宠文网 > 完美大学必修课:两个北大学生的四年 > A）自古强者出忧患
A）自古强者出忧患
韩国是一个忧患意识和民族自豪感很强的民族。越深入接触韩国民族和社会，我最初对韩国发展的不以为然就越减少一分。直至最后，我被韩国这个民族的许多精神所折服，以邻为镜，我在韩国这短短的一个月内，遇到了许多令我深受感动和启发的小事情。
在我们“国际营”的第一堂课上，韩国的教授打开了一幅韩国国内习惯使用的世界地图，当然，每个国家都会把自己国家在地图中放到比较中央的位置，这幅韩国地图也不例外。
教授问我们：你们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四个国家是哪四个？我们众口纷纭，但很快达成共识：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
教授指着地图: “请看，在韩国的周围，就是这四个强国。”
而后教授开始讲述朝鲜半岛上的历史发展与国际政治风云变化。的确，对于韩国这样一个处在特殊地理位置的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屈服于每一个强大的邻居。因此，韩国人的忧患意识特别强烈，他们明白，只要自己稍微一落后，就可能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
从这个背景出发，你可以明白许多韩国特有的现象。比方说韩国政府扶持了几家大型的财阀。他们几乎垄断了韩国经济命脉的60%～70%。这些财阀由于自身庞大臃肿和与政府密切的关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遭受了国外金融界和企业界广泛的批评。但在韩国，这些大企业依然能够得到民众很高的支持率，因为韩国人认为，这些政府扶持的大企业才真正是保护韩国经济的本土力量。这种方式尽管可能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但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却是非常必要的。否则韩国的市场上可能根本就看不到韩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了。
（四）跨文化沟通(2)张锐/任羽中
根据韩国法律，韩国的所有成年男子都必须服两年零两个月的兵役。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很大的牺牲。但是，我所接触过的韩国大学生，没有一个表示过想逃脱这个义务。他们更多地把服兵役当作一种军事教育，时刻准备着，当有一天大敌当前的时候，每个韩国的男人都懂得如何打仗。这与我接触的台湾年轻人对于服兵役的态度非恨即躲相比较，对比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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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泡菜的真味
初到韩国，觉得一切都与中国十分相似，但是最不相似也最不能习惯的就是韩国的饮食。
记得刚到汉大的第一天，我们与韩国的学生一起去汉大的学生食堂吃饭。每人手中发了一张一样的饭票，进去食堂一看，居然如此之大的食堂仅供应一种饭菜，一碗米饭、一盘泡菜、一碗汤和另外一份分量也不多的主菜，仿佛是鸡蛋炒虾米之类的。韩国人在用餐时喜欢喝冰水，所以食堂中还放置了巨大的饮水机。
这初到韩国的第一顿饭我根本没有吃饱，冰冷辛辣的泡菜和冰冷辛辣的泡菜汤实在不对我的胃口，分量不大的主菜也三口两口被我吃完。我们这些中国学生不仅在一起惊诧为什么韩国大学食堂的伙食如此之差——一份菜里连肉都没有几块，然后不禁开始怀念北大食堂里那些琳琅满目的美味佳肴。
而后的日子里吃饭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心病，食堂里的菜除了主菜每天在变外，泡菜是永远不变的。食堂里是永远只供应一到两个菜的。我们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吃得叫苦连天，而韩国的学生却对食堂的饭菜毫无怨言。
我有一天问一个汉大的韩国学生: “你觉得你们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答曰：“还不错。我们食堂的泡菜很好吃。”
我愕然，韩国人在吃饭上似乎言必称泡菜，记起我前几天和韩国教授出去吃韩国的大餐“韩定食”时，本以为可以大快朵颐一次，谁知到拿上来的主要还是各种各样的泡菜。究竟泡菜除了像韩国人自己认为的营养丰富、美味可口外，到底有什么魔力能够在韩国的饮食文化中占据这么不可动摇的地位。特别是在韩国的各种文化都在历史上受到中华文化的强烈影响而显出多种相似性的情况下，以泡菜为代表的饮食文化可谓是独树一帜。
通过与研究韩国史的韩国教授交流和我自己阅读书籍后，这个问题渐渐在我的心中解开了谜底。从韩国的地理环境上看，整个朝鲜半岛多山脉，少平原，自古以来在农业上讲究利用土地、精耕细作，但面对韩国人口的食物要求仍然压力不小。尤其到了冬天，纬度高的韩国由于天气寒冷，几乎没有什么蔬菜可吃，于是腌制的泡菜成为了韩国人家家必备的食物。泡菜的原料为白菜或者萝卜，以及辣椒、盐等其他佐料，制作简易、成本低廉，成为了韩国普通家庭必不可少的食物。在韩国处于日本殖民地时代的晚期及韩国重新建国后的初期，韩国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韩国政府曾经在全国大力推广泡菜，编制手册介绍吃泡菜的好处、腌制泡菜的方法、泡菜的不同做法，分发到每个家庭中去。长此以往，泡菜终于成为了韩国的“国菜”，而韩国人也养成了只需一碗白饭、一碟泡菜就可以安享一顿正餐的饮食习惯。
（四）跨文化沟通(3)张锐/任羽中
相对比中国，“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直是中国饮食文化的指导思想。不用说满汉全席的奢华了，就是中国普通人家请客，做菜时也讲究冷热搭配，色香味俱全，消耗了几倍韩国人消耗的资源和时间。在这种饮食文化之下，滋生了许多奢靡、浪费、铺张和繁文缛节的不良风气，对比韩国简单、朴素、始终鼓励人艰苦奋斗的饮食文化，我真是很难说哪种饮食文化更好一些。
在“国际营”的一次活动中，我们前往韩国的国家议会拜见几位韩国的党派领袖。在参观讨论结束后议会出面请我们这些外国学生在议会的餐厅吃晚饭，当我坐在议会的餐厅里，看到端上来的仍然是简单、朴素的泡菜和其他饭菜时，我突然心生一种敬畏之情，往日不喜欢的泡菜，那天吃起来却体会出了另一番令人难忘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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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亚洲法律学生论坛
从汉城大学的“国际营”回国不久，我又接到了亚洲法律学生协会（Asian Law Student Association）的邀请，再次踏上了去韩国的旅途。
亚洲法律学生协会，是由日本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法学院学生发起组织的，以加强亚洲地区法律学生之间交流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包括中国内地、香港地区、台湾地区、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国立大学的法学院，这次在汉城举行的是亚洲法律学生协会的年度论坛，主办方是汉城大学法学院的学生。
汉城大学法学院是韩国当之无愧的第一法学院。韩国议会议员的三分之二都是从这里走出的律师，而许多韩国著名的政治家也来自这个学院，因此韩国的主办方也相当容易就从韩国几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获得了经济上的赞助。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两个非常前沿的法律问题：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和“代孕母亲”的法律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到医学、伦理和法律的交界处，因此争议极大，成为各国法律发展的前沿问题。
