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至圣先师”孔子
一、儒家学派之形成
中国人是最善于创造奇迹的民族，这似乎已经成为全地球上居民的共识。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国人在世界八大奇迹中创造了两大奇迹，占1/4。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是在太空能够看到的地球上少有的人工建筑，它历经两千多年的沧桑，以不变应万变，至今仍像一条巨大的苍龙，向人类展示着它的雄姿。而西安秦始皇兵马俑，虽然深埋地下两千多年，但一经挖掘出来，那些井然有序的艺术方阵，今天仍然栩栩如生地屹立在那里，诉说着古代战争苦难的故事。这两大奇迹，是中国人为世界物质文明所建造的永垂不朽的丰碑。而它们的建立，正好都是在秦朝完成的。
而在精神文明领域，中国人也同样创造了奇迹，建立了丰碑。而且，精神文明的奇迹，又比物质文明的奇迹出现得稍早一些，是在秦朝以前就完成了的，它被称为先秦理性精神。
所谓先秦，当然主要是指春秋战国而言。这一时期在悠久而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还仅是童年时代。但是，就在这童年时代，庞大的中国哲学家群便以成熟的理性姿态，出现在世界思想史的舞台上。 这不是奇迹又是什么呢？这一时代思想成熟的标志，就是先秦的理性精神的完成。
先秦理性精神，并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在几百年长时期的百家争鸣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所谓“百家”，仅仅是个夸张的数位。单就学派而言，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即道家）六家，西汉末刘歆于《七略》中在六家之外，又加上农、纵横、杂、小说四家，共十家。十家中小说家被目为“小道”，属于街谈巷语之类，所以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这样，就有“九流十家”之说，小说家之外的九家被称为九流。在九流之中，农家哲学思想并不突出，对该派，一般是存而不论。所以，我们叙述的，仅有阴阳、儒、墨、名、法、道、纵横、杂八家，顺序则依《汉书?艺文志》旧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封建制逐渐取代奴隶制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制度的变动，又引起剧烈的阶级大搏斗。当时王命不出宫门，诸侯独自为政，下无方伯，上无天子，“邦无定交，士无定主”（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下）。各阶级、各阶层对变革中表现的形形色色问题，各有自己的代表人物提出各自的主张和要求，由此而造成了百家争鸣、异说蜂起的局面。对于这一时期，历史上或描述为“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孟子?滕文公下》），或描述为“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庄子?天下》）；或描述为“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则必或是或非，或治或乱”（《荀子?解蔽》）；或描述为“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斯所善，以此之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他们争论的问题，涉及到世界观、认识论、名实观、社会历史观等诸多领域，或强或弱，或张或弛，或吹或弹，或奏或击，奏响了思想的管弦乐交响曲。
然后又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形成了儒家思想为主体，道家思想为补充，而兼采其他各家思想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奏出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主旋律。
中国人除了痴呆聋哑者，几乎没有不知道“儒”的，但真正知道“儒”的确切含义的，却又并不多了。
近代着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把“儒”分为广狭不同的三种用法(参见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载《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广义的“儒”有两种，第一种是外延最大的，泛指一切术士。如《史记?儒林列传》“秦之季世坑术士”，世人谓之坑儒。这种儒知天文占候，多技而无所不能，诸有术者统统包括在内。外延稍小一点的第二种广义的“儒”，是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人。这两种“儒”都是广义的，有相通之处，在孔子的时代都是这样用的，孔子说过的“女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正是指这种广义的“儒”。
狭义的“儒”，是汉代刘歆在《七略》中所概括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汉书?艺文志》接受的，就是这种意义的“儒”，我们今天所说的“儒”，也是指此而言的。凡是符合《七略》所说的范围的，我们都把他叫做“儒家”。儒家学派实际上就是孔子为宗师、崇奉孔子学说的学者群，从孔子到今天的当代新儒家，涵盖中国历史二千五百多年。
孔子以后，儒家分为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荀子）之儒，乐正氏之儒，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所以，参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和文化融合这一管弦乐交响曲的，主要就是孔子、孟子、荀子三大家。
提起孔子，尽人皆知。褒之者称他为圣人、至圣、先师，以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素王。贬之者骂他为孔老二、腐儒、封建阶级的卫道士。无论褒还是贬，有一点是永远不可能改变的，就是：孔子是中国的，中国文化永远也摆脱不了孔子的影响，中国文化和孔子永远有一种扯不断的联系，作为思想家的孔子，会永远活下去。
孔子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又是一位大政治家、大教育家。汉代以后到五四运动以前，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能和他相比。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在封建社会一直享有独尊的地位。他的思想和学说，既是封建社会的正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始终起着支配作用；又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起着促进作用，因此而使孔子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社会里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二、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一生勤奋好学，有五十年从事教师工作，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为正》，以下凡引《论语》，只注篇名），是学人的师表。
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西元前551年，死于西元前479年，享年七十三岁。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因距宋国始祖超过五代，便改为孔姓。孔子的曾祖孔防叔因避宋国内乱，逃居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从此孔家便成为鲁国人。孔子的父亲孔纥，也有叫叔梁纥的（这是字和名的合称，字叔梁在前，名纥在后(杨伯峻：《论语译注?试论孔子》，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页。)），曾做过陬邑宰（长官），立过战功，到六十四岁时娶了一个年轻姑娘颜征在为妻。颜征在才十七岁，他们的结合不合于当时礼节，所以被称为“野合”（《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出生之前，父母到曲阜的尼山作过祈祷，孔子出生后，便因此而取字叫仲尼，仲是老二的意思。又因孔子头顶中间凹下，所以名叫丘（《只记?孔子世家》）。
