因为选择太多而迷失了方向。推而广之，如果你的大学不在全国性的中心城市，那么你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应该比北京的大学生更扎实，在未来的竞争中，这就是你的优势。
生活其实总是公平的，我们没必要抱怨什么，真正的问题是，那些失去了的东西，怎么样努力才能补偿回来。
（二）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张锐/任羽中
回到燕园之后，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北大真的是太大了，北大的生活也真是太快了。三角地的海报永远都是墨迹淋漓，图书馆南配殿的小电影总是前卫，从“海归”教授嘴里冒出来的名词无不与时俱进。而每一天的晚上，都可以同时有五六场讲座。无论是白发苍苍的学者还是志得意满的富商大贾，都以能在某一间简陋的教室里做讲座为莫大的荣耀。
班上的同学很快分化，有的热衷于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成了与学工干部打得火热的活跃分子，也有的从此逍遥自在地看先锋电影过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人生”。
那我呢，我该做什么呢？
五光十色的生活，当然充满了诱惑，谁都想快快成功，快快得到众人的瞩目。但是，急功近利是成长的大忌。当你得到机会表现自己的时候，请先想想，我已经把自己铸造成器了吗？我真的清楚自己的分量吗？
不是说只要韬光养晦不要有所作为。只是说，我们要经得起机会的考验，机会越多越容易出风头的时候，我们越要气沉丹田。
所以我告诉自己，不管怎么样，我先要把书念好，把每一门课的成绩考好，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自己的路。很多同学因为忙别的事情把专业课的学习耽搁了，最后或多或少都有些后悔，大学里边考试成绩虽然不再是判断成败的惟一标准，甚至不算重要标准，但分数对于想保送研究生或者出国深造的同学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
前一章已经提到，和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交流特别重要。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都讲究长幼有序，其中当然蕴藏着深刻的智慧，只要人家长你一岁，就总有比你成熟的地方，你虚心求教，必有收获。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也总是想方设法找机会和学长聊天。当时大三的一个师兄为了跟我说明他的学习方法，甚至专门画了一个时间分配表送给我。还有一个师兄非常厉害，大三的时候已经在《欧洲》和《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论文，他不但教我读理论著作的办法，还把一本做满了批注的Waltz的《国际政治理论》借给我。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很多重要的信息，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同时更因为有了眼前的榜样而增长了信心。
毛主席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简简单单的话，请你置于座右。
（三）最大的敌人首先是他自己张锐/任羽中
解放前北京的大学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叫做“北大有胡适之，清华有体育馆”。胡适是北大的校长，他一辈子都深深地爱着北大，死的时候遗体上盖的都是北大校旗，北大当然要以他为荣，这个很好理解。而清华以“体育馆”来对胡适之，你想是什么道理呢？
当年的清华本是留美预备学校，它的毕业生只要不出意外都是要出洋的。但我们中国的读书人太文静，到了美国以后，也不会打棒球，也不会踢足球，人家一推他他就倒，人家冲他一瞪眼他就哆嗦。于是那些外国学生就觉得中国人真是“病夫”。后来清华终于下了决心，在修了大礼堂、图书馆和科学馆之后，又盖起了宏伟的体育馆（当时合称“四大建筑”），设施之先进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直到今天也仍然运转良好。清华也从此强迫学生参加体育锻炼，并且形成了几十年一贯的传统，不仅让学生拥有了健康的体魄，而且培养了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原来清华人能领一代风骚，与这个“体育馆”也是分不开的。
到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开始借鉴清华的经验，规定本科学生要想毕业的话，首先必须能游200米。这个规定对于从小就是旱鸭子的人来说，简直有一点蛮横——可是，真的就有北大学生因此延期毕业，也真有人因为在考游泳的时候舞弊而被处分。在制度面前，平凡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不适应的话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大二开始上游泳课的时候已经到了深秋，水好冷，我的心里也直发毛，但是体育老师不管那么多，总是把我赶下水去，然后托着我的肚子让我划水。我拼了命一样地在水里扑腾，却一下子呛了好几口水。