短短三天的论坛，内容却安排得十分紧凑。又由于都是未来的律师在一起开会，于是在服装上大家一律都是正装，男生们西装革履，女士们也是套装套裙，当坐在一张桌子前面讨论问题时，看上去更像是律师们代表不同的当事人在谈判。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汉大法学院的组织者们，他们和我们一样大都是一些本科的学生，但是把这次活动组织得井井有条。从住宿、车辆、会务，到接待从东亚各地而来的外国学生，还有邀请韩国法律界名人出席讨论并提供与会者参观律所、法院等等的方面，全部是由汉大法学院的学生亲力亲为。我不由在想：如果是我们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自己独立、在没有学校老师帮助的情况下组织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我们能否表现出汉大的法律学生这样的高效的团队精神，这样高超的国际交往能力和这样良好的语言能力？当国内的教育界从小学一直到大学都在谈素质教育的时候，当我们和国外同种教育阶段的学生相比较，就会发现像国际交往能力这种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成为衡量一个“全球化”人才的重要素质的培养，现在在我们的教育中还存在着很大的空白。
（四）跨文化沟通(4)张锐/任羽中
三天的论坛匆匆而过，当我重新跨入北京大学的校门时，我明白，一个新的学期和一段需要更努力学习的日子开始了。当发现自己的异国同龄人正在比自己还要努力地学习的时候，这当然是很强烈的刺激。因为，我们的明天将要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我们将要和日本、韩国、美国等国家的朋友们相互较量。我们的起点，我们所处的环境已经不如人家，如果还不奋起急追，那就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
（五）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张锐/任羽中
韩国之行结束后，我又飞到上海参加了联合利华组织的商业夏令营。联合利华进入中国市场后，每年都会在中国各大著名院校挑选商业夏令营的参加者，通过这种方式吸收人才。
来自中国六七所最好的高校大约30名学生通过首轮校园面试进入了这个为期三天的商业夏令营。在互相认识之后，我们被随机分成了6个小组，每个小组代表一个生产巧克力的公司，组员扮演不同的角色: 总经理，分别负责财务、生产、销售、营销事务的经理，每个人各司其职，目的是和其他公司竞争，获得市场竞争的胜利。
了解了游戏的规则，公司内部立刻开会，迅速形成一个高效、团结的团队，按照我们的既定战略前进，在一次次的市场业绩报告中获胜。
除了模拟公司运作的竞赛外，每个公司还必须设计出一个有创意的广告，由成员表演出来。尽管平时广告看得不少，可是当你真正坐下来要设计一个通过肢体语言表达，而不借助任何特殊效果的广告，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广告创意比赛之后是一个延续整天的英文小组陈述和面试。上午是每个人单独地向面试官汇报自己在前两天的表现和公司的业绩，同时回答问题。中午是圆桌案例讨论。到了下午的时候，只有一半人才能够进入最后的面试。
进入到最后的面试时，我已经感觉十分的疲惫了。老外面试官的问题无穷无尽，甚至拿出了两种护肤品让我比较分析它们的市场策略的不同，我不断地清醒地告诉自己说，这是一个压力面试，他们就是要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让你头痛，看你在疲倦之下是否能够情绪稳定、思维清晰和表达周密。终于，漫长的一小时面试结束了。我始终保持着微笑，直至走出面试室。
开学后不久，我收到了联合利华寄来的工作offer，这是我找到的第一份工作。回想起整个过程，我觉得，一个人在找工作面试的时候，最大的秘诀真的只有一条: be yourself。只有表现一个真实的自己，才可能表现得好，才可能打动面试官，才可能让面试桌两边的双方都明白究竟工作和你适不适合。对于那些市面上流传的面试秘诀或者对某些常见问题的标准答案，我持怀疑态度。要知道，在有经验的主考官面前，没有太多经验的求职者，想掩盖与改变的弱点，往往会被加倍地放大出来。
任羽中：张锐/任羽中
在网站老板那里领到第一个月薪水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挣钱其实也很容易，但与此同时我决定辞职不干了，因为如果把这个时间用来读书，那我可能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易教授给我开了一个书单，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到了汉城大学我才知道，原来还有比中国高考更残酷的选拔考试，原来还有比中国学生更玩命的学法。
（一）大三是关键(1)张锐/任羽中
如果你要问大学四年里哪一年最重要，我肯定说每一年都很重要；但如果你非要我四选一不可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大三是关键。
失败的人可能从大一就开始萎靡不振了，而成功的人，一定都是到大三才奠定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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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暑假一结束，班上绝大部分的同学就开始忙碌起来。两年的摸爬滚打已经足够让大家变得现实，我们的未来无非就是三种出路：出国深造，留在国内念研究生，或者找工作。
北大、清华以及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这几个学校出国风气最盛，社会上也有议论。其实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历史，一定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以来，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中心一直都在西方，而自容闳以降，留学生也一直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无论为个人前途还是国家需要计，出国深造都是正途。但是要想拿到美国大学的Offer，你最迟也必须从大三开始拼命了，仅仅是GRE和TOFEL两个考试，就需要付出旁人难以想像的辛劳。
和所有做着“哈佛梦”的中国学生一样，我当然也希望能够到美国的名牌大学去念书。我认识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一位老师，三十出头的女士，已经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但她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去哈佛读Ph.D，寒假里每天都骑车跑很远去“新东方”听课。她看到我就跟我说，你现在开始努力吧，你年轻，各个方面都有优势。可我却老是犹豫，第一我感觉自己专业知识学得还太浅薄，如果把大量时间都花到英文考试上边去，那肯定很少有时间做研究，我害怕会得不偿失；第二我还是认为自己英文底子太薄，像我这样的水平，到了美国大学能听得懂老师讲课吗？
就这样想来想去，总觉得出国没把握，而继续呆在北大读研究生似乎也不坏。于是就做了决定。可这个决定也许就是我大学生活中最糟糕的一个事情，事实上，英文基础比我差的同学，后来GRE考到了2300分；专业书念得很少的同学，也请到了最出名的教授给他写推荐信。假如我早下了决心，未必就如愿以偿，但是不会让自己回想起来后悔。
反省自己，真是一个胆子太小，惰性太大的庸人。而到大四那年的冬天，我还接到了社科院那位老师从美国打来的越洋电话——她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电话里她仍然鼓励我说，在国内念完三年研究生之后，一定要争取出去！