孔子三岁时父亲去世，随后便随母亲迁居曲阜，过上了贫贱的生活，经常受到社会的冷遇。孔子自己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从小地位贫贱、所以干过很多杂活。但贫贱生活的磨炼并没使孔子萎靡不振，而是更促使他从小就树立了奋发向上的进取精神。孔子曾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他把吃粗粮、喝冷水，弯起胳膊当作枕头当作极大的乐趣，而把干不正当的事而得来的富贵，当作过眼浮云。他生在文化空气浓厚、历史悠久的鲁国，由于鲁国曾是周公封地，保留着周朝的文化传统，所以他从小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聪敏好学，幼年就把小碗小盘之类作为祭器，做练习礼节的游戏，稍大，举几周礼、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当时称“六艺”），也都无所不学。不幸的事接踵而来，十七岁时，孔子的母亲又死了。之后，他开始独立地生活，但仍孜孜不倦地学习，因为他懂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生而知之的人，而是通过爱好古代文化、勤奋敏捷才能求得学问的。（《述而》）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意思是说，几个人一块走路，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为师的人。我选取他的优点而学习，看出他的缺点则加以改正。他的学习方式主要是自学，但也特别注重向别人请教，一遇到不懂的，就问别人，这就是所谓“每事问”（《八佾》）。他一生都提倡多闻多见，认为多闻可以选择其中好的加以接受，多见可以都记在心里。通过勤奋学习，孔子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并培养了自己的积极进取精神。这使他先得以两次做过小官。一次是当“委吏”（负责仓库中的会计工作），一次是当“乘田”（管理牛羊），由于认真负责，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后来在二十多岁时又得以设教于闾里，招收鲁国人曾点、颜无由、秦商、冉耕等弟子授业讲学，从此便开始了办私学的教书生涯。
在孔子以前，受教育只是贵族的特权，一般人是无权享受的。孔子由于后来在政治上的愿望无法实现，就通过授徒讲学来培养人才，来实现政治理想，结果却开辟了一条私人讲学的道路。孔子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口号，主张不分地位高低和贫富贵贱，一律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自己招收学生就是按照这样的原则，只要交十条干肉作为学费，就可以当他的学生。因此，在他的学生中，既有奴隶主贵族子弟，如孟懿子和南宫敬叔等；也有小生产者和贫贱家庭的子弟，如颜渊就是住在一个简陋的小胡同里，过的是干饭就凉水的贫困日子。子路还常常吃野菜，去百里之外背点米养活老母亲。曾参自己得种瓜，这还不能糊口，还要靠母亲亲手织布才能度日。其他学生如闵子骞、仲弓、公治长等也都不是富裕大户（《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的学生，不仅来自于鲁国，也来自于秦、晋、郑、卫、陈、吴、楚等国，招收了三千多学生，其中有七十二人学得最好，被称为“七十二贤人”。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既为统治阶级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又为文化知识散在民间铺平了道路，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现象。所以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大教育家，值得后人敬仰。
孔子的教育是很成功的，他有明确的办学方针，有系统的教学方法，通过五十年的教育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形成了完整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方针很明确，他认为要用教育来开发人民的智力，为治理国家服务。他的弟子子张所说“君子学以致道”（《子张》）就是这个意思。他提倡“学而优则仕”（《子张》），学好了去当官从政。孔子相信教育的力量，认为每个人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蠢的，都有学好的可能性，都可以发挥教育的作用。
孔子的教学方法相当灵活，而且多种多样。他注意根据各个不同的学生的特点而因材施教。子路和冉有两个学生都请教孔子这样的问题：“听到一个道理之后就立刻去实行吗？”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是：“你有父兄健在，怎么能一听到就去实行而不问问父兄的意见呢？”而对冉有的回答则是：“当然应该立即去做！”这是孔子根据子路和冉有两人的不同特点而采取的教育，子路性急躁，所以对他加以节制，防止他草率行事。冉有保守而优柔寡断，所以鼓励他办事要果断（《先进》）。
孔子注意用启发式教育学生，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一定要让学生本人思考到想不通的时候，再去乘机启发学生，学生心里明白了，但能说出来，便继续开导他，使他能有举一反三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孔子就不再教了。他还教育学生，经常温习旧的知识，就会有新的体会、新的启发，这就是“温故而知新”（《为政》）。在教学过程中，孔子注意对学生“循循善诱”，有步骤地对他们加以引导。他强调学与思的结合，学主要是“闻”、“见”，思是思考。他认为光学不思，等于没学，光思不学，容易出错，就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在学习上，孔子提倡求实态度，反对不懂装懂，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孔子在教育方面的这些宝贵经验，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然，孔子轻视“学稼”、“学圃”，即农业生产劳动，对劳动人民也有些看不起，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这都是他的缺陷。
孔子一生都坚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述而》），这种活到老、学到老，不知老之将至的精神到今天对我们还有指导作用。
三、仁者“爱人”
孔子五十一岁时有机会从政，先后担任鲁国中都宰（鲁都市长）、司空（管理工程的长官），后来升任司寇（司法官），并代理宰相之职。在他任职期间，商贩不敢讨虚价，男女有别，路不拾遗，有别国客人到鲁国，鲁国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史记?孔子世家》）
通过从政的实践，孔子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社会观，就是他的“仁学”思想。“仁学”的核心是“爱人”（《颜渊》）。“仁”这个名词在孔子以前就有人提出来了，但没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来使用。孔子大量地使用了“仁”这一概念，把它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哲学范畴。据统计在《论语》一书中“仁”字共出现了109次，有105次是单独出现的，有4次是和其他字复合出现的。孔子的“仁”既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高道德标准，又是决定社会生活的普遍原则。《论语》中有两段话最能说明“仁”的基本精神。一是“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二是“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这两段话之间并无实质性的矛盾。“爱人”是仁的主要内容，“克己复礼”是实现仁的途径。
仁者“爱人”包括的面相当广泛。它要求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尊重，要贯彻“一以贯之” 的“忠恕之道”（《里仁》）。“忠”要求的是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要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自己要站得住，也要使别人事事行得通。“恕”要求的是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就是自己不喜欢的事，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在统治阶级内部，人人都贯彻了“忠恕之道”，就能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君主以礼来使用臣子，臣子用忠心来服事君主，这样就可以消除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但孔子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主要表现为新兴封建地主和旧贵族之间的矛盾，用这套“忠恕之道”未调和这种矛盾，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政治立场是偏向于保守的。
