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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孤独(1905-1939)大学岁月（1924-1931）：幸福时光（1）
1924年6月，也就是19岁时，萨特通过入学考试，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攻读哲学。萨特后来称他的大学时期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他在经济上获得独立。在巴黎高师，学生可以得到免费供应的午餐和晚餐，另外每月还有一点零用钱。住宿也不花钱。跟许多同学一样，萨特进校不久就干上了“家教”的活。他主要是给一年级或哲学班的学生补习哲学功课，有时是二、三年级的学生。这些孩子大都是成绩较差、智力相对较低、学习跟不上来的，他帮助他们补习功课，让他们能够通过考试。除了哲学，他还教一些别的课，例如音乐课，教学生弹钢琴。讲课报酬大概是一小时20法郎。
这些干家教的收入萨特主要用来补贴伙食。学校的伙食不太好，他有时在饭馆吃饭，在咖啡馆喝喝咖啡。就他手中这点钱，要想常去大剧院看戏剧是不可能的，但一个星期看一、两场电影还是可以的。总而言之，现在他在经济上是完全独立了，不再需要靠继父的钱来养活自己，这是特别让他开心的。经济上的独立使他有一种充分的自由感，几年前在拉罗舍尔发生的“偷钱事件”的阴霾至此才最终被一扫而光。
他继续在学校住宿，一般每星期有两次同家人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到学校。现在他同家里人的关系，包括继父，反而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并不令人奇怪：正因为他现在独立了，不需要依赖对方了，对方不再成为自己烦恼的根源，他们的关系才能得到缓和。萨特开始感觉到，他和家人之间多少也有一种温情关系。
萨特在学校的住宿条件也不错，刚开始是三、四个人一个房间，后来变成两个人，是他和尼赞住在一起。最后尼赞去了亚丁，萨特就是一个人一间房。巴黎高师对学生的作息制度也规定得比较宽松。一个学生可以在校外一直呆到半夜，然后他可以翻墙而入，没有任何人来干涉。萨特觉得这样一种环境实在是太自由了。
在干家教的时候，撒特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工作。他觉得这就像玩儿一样，很轻松，很自如，虽然他讲课时也是十分认真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受外祖父的影响。外祖父经常在家给学生授课，小时侯撒特常常看到学生来家里找外祖父，外祖父同他们交谈，有时还请他们一起吃饭。然后外祖父就得到大笔的钱。在他的印象中，外祖父的工作就是请他的学生吃饭，所以很难将工作与报酬联系在一起。
自从开始有了自己挣的钱后，萨特就有了大把花钱的习惯，因为他觉得这钱挣得一点也不费劲。他把它看成谁都可以用的资金。一旦有了钱，他就邀请朋友们一起去饭馆，常常是在那里花光他手中的最后一分钱。特别是在同一个姑娘外出时，萨特更是表现得十分慷慨，一点也不在乎花钱。萨特在巴黎高师很快就有了慷慨大方的名声。不过他自己倒不觉得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做是很自然的，有了钱就应该同朋友们一起分享。
在使用金钱方面的这一特点，萨特保持了一生。 以后他成了有名的作家，常常能拿到大笔的钱，但他始终对自己写的书和因此得到的钱之间的关系困惑不解。他酷爱写作，献身文学，但这不是为了挣钱，而是在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却可以得到钱财，这是他难以理解的。特别是一本小说或一个剧本已经出版许多年，由于国外的译本或演出，他突然收到一大笔版税。看着一张张大额汇票，他不禁想到：“我真的应该得到这笔钱吗？”
萨特成名之后，就其收入来讲，他应该属于富人阶层了，但他并没有什么财产概念，也没有自己占有多少多少金钱的感觉。晚年一次谈话中，波伏瓦问他想到过用自己的钱来投资或炒股票没有，萨特对这一提问大感惊讶：因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
实际上，虽然就收入而言他属于富人阶层，从他自己使用金钱的数额和方式来说，他的生活方式仍然属于中下层。他的钱花在自己身上的其实很少，绝大部分都是给别人用了。在70岁时，他回答访谈者的提问，大致上算了一下每月的花费，他的钱有六分之五是花在别人身上，他自己的花费大约只占六分之一。他的钱大都给了那些需要他帮助的人，主要是一些女人，他所喜爱的女人。有的女人，他供养了她们一生。直到晚年，在他临终之时，他还在惦念着自己的钱不够用，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自己要养活的那几个人。