当然，我并不是说出国就真是多么了不得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所谓的“海龟”未必就强于“土鳖”，留学生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也多了去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的竞争早已超越了国家的疆界。你要想把自己锻造成世界第一流的人物，那你起码先要去看一看所谓的“世界一流”是何面目。而对于想做学问的人来说，更必须开阔眼界，以期学贯中西。所以我建议每一个大学生都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争取有一天出去走走看看——这当然也是对我自己的期望。
（一）大三是关键(2)张锐/任羽中
在很多关键的时刻，我们应该做出一个大胆而且有想像力的决定，挑战自己能力的极限，这样才可能有脱胎换骨般的进步。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1)张锐/任羽中
既然已经拿定了继续念研究生的主意，那么我也要开始着手准备。北大本科生保送读研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不过具体到我们国际政治系还不一样，97级一共70多个毕业生，保送的名额只有5个。系里的政策是按学习成绩排队，学生干部可以有一点点的加分，不过很少，但如果在正式的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则可以有很多加分。所以我从新学期一开始就在准备论文——不过还是要说明，写论文、发论文都很可能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但是真要写出好的文章，却完全是因为你对研究对象本身抱有纯粹的好奇心。没有一段时期的积累和思考，肯定写不出什么东西。
对自己的专业——国际政治——我一直没有特别强烈的兴趣，在更多的时候我愿意读国际关系史或者中国外交史方面的文献。在大二上学期的时候我就修了《近代国际关系史》，这在很多同学看来可能是比较麻烦的一门课，因为所谓的“近代国际关系”，实际上就是欧洲大国之间的恩怨纠葛。自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欧洲的事情就像是一团乱麻，有各种各样的王朝战争和分赃会议，也有一大群做外交的天才人物涌现出来。仅仅是各个大国王室的世系图，或者有关战争涉及的地名，就需要一个“Computer一样的大脑”才能记清楚了。不过我学得比较认真，而且也发现了一些“兴趣点”。比如说所谓的“东方问题”——也就是列强如何瓜分土耳其的问题，这是一个时期国际关系中的关键，它的牵涉面太广了，几乎把所有的大国关系都包括了进去。所以我决心认真做一点分析。
相关的文献当然很多，通过图书馆的几种检索工具，我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把近十年来国内发表的重要论文都找来梳理了一遍，并且做了这么一个示意图：
简单地说，我把牵扯进来的六个主要国家都用线连起来，省略掉次要的俄—埃连线和奥—埃连线，于是就得出了十三对关系函数（Function）。然后再逐一分析，到底哪些关系是冲突型的，哪些是相互利用型的，这样六个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力图破坏现状的俄、奥，希望维持现状并且抵制俄国的英、法，还有奥斯曼帝国及其属国土耳其。这三类追求不同目标的行为体，也就构成了一个国际体系，而在这个体系中，每一对函数的变化，都可能导致其他12对函数的相应变化。
有了这样一个框架，我可以比较清楚地解释几次俄土战争中各个国家的外交行为，也可以说明“东方问题”最终如何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尽管这个题目已经被反反复复地做过，但是我舍得下工夫，做得比较细致，对相关问题的解释又借用了国际政治理论中的一些术语和模型，所以这个文章不久就发表出来了。后来我还用这个办法来分析了唐代安史之乱后的边疆问题，梳理了唐、回纥、吐蕃、南诏以及河北割据集团之间的关系，结果也得到了一些有趣的结论。
（二）主动做社会调查(2)张锐/任羽中
我想，这可能是本科学生写文章的一种办法。由于我们积累还太有限，要发现一个前人很少涉足同时自己的能力又可以胜任的问题并不容易，所以不必回避那些老问题。在资料搜集方面总是后来居上的，你可以比前人更仔细、更全面，也可以尝试着从一些新的角度，用一些新的模式去说明问题。这样的文章，尽管学术价值不大，但对本科生来说，不失为一种训练自己的方式。
读文献是不嫌多的，尤其要努力读外文的东西，否则自己总也摸不清楚门道，总没办法和国际学术的主流“接轨”。但同时，深入中国的社会去调查研究，那才是发现问题的最好办法。纯粹从理论、逻辑当中是不可能发现新东西的，要想写有价值的东西，对社会存在的体验至关重要。由于我所在专业的特殊性（我没办法到四川农村去调查“大国关系”），所以本科阶段也很少主动做社会调查，但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来讲，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的学生，凡是在本科阶段有一点学术成果的，都曾经很辛苦地到农村或者城市社区去呆了两三个月。
此外，文科的学生，无论哪一个专业，我都觉得必须读一读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以及《江村经济》。这代表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准，也是我们所有后学的入门书。而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更应该是摆在案头的教科书。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1)张锐/任羽中
大三我上了本科阶段最重要的几门课，也比较多地接触了几位老师。
第一门课是潘维老师的“外国政治制度比较”。潘老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拿的是“世界政治”专业的博士学位，早年也曾在陈翰笙先生门下读过研究生。潘老师给我们讲课，首先就讲陈翰笙那一代人的学术追求，要我们明白一百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又为什么做这些。
在很长一段时间，伯克利的政治学系都在全美排 第一，于是潘老师对西方比较政治学理论的掌握十分出色，讲课的时候放得很开，一个人在讲台上来回走动，讲各种各样的笑话，而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他都要进行批评，真是很狂的样子。当时他还做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法治与未来中国政体》，主要是批评知识界的“民主迷信”，而我们读了以后觉得很不服气，不仅上课的时候站起来质疑他的观点，而且还写了一篇商榷文章，实际上就想说他的文章太偏颇。后来我才逐渐意识到他那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同时也后悔发表了商榷的文章——并不是说我觉得老师不能批评，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跟老师辩难是好事情，但我开始明白，要想找出人家的漏洞太容易了，难的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出来。你有时间去批评人家，倒不如好好琢磨自己能建设什么。张五常曾经讲了一段话，他说，“我的《佃农理论》发表以后，很多美国的大学学报都有批评我的内容，数之不尽，很多时候，我都不回应。现在过了三十多年，我的文章还在，而那些批评我的文章早就没有人能记得了。我告诉你，历史上从来没有批评或者是回应，能够在学术上做到成功的，从来没有过的。”
他这个话是有道理的，所以我现在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商榷、批评性质的文章一律不写。
这一门课听下来，我感觉自己收获很大，尽管心里还是不服气，但是你要想找他的错误，首先就必须去读他读过的那些书，必须很仔细地去想有关的问题。照他的话说，你要不努力读书，就只有被他牵着走了。