仁者“爱人”还要求统治阶级能做到“举贤才”（《子路》）。孔子主观上可能是想通过举贤才来更好地推行“周道”，但按个人的是否贤能作为取仕的标准，实际上却是对周代按照血缘亲属关系为标准来授官封爵的“周道”的否定，这就为普通士人中间的贤人参与政治开了方便之门。孔子主张要不计较小错误，把优秀人才提拔起来，要让优秀人才在邪恶的人之上，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变得正直（《颜渊》）。孔子强调统治阶级只要选贤于众，就能使“不仁”的人难以立足，就可以达到统治天下的目的。
孔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同情心，要相互关心、相互尊重，这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内部而言的，但他所讲的“爱人”，也不仅仅指爱统治阶级，而是表现了对一般人民的重视。他把“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即广泛地给人民以好处又能帮助大家生活得很好，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并且还把“泛爱众”（《学而》）即博爱大众当作弟子们的修养条目。孔子肯定普通百姓也有自己的独立意志，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匹夫即是普通百姓，他们也各有自己的意志，不能强迫他们放弃自己的意志。有一件事很能说明孔子对普通人的命运的关心。一次，孔子的马棚不慎失了火，孔子刚好从朝廷回来，立即问伤人了没有，而不问伤马了没有。（《乡党》）这里的“人”是马夫，地位很低，孔子关心他胜过关心自己的马，这体现了孔子对人的地位的重视。这有很进步的意义。
孔子对一般人民的重视，反映了一般人民在春秋末期地位的提高。由此，孔子更进一步提出 ，要想真正得到人民的拥护，必须给人民一些实际好处，不能光把老百姓当作役使的物件，而是要爱护人力，合理地使用劳动力。这就是他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的主张。从爱民的思想出发，孔子还提出“养民”、“富民”、“惠民”的思想，他赞扬郑国子产“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治长》），就是说，子产让人民休养生息，对人民有恩惠，役使人民合情合理。他提倡统治者都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即要在人民能得到好处的情况下，让他们得到好处。具体的做法是，人口发展起来，就要注意“富民”，让人民富裕起来。富裕了，还要注意“教民”，让人民接受教育。这种“先富后教”的思想是使劳动者摆脱受奴役的地位，从而获取温饱生活、得到受教育的权利的进步思想。从此出发，孔子反对用政、刑来强迫人民服从。有一次，孔子路过泰山旁边，看到有位妇女守着新修的坟墓在痛哭，孔子就打发学生子路去问明原因。那妇女哭诉道：“我公公被老虎吃掉了，丈夫又被老虎吃掉了，现在儿子又被老虎咬死了。”孔子从这件事得出一个结论：“苛政猛于虎也。”（《礼记?檀弓下》）从这里可以看出，孔子的“仁学”有不可抹杀的进步性。
孔子的仁者“爱人”既有对统治阶级的要求，也有对劳动人民的要求，这种要求是很高的。孔子认为，要做到“爱人”是不容易的，必须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内心自觉才能办到，所以他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就是说，实践“仁德”，全要靠个人的主观努力。但每个人并不一定都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一点，有的人甚至还会受到私心、个人无限制膨胀的欲望的干扰，从而不能实现“仁”。为此，孔子又提出一套实现“仁”的方法，主要的就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孔子强调，人要抑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就能实现“仁”。一旦这样做到了，天下人就都会称许你是“仁人”了。这里的“礼”并不是原来的作为全部西周政治法律制度的“周礼”，而是经过“损益”的一种道德规范性的东西。孔子要求人们要用道德规范来从内心约束自己的行为，要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就是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看，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听，不合道德规范的话不说，不合道德规范的事不做。道德规范是外在的，所以要实现“仁”，主要还是靠内心自觉，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吃完一顿饭的时候不要离开“仁”，在仓促匆忙的时候要与“仁”同在，在颠沛流离的时候要与“仁”同在。正因为“仁”有这样崇高的内在价值，所以孔子主张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为了“仁”而牺牲个人的生命，就是“杀身以成仁”（《卫灵公》）。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牺牲个人生命，这是孔子所提倡的自我牺牲精神。这种思想虽有阶级性，但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却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孔子提倡的仁者“爱人”思想，宣扬了一种“人类之爱”，这种“人类之爱”在阶级社会中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各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尤其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者之间是不可能相爱的——但“爱人”的口号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它反对苛政，反对暴虐，要求对人民实行宽惠，这就猛烈地冲击了奴隶社会遗留下来的把人民当作会说话的工具的观念，反映了劳动人民身份变化的历史事实。他的思想，固然有维护封建制度的一面，而在客观上对人民是有好处的这一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后来的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再传弟子孟子的“民贵君轻”说，正是诱发于孔子的“仁学”思想。
四、信天疑鬼和“中庸之道”
严格说来，孔子不是一位哲学家，但他作为思想家，也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的世界观的核心内容是信天疑鬼，方法论是“中庸之道”。
孔子在担任司寇并代理宰相的时候，曾以“相礼”资格参加过齐国和鲁国在两国交界处举行的“夹谷”（今山东莱芜）之会（《史记?孔子世家》）。“相礼”就是在诸侯之间会见时由宰相或大臣作助手。在这次夹谷之会上，孔子取得了从齐国手中赢回鲁国的三座城池的胜利，因此在国内外声名大震，这引起了齐国统治者的嫉妒和担忧，便设计破坏鲁国鲁君定公和孔子之间的关系。齐国君齐景公从齐国挑选了八十名美女作为“女乐”送给鲁定公，使鲁定公沉湎于女乐中，天天听唱歌，看跳舞，政事全抛到脑后去了，致使孔子的治国大计无法实现。鲁定公还有意冷淡孔子，孔子便不得不主动放弃了官位，带着他的弟子们离开了“父母之邦”，周游列国了。这次周游列国，时间长达十四年。孔子历尽了艰辛，先后在卫、宋、陈、蔡、楚等国奔波。在卫国，他受到人的监视，在匡地差一点被害；在宋国，司马桓魋 （tui，音颓）也想加害于他；在陈、蔡两国，屡遭战乱，甚而绝粮。有人骂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有人骂他像“丧家之犬”。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孔子形成了信天而疑鬼的世界观。