下了课，看见体育老师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他却狠狠地瞪着我说，你胆子大一点！我就不相信你学不会！这样我才真正下了决心，觉得自己真该豁出去了，于是每天晚饭后都到游泳池去练习，结果到第十周上课的时候，我突然就发觉自己能漂在水面上了。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可以说比高考得了第一还高兴。而体育老师也高兴，他对学生们说，你看人家任羽中，小伙子真不错，大家一起鼓鼓掌，呱唧呱唧。
在全班男生里边，我是倒数第二个学会游泳的，但是到最后的考试，我得到89分的高分。这个事情也使我真正认识到，一个人要成功，最大的敌人首先是他自己，是他内心的胆怯和虚弱，他要是自己都不怕了，那什么事情都好办。
你经常锻炼身体吗？张锐/任羽中
A） 如果是男生，你有必要对足球抱有兴趣。因为你也看到了，中国足球那么糟糕却有那么多的球迷，可见这项运动的魅力。假如你原本一点兴趣也没有，那么不妨尝试着去了解一些相关的知识。当大伙都挤在一起看“皇马”的时候，你也不至于扫兴地走开。
B） 如果你性子特别急，我想太极拳是不错的选择，有助于养成冷静、沉稳的性格。要不就尝试着打坐，在心情郁闷的时候坐下来，“五心朝上”，调匀呼吸，慢慢地你会变得心平气和。
长跑也是修身养性的好办法。日本的作家村上春树居然能够跑42公里的马拉松，酷吧？
C） 学校运动会的时候尽可能去报名参加一项比赛——比如大家都不愿意参加的3000米长跑。为了不在运动会上丢丑，你一定会强迫自己坚持锻炼。
总而言之，你必须找到一两项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保持身体的活力。在读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很年轻，还感觉不到身体的压力，但是健康的底子就是在这个时候打下的。本来生活条件就一般，吃饭睡觉又不太规律，如果再拒绝运动，那肯定要出问题的，迟早。
（四）学习社团样样都要做好(1)张锐/任羽中
提到“山鹰社”，大约本书的读者人人都会来一句“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但要知道，“山鹰社”不过是北大上百个学生社团中的一个，还有无数的“校园政治家”都有过组织社团的经历——你可以参看上一章张锐的描述。做社团确实很能锻炼人，你需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需要为几十个甚至几百个成员安排角色，需要不停地想出点子并且找到赞助付诸实践，于是你根本就是一个小公司的CEO。
每个人都会有想做一点事情的冲动，但如果一方面想把书读得特别好，一方面又要应付那么多的杂事，那真的很辛苦。我的意见是，不管多辛苦，两样事情都要去做，两边的经验都很重要，而且要做就都要做好！
有一天一个大三的师兄跑来找我，说他要竞选院学生会主席，希望我能帮助他。他还拿了一张表要我填，看我有兴趣参加哪个部门。这个时候我没有办法说拒绝，就说参加学术部吧。
不久这个师兄果然竞选成功，他召集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要大家出主意。前一届的学生会在全校发起了一个“文明修身工程”，口号叫做“治国平天下，先从修身起”，影响是比较大的，而新一届的学生会也要争取搞出一个什么“工程”来。
这个时候正是1999年底，所谓的“世纪末”，什么事情大家都喜欢冠上“世纪”这样的字眼。所以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就建议做一个系列讲座，主题叫“跨世纪的中国”，邀请各个领域的实力派学者来回顾20世纪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一说完主席眼睛一亮，马上就指着我说，好！太好了！任羽中你来负责这个事情！
想推是推不掉的，但我也很犯难。我只是北大一个普普通通的大二学生，我能请得动多少大学者呢？正好当时我在上王联老师的专业英语精读课，他有一个学生也是我们的师兄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社工作，所以这个杂志每期都送一份给王老师，于是我们都有机会先睹为快。印象最深刻的是温铁军先生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还有张睿壮老师的文章。我就想，为什么不能找这个杂志社，争取与他们合作，由他们出面帮忙联系一些学者呢？
第二天我就拨通了杂志社的电话。实在也太巧了，接我电话的就是执行主编杨学军先生，他不仅是北大的校友，还是我们国际关系学院的“家属”。他听了我的想法之后马上答应下来，并且很快给了我一份名单，包括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张文木博士，他来讲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刘力群先生，讲中国国土资源开发与利用；农业部研究中心的温铁军先生，讲“三农”问题的世纪回顾。他一一与这些学者联系之后，我再打电话确认具体的细节，这样就一路绿灯，非常顺利了。
（四）学习社团样样都要做好(2)张锐/任羽中
系列讲座有了如此豪华的阵容，理所当然会成功。不过七八次讲座下来，要联系场地、写海报刷糨糊、迎来送往、办简报……把我搞得筋疲力尽。而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比如到时间了还没接到人，比如提问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站起来慷慨激昂说半个小时不知所云的话，这些都必须想办法应付。做过这些事情以后，我才真正明白了组织活动的辛苦，要想皆大欢喜，那你就要细心、细心、再细心，耐心、耐心、再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