第二门课是许振洲老师的《西方政治思想史》，许老师在法国念过博士，因此很有一些名士的风度。他讲西方的政治思想，但总是拿中国的事情来印证；他说话也特别注意精炼，因为“话多伤神”。话讲得越少，就可能越精辟，往往一个已经有定论的事情，他也能发人所未发地讲出新的意思来。我们上他的课，先从《雅典政制》读起，最后到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确实也读到了很多有趣的思想。
第三门课叫做《翻译理论与实践》，但是上课的唐士其老师一上来就让我们读《政治学》的英译本，半期考试是翻译《联邦党人文集》的一篇，期末则要翻柏克的一封信。他上课的时候，先把材料发下来，让大家看一会，然后每个人都站起来翻一段，翻完一段他再讲一段，翻不出来的同学就很尴尬。可能是他这样要求比较严格，同时大三下学期大家都忙着考外语找工作去了，所以坚持上这个课的人不多。而我意识到这个课能使我有机会去熟悉经典，所以一直上得很认真。
（三）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2)张锐/任羽中
唐老师在东京大学接受过严格的训练，除了英、俄、日、德四门外语之外，他还一直在自学拉丁文，所以他写文章一般都能用第一手的材料，认真到了苛刻的地步。后来他帮我改本科毕业的论文，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这三个老师对学生也都特别好——有一次学生问潘维，“您认为在国外教书和在国内教书有什么区别”，他说在国外教书的时候，学生也喜欢他，不过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老师说话很有意思，带着一些外国口音，挺逗的；回北大教书则总是充满了成就感，走在大街上觉得自己教的就是身边这些芸芸众生的孩子，都是“自己人”。
上完这三门课，我对于“什么是学问”的认识就深刻得多了，也使我在后来决定研究生专业的时候选择了比较政治学方向。可以说，好的老师可以给学生指出一条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道路，一种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生活方式，让人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没有老师的点拨，你在求学的道路上可能要多走好多弯路！你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求本领域最好的导师的指导，不管他看起来是多么高不可攀。
（四）我的网站经历张锐/任羽中
前一章里我提到了“跨世纪的中国”系列讲座，因为这些讲座的缘故，我和几位学者有了联系。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易杰雄教授当时给我们讲了国家创新战略的问题，后来我就经常到他的书斋去聊天。他还给我列了一个书单，教我先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这本书文字最生动，容易读; 再读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对整个西方的哲学史有一个通盘的印象，然后才从古希腊的经典开始一部一部读下去。读不懂的时候也要硬着头皮往下读，反复几遍之后总会想出些道理的。
放寒假之后我就在北京多呆了一段时间，准备趁着学校里人少、安静，一个人读读书。可是没两天一个清华大学的朋友找到我，要我参与他们的“创业计划”。原来，有一个在中关村做电脑生意的老板希望搞一个教育类的网站，而且拿了一笔钱出来找大学生做。这个时候国内的“网络经济”泡沫还没有完全破灭，各种网站仍然此起彼伏，大家都准备进去分一杯羹。
可我是念政治的，哪里懂什么网络啊。朋友却说什么也不用懂，做网站就是一句话：想方设法把老板的投资“烧掉”，然后争取能制造一些新闻，看起来很火的样子，再然后就等着别的老板来高价收购——两年以后，我看《大腕》的时候，听到精神病院里边那段著名的对白，周围已经笑成了一片，但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笑。因为我算是看明白了，冯小刚、英达他们做的艺术，根本不是夸张，根本就是真实。
说好奇也好，说碍于情面也好，我开始帮着朋友张罗起来。先是策划网站的开通仪式，我们找到怀柔县的一个农村中学，拉了一卡车初中生来“壮声色”，连哄带诓地让他们听了半天老总训话、各界代表人士致辞；然后我又想办法请了几个同学去做“高考状元在线咨询”，希望能靠这个来提高点击率；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写一些莫名其妙的吹捧文章，比如某某网站引导信息教育新潮流之类的，写完了连带着红包送报馆去，不久可以在中缝或者广告栏的旁边看到，我的署名一般是“任言实”。
这个样子稀里糊涂过了二十几天，老板带着财务来发薪水了。一个月我居然挣了两千多！签完名字以后我就想，原来钱这么好挣？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怎么样？还成吧？下个月争取再加点。”
我摇摇头，“我还是觉得干不了，反正网站也开张了，你就放我回家过年吧。”走出写字楼我就想，这个样子玩下去，恐怕过不了多久我做学问的功夫都得废了。如果把这个月的时间用来读罗素、黑格尔，我会收获更多无价的东西。这个账，我还是算得明白的。
（五）要有一点“呆气”张锐/任羽中
总而言之，大三这一年我读书和写作比前两年更加卖命。大一、大二的时候，毕竟还没怎么入门，读书很多时候就浮在面上，现在总算能读出一些味道来了。而要完成一篇论文往往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前几周一直在图书馆里泡着整理文献，最后真正开始写的时候，一般早晨七八点钟爬起来就把电脑打开，然后一直弄到中午。有时候会忘了吃午饭，到下午两点觉得饿得受不了了，就煮一大锅方便面解决问题——顺便插一句，大三可能是我有史以来食量最惊人的时候。我记得以前看庄则栋的回忆文章，他说1965年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时，天气很炎热，大多数人都吃不下饭，但是他一顿饭还是能吃十七个馒头，所以他精神很好，能够拿冠军。
《三国演义》里边还有一个小故事，说司马懿听说诸葛亮的饭量很小，管的事情太多，马上就高兴起来，因为他算是看透了对手，吃得少肯定难以持久。而舅舅给我写信的时候说，要“每天长跑三千米，散步三千米，吃饭一斤半，学习十二小时以上”——惭愧得很，我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个要求。
文思枯竭，实在写不下去的时候，我会到南门外边的“风入松书店”或者东门外的“万圣书园”看一个钟头的新书，在书店里站一会，可能就又有想法了。
后来我还和四川师大的王川教授聊过几次。他的房子很大，但是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的小书房里，书放得满屋都是，看累了就躺在地上睡觉。晚上熬夜不说，白天他也很用功，为了把时间省下来，他就规定每一顿自己只吃一种菜，比如早晨他到楼下买了一斤苦瓜、一斤南瓜，那么午饭他就把一斤苦瓜全部吃掉，晚饭则把南瓜全部吃掉。更让人吃惊的是他很少吃主食，因为已经做了一样菜了，再弄主食就“麻烦”。
所以——我想，一个人真要做点学问的话，可能必须要有一点“呆气”，有一点疯狂的精神。我当然也主张在大学里边全面发展，不过该你读书的时候就必须像谈恋爱一样，早也想她晚也想她，为了她甚至可以不吃饭不睡觉。
这一年系里的学生会已经轮到我们这一届来唱主角，于是我做了一年的学术部长。不过我也不会当“官”，不想指挥别人去做什么，完全是无为而治。有的师弟师妹很有热情，希望也做个什么什么“工程”，我就尽量帮他们争取系里的支持，让他们能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看见他们有了成绩，我会觉得非常开心，因为我坚信，在一个团队中，你的收获和你对别人的帮助是成正比的。
（六）(1)张锐/任羽中
到暑假的时候，我得到了两个很好的机会。第一是“明德”基金决定继续资助我们进行暑期考察，而且大家都希望去四川，于是我当了一回导游；第二是韩国的汉城大学准备举行一个东亚四国（中、日、韩、越）大学生夏令营活动，系里决定让我去。非常巧的是，这两个活动也都有张锐参加，所以这个暑假我们在一起住了一个月。