当孔子在匡地被围时，明显地表现出相信天命的世界观。孔子说，老天若是要消灭文化，那我也不会掌握这些文化了，老天若是不消灭这一文化，那匡人会把我怎么样呢？（《子罕》）司马桓魋要加害于他，他又说：老天造就了我这样的品德，桓魋又会把我怎么样？（《述而》）孔子认为，只有老天是瞭解他的，他说：“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孔子的这些话都说明他相信有一个有人格意志的天的存在，这个天接近于上帝。孔子不仅相信天，而且相信命。他曾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就是说，不懂得命运，就不可能作君子。孔子认为，他的主张行得通，听之于命运，行不通，也听之于命运（《宪问》），一切都是由命所决定的，但命又不是不可知的，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认为知命是至关重要的。孔子相信天和相信命是一致的。
但孔子的相信天命的思想不是牢固的，在他的思想中，天往往也有“自然”的含义，是“自然”的同义语，他说过：“巍巍乎！唯天为大。”（《泰伯》）天是最广大的自然。孔子还说过：“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天不说话，而使四时运行，百物生长，这样的天显然具有自然的色彩。孔子生活的时代，上帝的权威有所降低，但又没有完全消失，这种现实反映在孔子的思想中，就形成了他的有点矛盾的世界观。
对鬼神，孔子持明显的怀疑态度。孔子曾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八佾》）祭祀祖先的时候，便好像祖先真在那里；祭神的时候，便好像神真在那里。这表明孔子并不认为真有鬼神在那里存在，因此他不愿意对鬼神问题多加评论，他不谈“怪、力、乱、神”（《述而》）。当他的弟子们向他请教这类问题的时候，孔子经常这样回答他们：“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先进》）敬鬼神而远之。”（《雍也》）他认为活人还不能服侍，怎么能去服侍鬼神。所以让人们只是尊敬鬼神，但要远离鬼神。有一次，孔子病了，学生子路要为他祈祷，请求鬼神为他祛病。孔子用“丘之祷久矣”的话来说明祈祷鬼神是毫无用处的，反对祈祷鬼神。（《述而》）
孔子的世界观就是这样充满矛盾的，他虽然没有摆脱西周以来的传统天命观的束缚，基本上是一个天命论者，但又有自然之天的思想，尤其他对鬼神持怀疑和反对态度，这就有很进步的意义，后来孔门后学的公孟子即曾子的弟子公明高更明确宣布“无鬼神”（《墨子?公孟》篇），就是孔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和世界观相比，孔子的方法论似乎有更多的可取之处。孔子方法论的主要内容是“中庸之道”。
孔子看到，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像河中的流水一样，在不停地变化转移之中，他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过去的一切就像河水一样，日夜不停地逝去。孔子承认，事物的变化转移是由于矛盾的存在，他看到事物都有“两端”。为要处理好“两端”，孔子提出他的中庸思想。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意思是说，中庸这种道德应该说是最高的了，但人们却长久没有这种道德了。什么叫“中庸”呢？办事情要有一个适当的标准，要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这叫做中；这个标准是经常性的（庸就是常），这叫做庸。超过这个标准，就是“过”；没达到这个标准，就是“不及”。处理许多事情，都要合乎这个标准，这就是“执中”。(张岱年：《玄儒评林?孔子哲学解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孔子要求“允执厥中”（《尧曰》），就是诚实地把握正确的“中”。
孔子的“中庸”方法论，表现出全面而又灵活的特点。孔子认为，做事只考虑实际的质朴而超过文采，就显得粗野；做事只考虑外表的文采而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只有质朴和文采全面兼顾，不偏于一面，才能做一个恰到好处的君子。（《雍也》）所以他既赞成要遵守一定的标准，而又反对不顾条件去专守某一个固定标准，反对“意”、“必”、“固”、“我”（《子罕》）。“意”是悬空揣测，“必”是绝对肯定，“固”是拘泥固执，“我”是唯我独是。这就要求处事接物要看实际情况，不要死守成规，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孔子的“中庸之道”既有辩证法的内容，又有形而上学的内容。它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就要转向反面，这是符合辩证法的。但它又要求坚守这个限度，以免走向反面，这就是形而上学的了。因为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实际上是在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条件下，必须保持平衡，才能维持事物的存在；在另外的条件下，必须打破平衡，才能使事物向前发展。不分条件去平衡，那就难以进步了。(张岱年：《玄儒评林?孔子哲学解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3页。)
孔子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不论积极方面或消极方面，对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天命观影响到孟子，自然之天的思想则影响到荀子。他对鬼神的怀疑态度反对了墨子的有鬼论，导致了后来的无鬼论。他的中庸之道，发展到思孟（子思和孟子）学派的《中庸》，使后世儒家把中庸作为最高指导原则，在长期封建社会中起着指导作用。
五、从“学而优则仕”到“学而优则事”
伟大的思想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是春秋末期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教育平民弟子的学者。实际上，儒家学派正是在孔子私学教授中形成的，儒家学说成为支配当时学术思想的主流，在思想史方面固然影响了其后诸子百家的争鸣及两千余年中国历史文化；在教育方面更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由此层面言，孔子其实首先是一个成功的教育家。
春秋末期，原有的旧的社会秩序被打破，政治权力的下移构成了学术下移、文化繁荣的必要前提。以传统礼乐制度为主要教育内容的官学，失去了继续存在的阶级基础。适应于新的阶级关系及政治需求，民间兴起私人讲学之风，教育冲破了“官学”的樊篱，从贵族走向平民，孔子顺应时代潮流，开风气之先，创办私学，取得了卓越成效，史称其“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对于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根本性变革，把传统的“六艺”教育转化为“六经”教育，把道德教育提到教育的首要位置，德智一体而德为主导；他以“学而优则仕”为教育目的，要把学生培养成有道德、有理想、有治国才干的贤人君；他对学生一视同仁，倡言“有教无类”，以人性的平等为教育的平等奠下了哲学的基础；他积累并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论，以及关于教师的理论，等等。这一切形成了儒家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深刻影响并规定了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路向。即使是现代社会已经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孔子的教育思想仍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诸多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观的契合，愈发显示出人类思想性精神的伟大与永恒。深入读解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教育观念、教育体系的健全、充实及发展实有莫大的裨益。
1.“学而优则仕”
这是在十年文革中被彻底批倒、批臭了的一句话，它被简单地诠释为“读书做官论”，可谓妇孺皆知。其实，在孔子思想里这是一个颇富开创、进取精神的教育理念，其中浓缩着孔子的贤人政治理想，体现了孔子对于教育目的的全新理解和追求。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含义及局限性，但同时有着不容忽视的合理性，与现代教育观念相契合。