仅仅拿通常意义上的慷慨来形容萨特的这种特性，恐怕还不够准确。所谓慷慨，那是已经意识到自己占有了大宗财富而将其送给别人，而萨特对于金钱没有任何占有的概念。在他看来，金钱除了供人获得所需要的东西，不具有其它任何意义。它只是获得需要物的凭证。既然如此，如果别人也需要这些东西，那就可以共享。萨特自己几乎没有任何家产。在他已经十分有钱的时候，他还住在一所公寓里，房间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文化人，他甚至也没有什么藏书。如果说萨特也占有什么的话，那就是占有词语；他把自己的全部心力都放到那上面，投身于写作。正因为如此，他对实际上的物质财富反而没有任何占有欲。从其精神境界来说，他倒确实当得起一个“无产者”的称号。
萨特在巴黎高师感受到自由，不仅仅是在生活方式上，还包括思想方面。学生们的思想信仰是完全自由的。因此在这个学校里，充满了一种活跃、开放的人文气氛，各种思潮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拥护者，同时也可能受到另一些人的激烈反对。
学生中在政治信仰方面大致可以分为左右两翼。左翼学生大都信仰社会主义，还有一些人信仰共产主义。右翼学生大都同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有一种很强的传教士倾向。
萨特有些超然于这些政治态度的对立之外，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立场，但他也不怎么希望它；同样地，他不希望资本主义，但也不是明确地反对它。这时他对政治活动完全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些同学不过是在学习之余玩一种思想上的游戏，而他并不想参加这种游戏。另一方面，萨特也有点羡慕这些同学，因为他们有明确的信仰，而他没有能力反驳他们的观点。
但萨特的这种超然也不是绝对的中立，他还是有自己的政治态度的。一般来说，他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是很厌恶的，对那些自恃高贵的资产者是很厌恶的。在大学期间，他结交朋友不是根据对方的政治态度，但在不期然间他们全都是左翼，不是社会主义者就是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可以说他属于左翼学生，不过他是一个左翼个人主义者，他是从一个个体的角度来对立于现存的社会。而他对于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右翼学生是从不接近的，因为他早已没有宗教信仰，否认上帝的存在，特别厌恶宗教信徒们那种盲目乐观的倾向，认为他们是自我欺骗。
萨特在大学一如他过去一样，对于虚假做作的事情是难以忍受的。有些学生以尼采的信徒自居，而且追求时髦，穿着夜礼服外出，做出一副高贵的样子来。萨特虽然也读尼采，却看不惯这些人的作为，于是他找了几个朋友躲在楼梯口旁，待这些学生深夜归来时，用水枪向他们身上喷水，同时高喊：“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这样撒尿！”弄得这些尼采的信徒们一个个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萨特晚年回忆这一段经历说，他当时这样做并没有什么恶意，也就是一种恶作剧；不过他想表明，这些学生追求的是些外在的无意义的东西，真正天才的闪光是不拘形式的，不追求时髦的；摆出一副高贵做作的样子在晚宴上频频举杯，这并不是真正的尼采精神所要求的。
总的来说，萨特在大学期间，在结交朋友方面是比较挑剔的，而不是采取一种开放的态度。对于不怎么认识的同学，他认为他们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他同他们没有友谊关系，没有往来，没有什么联系；他们只是彼此认识。这应该是他童年不合群的性格特征在大学期间的一种表现。
萨特认为够资格成为他的朋友的，应该具有自我意识，对自身有判断力，敢作敢为，意志坚强。在他看来，这实质上导致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一起从路易大帝学校考进来并成为朋友有两个：一个自然是尼赞，还有一个叫马厄，是图卢兹人，也是学哲学专业。这三个学哲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小圈子，在学校里颇有名气。他们平时不与其他人来往，上课时也不同其他人坐在一起，十分高傲的样子。再加上他们各自不同的穿着：尼赞永远是领导着服装的新潮流，衣着十分新颖得体；马厄穿着也十分讲究，配着一头金发，显得英俊潇洒；只有萨特不修边幅的，他往往只穿一件开领衬衫，有时脚上甚至只趿拉着一双拖鞋，在大学城里逛来逛去。
大学城的学生们对这三人往往是敬而远之，有的将他们视为怪物，有的对他们充满神秘感，但有一点看法大概是一致的：这三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从挑毛病的角度看，大学生们对这三人印象最深也最坏的是萨特。他们在背后议论说，萨特是个好色之徒，喜欢引诱女孩子；他还是一个酒鬼；此外，他还好跟人打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