去四川的考察时间只有一周，去之前我们在一起讨论了好几次，最后拟定了一系列的主题：一、当时四川的遂宁市有一些乡镇正在搞基层民主选举，海外的学者都很关注，而我们中间学政治和法律的希望去实地了解一下，争取和当地的有关人士谈一谈；二、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联系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委员会，想和他们座谈一次；三、四川的旅游资源相当丰富，而且在申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方面有很多经验，四川省人大也就遗产保护问题专门立法，在全国是领先的，所以我们联系了都江堰市政府和旅游局去了解有关情况；四、成都报业竞争全国闻名，我们打算拿出一天的时间，去《成都商报》“实习”，跟着老记者出去跑跑，除了了解市民报的新闻运作方式之外，还可以对成都的市井风情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按照这个计划，我们在成都以及附近地区开始了活动。时间虽然短暂，可是我却发现，我这个四川人其实一点也不了解四川。比如说，在我从前的印象中，地方官员就是喜欢说大话、空话，只会钻营不做实事，但这次考察中接触到的各种级别的官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思想观念解放，业务精通，谈吐很让人佩服，对于各种社会问题以及体制弊端，他们的认识也并不模糊。所以我就想，我们在学校里边总是自命为精英，喜欢批评时弊，而且非常容易偏激起来，但是“坐而论道”的人更应该体会一下“起而行”的难处，批判当然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除了愤世嫉俗以外，你更应该有一种建设性的态度。
从四川回北京以后，我紧跟着到了韩国。汉城大学把我们安排在学生宿舍里住着，并且发给若干饭票，每天自己去食堂吃饭。所以在这里的二十天，我吃够了各式各样的泡菜，只有8月15日韩国国庆日那天，食堂里除了泡菜还有一碗参鸡汤，让我有了久旱逢甘霖的感觉。
汉城大学作为韩国第一的国立大学，学生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因为国立大学学费低廉，一般平民家庭的子弟都把汉大作为第一目标，所以入学考试竞争极其残酷。负责接待我们的一位学校行政人员就讲，他的女儿在考试前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简直就是玩命一样地学。我们认识的韩国学生，有的家住在仁川，每天需要坐很长时间的地铁来上学（汉大只为一年级的新生提供校内宿舍），而在地铁上，所有的学生都在背书。
（六）(2)张锐/任羽中
韩国人的民族精神也实在让我们吃惊。刚到汉城的时候，中、韩两国就正式就教科书问题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而第二天报纸上出现了一张大大的照片，原来一些韩国的社会青年为了抗议，集体跑到公园里边，每个人都切掉了自己的一个手指头！
我们当然不觉得这样的做法怎么恰当，但是你也可以想见，这个民族是根本受不得一点轻慢和侮辱的。就是靠这么一种不服输的骨气，他们在短短几十年间跻身于富国之列。
在韩国期间，我们参观了国会、宪法法院、证券交易所还有各种各样的名胜古迹，但是给我最深印象的还是到现代集团听到的郑周永的故事。
和大部分奇迹的创造者一样，郑周永出生贫寒。他儿时生活极为贫苦，并且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老大，所以他只念了小学。后来怀抱着改变命运的梦想，从农村跑到汉城做小工。当时的工人集体宿舍臭虫非常厉害，咬得根本无法睡觉，于是工友们都睡到饭桌上，可是臭虫居然能沿着桌腿爬上来。郑周永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桌子的四条腿都放在盛满水的盆子里，这样臭虫爬上来之前就先掉水里淹死了。可是睡了两三个安稳觉之后，不知从哪儿又钻出许多臭虫，打开灯一看，郑周永“惊呆了”: 原来臭虫改变了方向，它们先从墙角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冲着人掉下来！小小的虫子却有如此的智慧与毅力，这对郑周永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此他开始相信，为了达到目的，没有想不出的办法，而只要用尽了全力，就没有办不成的事情。此后即使是战争摧毁了他辛辛苦苦耗尽积蓄建立起来的工厂，他也没有低下自己的头。
郑周永后来建立起了空前庞大的现代集团，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实际上主要就是靠现代集团一家之力争取下来的。可以说，驱使他创造奇迹的力量，是那旁人不敢有的梦想、是超过任何人的自信心、是坚韧的毅力、是忍耐的精神、是冷静的计算、是冒险家一样的勇气、是以大局为重的胸襟、是不达目的绝不回头的魄力！
回国前，我专门买了一本英文版的郑周永回忆录。我想，我们，尤其是事业还正待展开的大学生，除了看《我的野蛮女友》或者《加油站袭击事件》之外，真的应该“以韩为师”，学学人家的那种男子汉气概。
是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张锐/任羽中
张锐VS任羽中：是该你做决定的时候了！
张：看来这一章里边我说得多了一些，那些在国外遇到的人物和故事实在太精彩了，我没办法节省笔墨。我们中国大学生走出国门的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应该多了解外面的精彩，做好准备。
写了那么多，我想最后的道理其实就是一点：不要觉得哈佛或者东大的学生离我们有多远，几年后大家很可能就要竞争同一个工作岗位或者在一家公司里边合作！今天的大学生，必须尽可能地使自己“国际化”。
另外，我想读者也已经看到，我们两个在这一年里已经各自选定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并且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
任: 确实，我认为最晚到大三寒假的时候，就必须决定自己两年后要达到的目标，并且要开始用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去为这个目标的实现做准备，早一点动手才能心里有数。而且，我们都已经是20岁的人了，应该也必须自己拿主意、做决策。
张：还要千方百计地寻找锻炼自己、挑战自己的机会，把自己的眼界放宽一些。
任：话说回来，一般的大学生未必能得到你那样多的机会，每个人的起点都不一样，很多时候可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不必太勉强自己。但我想我们在这里讲的，关键还是一种意识和自觉。你要敢想敢做，机遇才会偏爱你；你要对自己有更大的信心，别人才可能刮目相看；你决定了的事情，就要百折不挠地做下去！
张：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结果。
张 锐：张锐/任羽中
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Morrison问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
（一）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张锐/任羽中
不管你之前有多少梦想也不管你之前设计了多少套方案——现在，大四，你就要走出决定性的那一步了。
决定总是困难的，因为一旦决定，即意味着你失去了其他的选择。
实际上，任何的选择都不容易，只有许多大四的学生才知道那个把university翻译成“由你玩四年”的笑话多么的恶毒——一直玩到大四毕业哪里还有好的前途？美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竞争的激烈，不得不让我们早早地开始计划和很市侩地盘算。请不要说这个时代的大学生“功利”，而要问这个一日千里的时代可以让谁平白无故地浪漫起来？