西周的官学适应于分封制与世官世禄制，教育的目的不在于选拔贤才，而是服务于贵族世袭政治的需要，受教主体是各级将来承袭父职的贵族子弟，仕职与学优与否并无关系。在春秋末期的社会政治大变革中，天子大权旁落，王室贵族权力沦丧，诸侯争霸，“政在家门”，形成新的阶级关系。新兴政治势力出于夺权需要亟需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新型人才，世官世禄制难以为继，尚贤使能已成为当时激烈政治斗争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由于部分上层贵族地位下降，下层庶人地位上升，原处于贵族与庶人之间的“士”这一阶层成为上下流动的汇合处，新的士阶层迅速崛起。他们强烈要求靠自己的才能参与现实政治，而实现这一愿望的一条重要途径就是以“学”仕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孔子提出了“学而优则仕”，明确强调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从事国家政务的贤能之士。孔子一生主要精力放在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献的活动方面。他基于“为政在人”的政治立场，提倡“举贤才”，“礼贤下士”，在积极从政失败之后，则致力于通过教育培养在上位的君子贤人。在某种意义上，他认为教育亦是为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肯定教育对政治的影响。他教授弟子的目标就是使其能够出仕从政，以行道义，他指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能否独立办理内政外交之事务，是衡量学习效果的重要标准。他强调仕进的尺度在于“学而优”，而不能取决于身份之贵贱。“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先进》）
孔子的许多弟子也确已达到了出任从政的标准，孔子曾经有所评价，“雍也可使南面”，“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雍也》）事实上亦有一批孔门弟子出任为官。如果学而未优，没有达到从政标准，则不能出任政职，否则会贻害无穷，“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先进》）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显然孔子认为子羔所学尚不足以担当此任；而当弟子能够意识到自己学而未优的方面时，孔子则会非常高兴，“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公冶长》）他还强调世袭之仕与选贤之仕一样亦要经过“学”，经由教育才能成为合格的统治人才，所谓“仕而优则学”，这是一个与“学而优则仕”互补的命题，是孔子对于事实存在的世袭之仕开出的药方。
合二者而言之，孔子把政职与学识联系起来的这种思想，旨在通过教育解决春秋末期贵族不学而仕、士阶层学而不能仕的尖锐矛盾。在“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学”的理念面前，“氏以别贵贱”、“氏以别智愚”观念受到了猛烈冲击；普通民众追求受教育的自觉性及热情显然高涨，孔门弟子三千即是典型例证。虽然孔子不可能摆脱传统宗法观念，仍然坚守“亲亲”原则，主张“故旧不遗”，但“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毕竟对推行贤人政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如果把学道与出仕割断开来，就完全违背了孔子教育的初衷，这一点孔门弟子都理解得很深刻，子路称：“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微子》）子夏则称：“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
“学而优则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固然有其特定的政治价值追求，然而肯定教育对于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意义，却契合了教育的根本特质，有其一般合理性。现代教育以培养“负责的、合作的、参与的和独立的公民”（托斯坦?胡森语）为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理想，正是基于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发展根本途径的文化特质。人们经由知识教育获取生存及生活的基本知识及各种技能，并且这种教育不再只停留于人生某一阶段，而是根据参与社会生活的需要贯穿于人的一生，“继续教育”、“生涯教育”已经成为现代教育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两相观照，如果改“仕”为“事”、“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教育理念就能进入现代社会生活而获得新的生命活力。“学而优则事”，“事而优则学”。学得好，就让你有事做；事要做得好，还得干中学。因此须活到老，学到老，才不会被社会抛弃乃至于淘汰。——重新诠释之后，孔子教育理念原内含的政治化价值取向的局限性因此得以纠补，而其现代合理性的一面则得以凸显及充实，从而由传统转入现代教育观念。然而教育不是个别人的事，教育要普及，普及教育的根本是有教无类。
2.“有教无类”
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即使以提倡教育平等的现代理念衡量之，这也是一个伟大的命题。人类教育的根本精神和理想在这个命题中熠熠闪光，烛照了我们民族两千多年教育文化的历程。
孔子从人性平等出发，肯定平民受教育的权利；从个体差异出发，肯定教育的重要作用。孔子曾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阳货》）着名的哲学命题，这正是其“有教无类”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就前者言，他认为人性都是相近似的，人们的先天本能和素质并无多大差别，因此，贵族可以受教育，平民也是应该受教育的，在接受教育的权利方面，贵族与平民是平等的。基于此，他提出对于受教育者要本着“有教无类”的教育原则，在教育理念中贯彻其“爱人”的仁爱根本原则。他主张应该尽可能地扩大受教育的对象范围，以利于培养选拔人才，只要诚心向学之人，不拘于门第高低、身份贵贱、德才高低、地域远近，都应予以热心教诲，所谓“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即使是一个缺点毛病挺多的人，孔子亦主张，“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他的教育实践中处处体现着这一主张，孔门弟子中有贵族子弟如孟懿子，有贱人如仲弓父，有鄙家子弟如子张；有子贡货殖致富，家累千金，亦有颜回穷居陋巷，箪食瓢饮；更有甚者竟有大盗如颜涿聚亦就学于孔子，真是各色人等，不一而足。尽管千人千面，性格、禀赋各异，孔子一律来者不拒，平等施教，子贡称之：“君子正身以俟，欲来者不拒，欲去者不止。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櫽栝之侧多枉木，是以杂也。”（《荀子?法行》）即使是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孔子亦没有丝毫的偏袒，每一个弟子都享有平等的学习与发展的机会及条件。
就后者言，孔子认为“习”是造成人的个体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后天的习染促成圣凡、智愚之别，而“习”作为后天环境的影响，包括了个人的主观努力，教育的影响则更为重要，教育的基础就在于人性的可塑性。他反复强调人的智愚、强弱并不是绝对的，可以在后天的教育、学习中转化，他相信通过持之以久的教育、学习，可以化恶为善，化愚为智，“人十能之，己百之；人百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礼记?中庸》）。
由此，孔子特别强调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所起的巨大作用。他以对待学习的态度区分人之高下，“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季氏》），“生而知之”一格实际是虚悬的，他实际肯赞的是“学而知之”及“困而学之”者，斥“困而不学者”为最下等。他自己则从不以“生而知之”者自居，而是强调“学”在其生命过程中占据的重要地位，“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也”（《季氏》），各个阶段所得到的成就都是努力向学的结果，是不断受到教育的结果。这已不仅仅是教育机会均等的问题，而更蕴含了师生平等的倾向，教学一体实际是“有教无类”更高境界的体现，更能透显教育平等的精神实质。
