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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江南的一个山村里，我记忆中的家乡很美，碧绿的茶树种了满山，山脚下是水田，翠绿的水稻迎风碧波般起伏，窄窄的土路上村里的孩童牵着黑背的水牛慢慢悠悠的走过。
我们村里所有人都是一个姓，姓黄，我的母亲姓黄、我的老师姓黄、我的邻居姓黄、即使走在村子里遇到不认识的人，也多半姓黄。但是我们家是一个例外，我们家姓吴。
我的父亲是南京人，据说曾经出生在一个很大的家族。父亲曾经告诉我，我爷爷曾跟宋美龄坐在一张桌子上搓过麻将，蒋介石还抱过我父亲，只是我父亲一点都不记得，因为那是在1948年，我父亲才刚满月，而那时我爷爷已经有55岁了。后来国民党逃到台湾，我的爷爷不愿离开世代生活的黄土地，留了下来。解放后，中国迎来了新的世代，一个共和的世代。爷爷遣散了五个老婆，带着我父亲跟最小的一个老婆生活在一起，开始了一夫一妻制。大跃进的时候，我爷爷把所有的财产都捐给了国家，成为了一个无产者。即使如此，还是没有逃过文革的批斗会。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爷爷就死在了牛棚里，享年七十三岁。那时父亲只有十八岁，从城里被下放到了这个远离尘嚣的江南大山区，从此永无翻身之日。和我父亲一起下放的知识青年，都纷纷回到城市，而我父亲却因为成分问题，被一辈子禁锢在了这里。在这里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个可以说话的人都没有。从北到南，语言差距太大，生活习惯差距也很大，他很难适应这里的生活。
直到父亲快四十岁时，才经人介绍认识了我那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母亲，他们结婚第二年，母亲生下了我，她却因为难产去世了。从此，我们这身在黄氏家族的吴姓人倍受白眼，我从一出生开始就背上了丧门星的骂名。父亲出生在书香门第，他读过很多书，他告诉我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靠读书。所以我从小都特别好学，我一心想等我长大了，出人头地了，我要带父亲离开这里，回到大城市去生活。
后来我考上了华仁医科大学，父亲却因为没有钱为我付学费而挨家挨户的跪在地上磕头，祈求别人能借点学费给我……有一天村西头的二狗子跑来告诉我，我爸爸去他家“讨饭”时，晕倒了，不是他们家的责任。“讨饭”这类难听的话我听得太多，我跑去他家，请求二狗子的爸爸也就是我的舅舅和我一起送我父亲去医院，我那舅舅百般不愿意，最后把他家的板车和老马借给我，要我自己赶马送我父亲去。我看着父亲消瘦、发青的脸，我没有时间去跟他们争论，把父亲扶到板车上，赶着马送父亲去了医院，结果诊断下来，我父亲得了冠心病，需要马上动心脏搭桥手术，而且我们这里条件有限做不了，我咨询了一下，费用竟然高达十多万。
我决定去打工，不读书了。我用家里最后的钱帮爸爸买了药，把爸爸托付给了邻居的黄大妈，只带了一百元钱准备去城里谋生。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去哪里，我甚至不知道我国最繁华的是哪个城市。我看着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我决定去华仁医科大学所在的地方，或许我一辈子都无法去那里读书了，但是只要我能远远的看看这个，我曾经拥有却最终失去的校园，也好。
我坐了一天长途汽车到了镇里，然后扒火车到了城里，看着直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看着拥挤的车流、看着路上来往忙碌的行人，我突然害怕起来，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里，是的，我来了，然后呢？然后我迷失了，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也找不到继续的方向。我在街边卖了一个烧饼，一路走一路啃，看到一个橱窗上贴着一张招聘广告，说是需要服务生，二十三岁以内，包吃包住，一个月八百。我再抬头看去，我头顶上方挂着一个招牌，上面写着“古续酒吧”四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