我一度在出国还是保研这两个选择中间犹豫不决。先排除了直接工作这个选择，倒不是我觉得还没有在能力和心态上准备好，而仅仅是因为觉得自己在大学期间书读得还不够多，这也许是一种很奇怪的对学校生活的留恋吧。无论如何，我希望能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来过一种更加专注于书本、更加简单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这个决定，应该还是明智的。尤其是上了研究生后，我才发现中国的就业市场上人才高消费的确愈演愈烈，硕士学位的普及化使得本科生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而这种追求高学历的现象，简直已经走向了畸形: 一方面，由于大学教育对于本科生的培养不够，使他们在适应市场和适应雇主方面出现了偏差，许多本科生在进入就业市场后表现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都不够，用人单位于是就不断提高门槛，明明专科毕业生就可以胜任的工作，现在却只要博士；同时，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政府在本科生和硕士生两个层面都大量扩招，甚至硕士生的扩招规模比本科生还要大，而且大量在职、委培等等“特色”硕士生项目的存在，也变相降低了硕士的门槛。硕士学历的大量供给，必然导致它在市场上的进一步贬值，其实，许多用人单位给予硕士和本科生的薪酬待遇几乎没有区别。
如果你已经可以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你又确实无意成为学者的话，那么直接工作会比读硕士更节约时间。也就是说，对于得到相同工作机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来说，尽管学历上有差距，但是在现实工作中的起点，却是一样的。
不是说现在大家都拼命地去考研不对，而是希望提醒：上了研究生之后，并不意味着你对未来的期望值就可以调高很多。这很可能只是两三年的缓冲期，你应该做的，是对照那些本科毕业就能获得很好的工作机会的同学，尽可能地充实和提高自己。
（二）加强我的“中国背景”(1)张锐/任羽中
接下来可以说说出国的事情了，在我看来，很多人认为只要出国深造就能够获得好的前途的想法，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
对于一些基础性学科，国外的实验室和研究条件很好，要想在自己研究的领域取得突破，那么出去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一些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比如法律、商业、新闻传播，如果你希望攻读博士学位，那么直接申请国外的Ph.D Program 是最理想的选择，这些项目由于需要花费的时间长，同时人家也希望你接下来能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所以一般比较容易申请到奖学金。当然，你需要弄明白的是：你是否真的打算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比方说在美国，一般的观念都会认为在名校读完了博士的人应该进入大学去做教授，如果要在私人部门找工作，难度很可能大过本科生。
其实，更多的人出国考虑的是开阔眼界、提高语言能力、了解西方文化，同时希望在国外获得工作机会。如果是以在国外就业为目的的话，那么你最好考虑去读国外的MBA、MPA或者J.D这样带有professional training性质的学位，获得这些学位的学生被认为已经获得了成为professional（职业经理人、律师、公务员等）的资格，在就业市场上有优势。然而，申请这些学位的竞争十分激烈，往往有专门的入学考试，同时学费高昂，也很少有奖学金（你学这些的目的就是将来去赚钱，因此没有道理给你奖学金）。
此外，国外还有各种硕士项目，往往由于其时间短（只需两年甚至一年，短于国内的三年硕士项目）、门槛相对较低（比较容易申请，特别是英国的学校）、成本低（尽管没有奖学金，但是相对于职业学院的学费较低），越来越受欢迎。但是，国外的硕士学历在就业市场上也越来越疲软，硕士毕业的外国学生在美国、英国都很难找到工作。
因此，要在外国得到一份好的工作，实在很难。我想，今天出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更多地应该着眼于如何在回国后更好更快的发展。
——这就是我为什么最后选择了留在国内而没有立刻出去留学的一个原因。继续在北大呆两三年，能够给我更充分的时间更多地了解中国——硕士生毕竟比本科生有着更成熟的形象和更高的社会认可度，更可能了解到社会中真实运作的一面，而了解中国、能够在中国做成事情，其实才是我们这代人和我们国际上的同龄人竞争的相对优势所在。
当一年后我在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部实习时，二十多个实习生中仅有两个来自大陆的高校，其余的都是哈佛、斯坦福、哥伦比亚等美国顶尖学校的亚裔学生，也有在大陆读完了高中而后去美国直接读大学的中国学生。说实话，刚一开始我就立刻能够感觉到自己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劣势，因此不免在交流中有些气短。然而，渐渐地我也发现，就我们在大学里所学到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言，我丝毫不落下风；而当具体在做项目的时候，大量的涉及到中国的情况，这个时候作为“中国专家”我的竞争优势就慢慢凸现出来了。
（二）加强我的“中国背景”(2)张锐/任羽中
特别难忘的是所有的实习生和摩根亚洲区的主席Alasdair Morrison 一起吃午饭的时候，Morrison居然问那些ABC（American Born Chinese）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 “你们为什么不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呢？你们为什么要到美国去读书呢？你们不知道这个世纪最大的机会是在中国吗？”谁也没有料到他会问这样一个毫不顾及大多数人面子的问题，一时气氛有些尴尬。于是有不少人发言说，在美国接受教育同时又有中国背景，可以最终成为中美两国之间交流的桥梁，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看得出Morrison对这种说法不置可否，只是继续强调他们应该更多地了解中国。他还说，如果年轻人只是希望过幸福舒适的生活，那么留在美国或者欧洲发展当然不错；但是想要有自己的事业，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地方。
想想Morrison的话中其实大有道理，长期以来出国发展的模式一直被强调为“桥梁模式”——引进国外的新的先进的，改变中国的旧的落后的。事实上对于“海归”的期望，人们更多也是在“引进”的部分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但是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深化和扩大，原来那道存在于中国和世界之间的鸿沟正随着英语的普及、通信和交通的便利而越来越狭窄，桥梁作用的淡化也自然表现得十分明显。另外，大量的“海归”派回国，一方面给中国的确带来了新的思维、观念、技术和动力，但是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环境下竞争，“海归”也并非总是能马到功成。其实，在中国能否成功，无论是对于有“杂交优势”的“海归”派，还是对于气势咄咄逼人却也在大力推行“本土化”的跨国公司，关键的关键还是要具备了解中国、在中国境内把事情做成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出国要有一个客观、平和的心态，不可简单地把国外的文凭看成是一把可以开启成功大门的金钥匙; 另外，无论你将来是打定了主意留在国外发展，还是准备深造后回国大展宏图，都请记住，你的“中国背景”的强弱永远会对你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如果你不能改变你的肤色与种族，那么这一点你也无法改变。
加强我的“中国背景”是我选择留在国内深造的一个原因，而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我有幸能够遇到吴志攀教授并且成为他的弟子。吴老师是一位睿智而深邃的法律学者，同时也是知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对学生严格要求、悉心照顾，让学生有机会在他的指导下完成许多有挑战性的科研项目，并且注意对学生社会活动能力的培养，他的教育思想大大超前于传统的大学教育思想。因此，当我得知可以忝列门墙之下时，心中的高兴程度不亚于得到了美国大学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对于我而言，这是本科生活结束时最棒的选择。