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突破了封建宗法社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富有浓厚的平民色彩及平等精神，对中国传统教育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其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有教无类”教育理念影响下的官学、私学、私塾等各种形式、等级的学校教育蓬勃发展，任何人只要诚心向学，都有学习和接受教育的资格，甚至越是普通民众贫家子弟的热心求学愈为人们所敬重、称道，像“凿壁偷光”、“囊萤苦读”、“映雪读书”等居贫苦学的故事成为励人心志的永恒佳话。在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中，普通民众被限定在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社会秩序的最底层，个体情感及意志自由皆被严重扼杀，平等自是无从谈起；只有藉由教育一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破自然禀赋及社会等级制度的限制，学习一事，无论智愚贵贱者皆可为之。“有教无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寄寓平等理想的一面精神旗帜，是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宝贵财富。同时，“有教无类”也是对整个人类教育史的伟大贡献，它揭示了人类教育的发展方向，体现着人类教育的根本理想。
时至今日，受教育权固然已成为一种普遍的公民权利，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经济状况、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差别，都不能再阻障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但却仍然限制着教育机会的均等。“义务教育”作为现代教育解决教育平等问题的重要保障手段，也无法赋予每一个人均等的教育机会。反思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教无类”以其与人类平等理想的遥契而具恒常普遍的价值与魄力，适可以成为我们现代教育文化的源头活水。
教育普及并不是最终目的，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提高素质的关键是实施素质教育，这就是孔子的文行忠信之教。
3.“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此言虽简，却涵盖孔子对教育内容的根本改变，可以说，孔子是我国历史上实施素质教育的首倡者及成功实践者。
相对于西周官学，孔子创办私学一个最本质的转变就是对教育内容的变革。与其“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理念相辅相成，孔子进一步拓展、丰富了教育的内涵，主张一般文化知识与道德品质的教育应该结合起来，而以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的培养为主导。传统官学偏重技能和技术训练的“六艺”教育，在此演为“六经”的传授和伦理道德等综合品质的培养。
传统“六艺”的基本内容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教学中仍是必要的科目，孔子关于礼乐的教育亦有传统的“俎豆之事”、“弦歌鼓舞”等实际礼仪训练的内容。但在性质上，孔子的礼乐教育已发生了根本转变。孔子虽然重视礼仪训练，但已不专注于礼仪的具体形式，而更重视深入探究和领会蕴藏于礼仪之中的精神实质。当孔子对传统周礼进行因革损益，以“仁”释“礼”之后，道德教育在孔子教学中就占据了绝对重要的位置。“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公冶长》），“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类似这般强调道德修行的言论在《论语》中比比皆是。孔门弟子分列四科，“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文学”大体相当于文、行、忠、信中的文，指一般文献知识，“言语”、“政事”则指处理内政外交所需的知识和本领。“德行”列四科之首，而“德行”中有代表性的弟子也是孔子最为推许的颜渊，作为孔子最满意的学生，就在于“其心不违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即使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能长时期地坚持修习仁德。孔子所谓的“学”本身，主要指向的也是品德修习，“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其弟子子夏亦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也。”（《学而》）
“仁”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最高层次。孔子以“仁”为标准鼓励弟子进德修业。据统计，“仁”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多次，孔子专门回答弟子问“仁”就有十二处。孔子更与弟子多次讨论恭、宽、信、惠、忠、恕、孝等各种善的品质及具体行为规范，这也都是“仁”所涵括的。孔子把“仁”的标准抬得很高，但又强调“仁”并非高不可攀，“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他强调客观环境对于道德修为的重要性，“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同时更重视主观的道德修养和自我意识，“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人》）。
孔子特别重视诗、礼、乐的教育，以改编过的“六经”作为教材，注重在一般知识教育中贯彻道德品质的教育。他多次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即以《诗经》而言，学习《诗经》的目的即在增益学识，更可以习得做人道理，近事父母，远事君王，是明人伦之道的重要修养途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
在教育内容更为丰富的背景上，孔子更加注意了教育与现实生活上的密切联系，而竭力排除传统的天命鬼神等内容，“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他对丧葬、祭祀之礼的教育。孔子认为仁孝应包括对父母丧葬、祭祀之礼的恭守，主张祭祀祖先时要恭敬、虔诚，“祭神如神在”，并坚持为父母守丧三年的规定，但他并非主张以久丧祭祀为手段祈求父母亡灵以及鬼神的福佑，而是以此要求子女“事死如事生”，以示对父母养育之恩的长志不忘，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这实际是对古代传承下来的带有鬼神迷信色彩的丧祭之礼作了新的人文的解释。丧祭之礼只是为满足人们对亲人孝悌情感的需要。他强调对待死者要像他还活着一样，并不是相信有鬼神存在，而是要寄托哀思，净化感情，以尽人道。这样，孔子基本上排除了宗教迷信在教育中的位置，遂使强调认识社会政治、瞭解现实人生、追寻生命价值成为中国古代教育的重要传统。
孔子教育内容虽然以德教为主，但并不排斥一般文化知识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作为教材的“六经”中即有大量的古代科技史料，孔子本人的知识是非常丰富广博的，决非限于德行一隅，《国语》曾载孔子论防风氏之骨、识肃慎氏之矢等事，即为显证。一般认为孔子教育内容有一个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没有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教育的一席之地，樊迟请学稼、学圃，孔子竟答以“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子路》），成为典型的例证。其实，这也是与孔子创办私学的教育目的及其政治理想密不可分的。孔子要培养的不是农民、菜农，而是国家的行政长官，培养出大批的贤人君子去推行仁德之政，他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至矣，焉用稼？”（《子路》）。所以，孔子对教育内容的创新，并不是由纯道德伦理的教育代替才智的教育，而是由传统官学单纯技能、技术训练的“六艺”知识性教育进到对人的整体素养德才兼备的强调，使智育与德育合为一体，而以德育为主导，并已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德智一体从此成为中国古代传统教育的基本模式。
以现代的视角立场观之，结合时下教育现状，孔子所倡的这种德智一体而归于仁的教育思想实质上正是提倡人的素质教育，注重“智商”与“情商”的双重培养。现代教育并不是片面的知识系统，“人们期望学校给学生带来变化，不仅仅局限在认知领域，人们期望学校有助于学生形成某些行为和态度，使学生能恰当地欣赏民族文化，接受行为道德和审美的价值观指导”（托斯坦?胡森语），道德人生教育、体质培养、审美教育、信仰教育等都与智力教育一样是现代教育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欲建立、健全现代教育体系，在学习西方现代教育经验的同时，孔子的这种教育理念应该而且正在成为中国教育的文化之“根”。