（三）大四的你，更需要总结张锐/任羽中
大四的你，需要选择，更需要总结。很多人会忽略这一点，他们在准备出国、找工作或是考研的繁忙中奔波，或是在牌桌前酒桌前昏天黑地，却丝毫没有想过总结一下过去四年里的得与失、对与错。其实大四与其说是大学生活的结束,不妨说是“后大学”生活的开始——因为你接受的教育和训练还远远不够，如果把大四当作世界末日前的狂欢，那就太不积极了。
大四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完成本科毕业论文，其实这也是对自己在大学四年里专业知识学习总结的一个方式。有的同学仅仅花了一个星期就剪刀加浆糊地完成了自己的论文，我觉得这既是对自己大学四年学习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最终获得的大学文凭的不尊重。尽管本科阶段并不存在特别严格的学术训练，但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现一个自己的确感兴趣的问题，独立地搜集资料、研究分析，哪怕这个问题已经被很多著名的权威反复论证过了，但是即便你仅仅是做了一个严谨、全面的文献综述型的论文，也一样会给你带来额外的收获。
保送研究生之后，我平心静气地花了两个月时间来写论文，而在此之前的思考和相关的实习时间就更长了——这个文章，也成为我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四）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1)张锐/任羽中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每写完一段，就发给我的几个好朋友一段，让他们给我提意见。一个朋友在email里回信告诉我: 怎么读着你的文章，就觉得你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学习狂工作狂——太正襟危坐了，说点我们怎么玩的事情。
这本书当然不是一副板起面孔来说教的书，确实该说说大学里玩的事情了，这可是大学教育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
平心而论，我觉得中国的学生真可怜，从小就不太会玩; 到了北大之后我更发现，在一个将近200人的年级里，没有几个学生真会玩。奇怪了，玩还有什么不会的？你难道没看见北大每个男生宿舍里的电脑屏幕上闪烁的都是游戏爆机的画面？不知道北大学生中有多少“双扣”、“拱猪”甚至麻将高手？不知道北大有这么多的社团，从漫画到街舞都有一批追随者和爱好者？你居然还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
嗯，看来我必须要先界定一下“玩”的概念。的确，在宿舍里打牌、玩游戏、和一些兴趣相同的好朋友在一起消磨时间，这些都是玩，而且，只要心情愉快、让时间过得更快，玩什么、怎么玩，并没有什么条条框框。但我的观察和我的感觉是，这些大学生所习惯的“玩”，更多的还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封闭式的、消极被动的娱乐，比起我们的国际上的同龄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差异：
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国朋友聊天，我谈到北大的学生往往在玩的时候有一种“罪恶感”，一边玩一边怪自己“堕落”，因为大部分中国学生都经历过漫长痛苦的应试教育阶段，在他们的心中，玩总是有一种负面的色彩在里面，必须节制。美国的朋友大声惊呼，这正好和美国学生对玩的态度相反，美国学生觉得不能够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学习是一种很不“酷”的事情，他们经常抱怨的是“I can’t believe I haven’t gone out for two weeks!”（我简直无法相信居然有两周没出去玩了！）。而且，对于那种埋头读书的人，在大学中被称为“nerd”（猥琐的书呆子），每个人都尽量避免被别人看成nerd。因此，play hard是一个成功的大学生必须要具备的素质之一。后来在我去美国Tufts大学和在摩根实习时，都有机会和美国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试阶段，大家仍然有一种“work hard, play hard”的精神。我们在实习的时候往往工作到半夜两点下班，然后大家去兰桂坊狂欢到三四点，第二天继续九点半回来精神抖擞地上班，公司的美国高层就非常欣赏这种“硬朗”的作风。中国的学生，如果没有在大学里养成良好的“玩”的习惯，看起来还是要适应一段时间的。
（四）敢说北大学生不会玩(2)张锐/任羽中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国的大学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娱乐消遣；在美国的大学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功能：社交。这也许不仅仅是文化差异，事实上我们看到，中国大学生交际的圈子比较狭窄、固定，而美国的大学生交际的圈子一直处于高度流动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人际交往的常态文化，既决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样，也反过来决定了玩的内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体验新的好玩的感觉。尽管这些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一想到我们98级法学院毕业的时候，还有那么多的同学之间从来没有说过话或者彼此不认识，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实，扩大自己人际交往的范围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关键在于要有积极参与的心态，每个人都要有乐于互相介绍朋友认识的热情。在大学里有的人甚至连班级组织的春游活动都没兴趣参加，这种在人际关系上的懒惰和消极实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级里、同宿舍、老乡、高中同学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为什么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时候不带上他们不认识的新朋友去呢？或者为什么不主动提出去参加和你并不那么熟悉的朋友的活动呢？也许一开始感觉有些不自在，但是当你能够很快习惯并和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人际交往能力已经得到了提高，而也许正是由于你交际圈子的扩大，你会发现意想不到的机会和故事出现在你本来平凡的生活里。
（五）辩论的话题(1)张锐/任羽中
辩论，是我希望与大家分享的最后一个话题。