为使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教师更得有好的素质，要给学生一桶水，教师就得有一井水，并不断地将水施与学生，为此，孔子也为教师提出更高的标准。
4.“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正因为孔子注重的是人的整体素养的教育，在教授给学生知识的同时更注重培养其思维、实践的能力，注重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因此，孔子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孔子在自己长达半个世纪的教育实践中，关于教师学养问题总结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其中尤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泽被后世，成为多少师者的座右铭及终身追求。
孔子认为“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教师学养的首要条件。只有“学而不厌”，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更新、增长自己的学识储备，提高、增强自己的能力水准，才能够满足教育学生的需要，学好是教好的基础；“诲人不倦”则是教师更为崇高的品格和精神境界，孔子甚至把它推许为“仁”，“教不倦，仁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正是倾注了“仁者爱人”的精神教诲学生，“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宪问》）。同时，教师本人这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又能转而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为学生树立起学习的典范。孔子为师终生，恰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为最突出特征，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述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孔子从未停止过学习和教人。
由提倡“学而不厌”，孔子形成教学一体、教学相长的教育理念。他强调在教育与学习的过程中，应该是师生互有助益，教与学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作为受体的学生在积极思索后作出的回馈，能够进一步促进教师的思考及教学。孔子对学生的教学主要采取问答、讨论的方式，许多问题都是师生相互切磋琢磨后得出结论。孔子显然把教育弟子的过程视为自己不断得到启发的学习过程。他不赞成学生对老师一味信从，力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敢于表达自己的体会和不同意见，这样的学生也是老师的学习物件。他曾对颜回提出批评，“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为政》），“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悦”（《先进》），认为颜回只是单向接受老师知识的状态对于自己的教学没有启发和促动。而对于在学习中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弟子则非常赞赏，肯定和赞扬他们给予了自己再次学习的机会，如与子夏论《诗》一节就非常有代表性，“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八佾》），孔子在此明确表示了子夏对自己的启发和帮助。
可见，孔子并没有把弟子们仅当作学生，而是视之为与自己共同修习理想人格的同学，他一贯主张“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弟子们既是受教育的物件也是给予自己学习机会的人，教与学的关系其实是表里一体的，能够做到教学相长，“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教师才有可能进到“学而不厌”的境界，保持一种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进取精神。
与“诲人不倦”密切关联，孔子则提出“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这其实正是“诲人不倦”精神的具体诠释。孔子教学非常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在充分瞭解学生德行、才智、个性的基础上，根据各自不同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指导，朱熹称这：“夫子教人，各因其材。”（《论语集注》）
孔子的因材施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宏观把握上，他按照学生的爱好和特长进行分科教育，定向培养，这就使其弟子身通“六艺”，却是各有特长，在“德行”科，以颜渊、冉伯牛、闵子骞等为代表，宰我、子贡则擅长“言语”科，“政事”科则以冉有、季路最为突出，子游、子夏则在“文学”科有深厚造诣；就具体教学言，孔子则对同样的问题视不同物件给出不同的回答，充分考虑到学生实际水准和个性特点。同是问“仁”，孔子对不同的学生给出了多种解释。他对颜渊释“仁”：“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进而复言其目：“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所阐释的显然是“仁”的最高境界。而对司马牛释“仁”则只有一句：“仁者，其言也讱。”（《颜渊》）专门针对其“多言而躁”的缺点发论。其他如学生问孝、问政等，孔子都是根据学生智力和学识的差异进行阐释，难易、深浅、详略、繁简各有不同，以利于学生发挥各自的才能去学习、去践履。
这一切，没有“诲人不倦”的精神是做不到的。同样，不能够“因材施教”，“诲人不倦”亦无从谈起。现代教育对教师素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全面开启学生的德性、智力、体质、审美等潜能，培养学生做人、求知、生活、创新的素质，首先需要教师学养尽可能全面地发展，而这种师德的形成，是很需要孔子那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的。
六、删修“六经”，有益中华
孔子经过了十四年颠沛流离的周游列国的生活，尽管道路坎坷，吃尽了苦头，但他“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表现出为实现理想而忘我的奋斗精神。然而，孔子深知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很难有所作为了，于是结束了周游列国的生活，于西元前484年六十八岁的时候回到了久别的祖国鲁国。他的晚年，主要精力是放在教育和整理文化典籍方面。他一方面把《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些典籍作为传授弟子的教本，另一方面又用不少时间对这些典籍加以整理，他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对历史文化的整理作出了贡献。这六部书后世称之“六经”，是由于孔子的整理才得以流传后世的。
《诗》就是《诗经》，本是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诗歌总集，原来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的删改和削简，剩下三百零五篇，一直流传到今天，这是我国古代最早最完整并最可信的书籍。孔子认为学《诗》可以感发志气，考察得失，团结大众，发抒悒郁，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父，远可以事君，还可以从中学到草木鸟兽方面的知识。（《阳货》）
《书》就是《尚书》，它是古代商周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对研究商周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论语》中有孔子对《书》的引申发挥。孔子选择了史官所藏的重要典诰（法令、制度和帝王的命令），相传共有百篇。(范文澜：《中国通史》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页。)
《礼》有三种：《周礼》、《仪礼》和《礼记》。相传《仪礼》是孔子所编订，其中包括广泛丰富的知识。但我们今天所见的是汉代儒家的传本。
《乐》是《乐经》，今已失传。孔子认为，由礼所立起来的东西，还要经过乐才能完成，说：“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所以孔子很重视音乐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自己在齐国的时候听一种《韶乐》（舜时的乐曲名），听得入了迷，三个月连肉的滋味都不知道了。他通过音乐教育让学生涵养德性，调节感情，从而使他们得到完美的人格。
《易》即《易经》，又叫《周易》，是我国古代占卦用的书，包括《经》和《传》两部分。《易经》作者到底是谁？据《系辞传》，伏羲画八卦。司马迁接受此说，但认为周文王将八卦演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孔子作《易传》。《汉书?艺文志》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韦昭注说三即是伏羲、文王、孔子。伏羲画卦，文王作卦爻词，孔子作传。现在学术界也有人主张，《易经》大体上应成书于西周，《易传》非一人之作，而是出自战国至秦汉初儒家之手。但是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易传》五篇佚文，有题名者为《要》篇、《缪和》、《昭力》，另两篇原无题名，其中一篇被张政O先生根据篇首几个了定名为《二三子问》，另一篇无定名。《要》篇的内容与《系辞传》下的一部分一样，而且详细记载了孔子晚年研究《易经》的情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要》篇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这样重视《易经》，引起了弟子子贡的不解，问老师：过去您教导说：”有德行的人舍弃的是求神，有智谋的人远离的是占卜，您今天怎么又爱上《易》了呢？“孔子告诉子贡，他喜欢《易》不是用来占卜，而是用来探讨义理。对占卜有兴趣，对文字没有兴趣，这是一般百姓的作法。《易》可以让刚直的人知道惧怕，柔弱的人知道刚强，无知之人不妄为，狡诈的人去掉奸诈。他告诉子贡，《易经》是这样产生的：“文王仁，不得其志以咸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孔子又坦诚地告诉子贡，他也曾占过卜，约70%是灵验的，但是就是最高明的占法，也不过是总结了预测灵验较多的经验罢了，因此，他不重视占卜的一面，而是重视《易》德义的一面。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途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这段话，根据谢宝笙的翻译译，意思是：我不重视占卜的一面，而是看重《易》德义的一面。人们可以通过占卦瞭解数，通过数认识德。能守住仁德，义就可实现。精通占卜而不通术数的，只可以成为巫师；明白数理而不通德义的，只可以成为史师。史巫占筮的伎俩，只是小道，爱好此道就不能走上大路可以预见到，将来的学者如果对我有非议的话，可能就是因为我曾对《易经》作过研究，事实上我只是从中寻德义之理吧，我和那些史巫虽然好像是走在同一条路上，实质是朝着不同的目标。君子有德行自不需要时常祈求福荫，不需要经常举行祭祀。有了仁义就不用时常求吉利，占筮自然少用，所谓祝巫卜筮，是消极的选择。(参见谢宝笙《〈要〉篇通俗白话译文》，载《易经与孔子的蝉蜕龙变》，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73~174页。)
孔子尤其重视损益的道理，认为事物走到尽头就开始重生，生长蓬勃的时候就孕育着衰落。《益》卦开始是吉，结果是凶；《损》卦开始是凶，结果却是吉。所以损益的道理，能解释天地万物的变化。只要洞察损益交替的过程，就不用对事情的起伏而担忧。所以，“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也，此谓《易》道故《易》有天道焉，而砂可以日月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有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有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其情者也，故谓之《易》。有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读百遍，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由一求之，所谓行一而群毕者，此之谓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通过《要》篇所记载孔子晚年学《易》、论《易》的史料，虽然还不能断定《易经》就是孔子所作，但是已经可以清楚地瞭解到，孔子已经把《易》放在“五经”之首了。从这里可以进一步明确，《易经》确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这不仅因为它已经包含了天、地、人、物、君臣、父子……自然、社会中的一切事理，而且直接开启了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所以，《易经》作为中国文化之源，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天文、地理、数学、医学等各门具体科学，都或多或少受《易经》影响，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也在《易经》中初露端倪。从孔子不重卜筮而对《易经》“乐其辞”（《要》），到战国荀子提出“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开启了儒家学者重义理不重象数的传统，从而使《周易》文本化，对它的研究也走上了一条理性主义的诠释之路。(参见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0页。)而“（《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系辞传》），更开启了后代人沿着天、地、人三大领域不断地思索下去，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综合思维方式。
《春秋》是一部编年体的鲁国史书，记载了西元前722年到西元前481年之间二百四十多年的历史事实，相传是孔子依据鲁国史官所编加工整理而成。孔子在修订的时候，还加进了自己的观点，使这部书的政治色彩很浓厚，所以孔子很重视它，说后代人会因它而瞭解自己，也会因它而怪罪自己。（《孟子?滕文公下》）
孔子为文化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七十三岁这年的春天，孔子病倒了。临死以前，孔子轻轻地对着自己的学生子贡唱着：“泰山就要倒了吗？梁柱就要断了吗？哲人就要像草木那样枯萎了吗？”（《史记?孔子世家》）他在为自己的政治抱负未能实现而叹息，在为自己未能贡献更大的力量而感伤。为此，他伤心了，他流泪了。过了七天，这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闭上了眼睛。他的遗体就葬在曲阜城北泗水边，现在这个地方被称为“孔林”，千千万万的炎黄子孙不断前去凭吊，怀念这位伟人。他的言行，被学生们整理成《论语》一书，成为我们研究他的主要依据。
孔子的伟大贡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是屈指可数的。由他开创的儒家学派，在春秋时期就是“显学”，后经汉以后历代统治者的提倡，儒家学说成为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阶级也不断地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变换孔子的形象，以致被奉为“至圣先师”，被称为“素王”。他的思想在长期封建社会中都起着维护和巩固统治的作用，延缓了封建社会的寿命，这对中国人民是不幸的。但他的思想又对维系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起过积极作用。而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积极贡献则更是永远值得中国人民铭记的。他作为春秋时期文化的普及者，首开私人讲学之风，打破了“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教育的现象，大规模地招收弟子，实行因材施教，运用启发方法，这些都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基础。在从事教育的同时，他又率领弟子们整理了大量的文化典籍，用六经教育弟子，把以前只有贵族才能享有的文化教育特权转交给一般平民。六经保存了中国古代重要的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文献资料，我们今天能够依赖这些典籍来研究古代社会，这与孔子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孔子，中华民族文化的损失简直是不可设想的。
正是由于孔子在文化上为中华民族立下如此不朽的丰功伟绩，就使他的名字和中华民族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孔子的贡献，中华民族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