从我的初中开始，“大专辩论赛”就突然成为了中国电视收视率极高的一个节目。电视媒体惊喜地发现，大学生辩论赛拥有吸引观众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辩手和富丽堂皇的辩论会场构成了优美的形式，引经据典的辩词和唇枪舌剑的辩论构成了令人愉悦与刺激的内容，优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宾带来了明星效应的光环，另外，任何观众能够对每个台上的辩手品头论足并且做出自己认为谁该胜利的判断，甚至还可以意犹未尽地和家人同事对辩题继续讨论——这一切正符合电视节目参与性、互动性的国际潮流。最后，家长们一般还会结合节目对孩子们做出种种鼓励或者教育，节目的寓教于乐性又成为了一个亮点。而大学生辩论赛的辩手借助媒体的强势，也迅速成为了许多学生心目中的偶像，辩手身上被认为集中体现了口才、机智、渊博、好学等等优点，成为了许多不能上电视而内心深处渴望被关注的学生模仿的对象。辩论之风一时间也风靡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我进一步发现：北大人好辩，北大人也辩得好。长于思辨，勇于怀疑，敢论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学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气质。北大的一位教授说，北大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培养训练有素的怀疑者。怀疑者当然比较喜欢和人辩论。
而我参加辩论赛之初，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好玩的游戏。游戏总要有输赢，目的是满足人类争强好胜之天性。不管辩论双方如何斗智斗力，或者口若悬河，有战国说客纵论天下之势，或者言辞恳切，有良臣忠相痛陈时弊之风，但游戏终归只是游戏。可是，当辩论赛由于承载了太多成败胜负的患得患失时，就如同本来是弘扬大众体育精神的奥运会，最后变成了专业运动员一生荣辱所系，其结果必然是游戏精神的丧失和游戏规则的异化。
在辩论时，一个人的反应、性情、价值、涉猎、词锋……都可以表现得淋漓尽致，千人辩论，应有千种风格。然而，在几届新加坡大专辩论赛之后，许多人在听到中国国内的任何大学生辩论赛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过度繁复的修辞、华丽押韵的词藻、朗诵似的语速与表情、生搬硬套的名人名言，还有在自由辩论中的自说自话，使得听众觉得双方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支离破碎。这种辩风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之盛行，孙东东老师干脆一言以蔽之：“花辩”。
“花辩”之风为什么会产生、盛行以至于到了最后泛滥成灾呢？究其原因，一是过分的追求辩论的观赏性，双方辩手在准备的时候更多地是考虑如何把话说得更漂亮，而不是如何把话说得更有道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后来的辩论队伍对“花辩”刚刚出现在辩论场上所获得的成功的迷信，对权威经验的盲从，束缚了辩论思路和语言上的创新，最后导致的是亦步亦趋带来的沉闷与乏味。
（五）辩论的话题(2)张锐/任羽中
与“花辩”相比较，有时候从台湾地区来的辩论队伍朴实无华的辩风、幽默生动的语言、临场发挥机智的妙言妙语，往往给人耳目一新的惊喜，这种辩论，我称之为“素辩”。但是从比赛结果来看，“素辩”遭遇“花辩”时，后者胜出的概率却还大一些。
这是因为“花辩”的另一个特点在起作用: “花辩”一般都会为自己的立场设置一条固若金汤的逻辑底线，尽管面对一个充分辩证的辩题，任何只站在一方的逻辑都是不全面的，但是花辩的高明之处在于总是会寻找到一个价值立场，来弥补自己逻辑上的漏洞。当自己的逻辑被攻击时，价值就可以跳出来阻挡对方的进攻。这个策略本身是没有什么好值得质疑的，但是在辩论中辩手过分依赖逻辑+价值的“黄金组合”时，特别是如果辩论的内容大部分是在价值层面上展开时，辩论有很大可能陷入到某种形式语言暴力的滥用中。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面对“加强环境立法会促进还是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样一个命题，正方的逻辑可以是：加强环境立法——保护资源和环境——带来更大的经济发展，反方的逻辑是：加强环境立法——限制对环境资源的使用——对经济发展带来客观的限制作用。反方的逻辑漏洞在于：对经济发展短期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反方把用于弥补逻辑漏洞的价值设立为：对经济发展短期限制导致的成本的承担者与未来长期的获益者并不必然是相同的，因此必须承认牺牲者短期遭受的经济发展不利的后果，否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社会公正。这个看上去颇为复杂的价值在辩论中可以被简化抽象成为：加强环境立法，依靠环境资源生活的穷人会更贫穷，这就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阻碍。
有了这样一个看上去无法辩驳的价值后，在辩论中，反方一切攻击、防守的立足点都可以放在对弱者的保护这样一个简单的思维定势上，再加上鲜明、极端的例子，对对方逻辑的极端归谬，反方明显由于占据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从而在辩论中抓住了主动。
然而这样的逻辑和价值的设定，事实上是一种巧妙的篡改辩题的方法，或者说，是把辩题的重点巧妙地放在了一个可能并非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上。之所以这样做，首先是为了满足己方获得更多话语空间和话语正确性的立场，其次也是因为在一场短短的辩论赛中，在每个辩手仅有2到3分钟发言的时间里，想要把现实中或者哲学意义上一个辩题的丰富内涵和其中复杂的相互作用剖析清楚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取胜的功利角度出发，必须把辩题本身可能复杂的、多层次的逻辑和价值选择简化成一个主谓宾俱全的简单句，把复杂的制度选择简化为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事实上，这也可能正迎合了大众的需要，在短短的时间内，事先对问题背景一无所知的大众需要能够迎合他们常识判断、易于理解并产生认同的东西。
（五）辩论的话题(3)张锐/任羽中
各种技巧、布局、推敲已经把辩论向着“真理越辩越明”的反方向越推越远。而大四最重要的一场辩论赛之前的小插曲，更真正地让我触动，由此决心不再参加这种被异化了的游戏。
辩论赛开始的前几分钟，由于休息室让给了对方的辩手，我在法学院办公室里紧张地踱来踱去，背诵着稿子。也许是听到了我的声音，也许他也正好要离开办公室，法学院的院长——朱苏力教授向我走了过来。苏力教授文风犀利，他写的文章从来以无可置疑的逻辑和思辩的力量征服读者，在上课的时候也如同一位杰出的演讲家、辩手。我颇带自豪地向苏力教授讲述了我们的辩论，请他给我一些指点，要知道，如果我们赢了，可是代表北大法学院赢了！
苏力教授并没有像我想像中的那样热情地鼓励或者回应我，他淡淡一笑：我是不懂辩论的。我懂得分析问题，但辩论并不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好办法。理屈词穷者并不一定真正被说服了，辩论得很精彩可能讲得都不是道理。很多真理不是在辩论中可以辩出来的，也不是越辩越明的。
我被这个意外的、直率的评论打得有些转不过神来，但是隐隐又觉得这个道理其实是我一直怀疑和思考的，颇合我心。苏力教授向外走，半路转个身又说：在中国这种有着特殊辩论传统的国家，辩论中体现、强化的一些思维习惯不见得是好事。不过，祝你们好运。
看着朱教授的背影渐渐远去，我回味着他刚才这几句平淡中亦有深意的话，低头看见我准备的卡片，上面密密麻麻的用红笔写满着符号、例子，突然一种虚无的感觉在我的心底升起：我是在为了说明道理去辩论，还是为了辩论去说明一个道理？
“
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古希腊的雄辩家克雷西多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当我一开口，我便觉得空虚。
一个辩论了许久的年轻人对自己说: 青春辩论当歌。恣意与激情之后，思索还需要向踏实与理性的成熟前进。
于是我不再参加任何辩论赛了。曾经的，已成为了青春的记忆；未来的，将翻开崭新的另一页。
任羽中：张锐/任羽中
大四了，课堂上再也没有老师点你的名字了，在这个学校里边，你什么都已经看透，即使是看门的老头习惯抽哪个牌子的劣质香烟你都清清楚楚；在《中华读书报》面试的第一天，会议室里坐了40多个人，但是三个月以后，只有七八个人坚持了下来；同学们都穿上学士服的时候，我却在颐和园里找导游说明中的英文文法错误，四年的生活，就这样划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