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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 孤独(1905-1939)教师生涯（1931-1939）：鸡尾酒现象学（1）
1931年4月，萨特去了勒阿弗尔，波伏瓦跟他一起去——她要等到暑假后再去马赛报到。他们对这个海港城市的印象还不错。在勒阿弗尔学校，萨特与同事之间保持着一般关系，见面时彼此客客气气地打一声招呼，但都没有进一步了解和交往的愿望。这些同事中只有一、两个人对他有一种不太明显的好感。一个是教语文的，喜欢拳击运动，萨特也喜欢。这样他俩的关系比较好。波伏瓦去勒阿弗尔看萨特时，这个老师带着女朋友同他们一起登山运动。还有一个教体育的也同萨特关系较好，他挺会讲故事，常常对萨特讲一些男人与性有关的故事和打斗方面的故事，而萨特也喜欢听。不过萨特对这两个同事的好感和交往完全局限在日常生活上。他不是在思想和精神层面上同他们交流，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将他们当作知识分子，因此，萨特和他们之间还谈不上有什么深厚的友情。
相对来说，萨特同勒阿弗尔学校学生的关系要比同事密切得多。学生中他并不喜欢那些成绩特别拔尖的学生，而是对那些有思想的学生更感兴趣一些。在他看来，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他在这些学生身上看到了自己。他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大约也就是七、八岁；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不住在家中，空闲时间较多，这些都跟学生的情况相似。这样，萨特同他的一些学生交上了朋友，他经常同这些学生一起练习拳击。其中一个叫雅克•博斯特，以后同萨特建立了更为亲密的友谊，成为“自家人”，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萨特到了勒阿弗尔，但他的交往中心仍然在巴黎。休息日和假期他回到巴黎同朋友们聚会。 这时他同尼赞仍然有交往，但关系已经比较冷淡；他同吉尔和莫雷尔夫人交往要密切得多。吉尔很看重同性之间的友谊，同时也显得敏感多疑。一般情况下萨特总是带着波伏瓦同吉尔呆在一起，吉尔因此很不高兴。有几次他明确向萨特表示，只希望萨特一个人来看他，或者他同萨特单独呆在勒阿弗尔。
现在萨特有了正式职业，有了固定的收入，日常生活是没有问题的，但并没有很多的钱，有时候手头还很紧。一次他们住在巴黎他俩常住的地方，布卢瓦旅馆，这时他们手中几乎一文不名了，而第二天同学阿隆要来看他们，萨特得招待他吃午饭。如果事情只是涉及到他自己，他会满不在乎地说：“没关系，我不吃午饭就是了。”但这是请别人吃饭，该怎么办呢？波伏瓦建议他向这个熟识的旅馆老板借点钱，很快就还。萨特坚决不同意。他们为此吵起来了。他们在蒙巴拉斯大道上走来走去，就这个问题上争论了一个多小时。
波伏瓦说：“这有什么关系？就算他是他是一个平庸的人，我们只是向他借一点钱。……”
萨特很生气地回答:“不，我不愿意让他觉得我欠他的情！”
这就是萨特，一个一辈子不想在任何事情上求人的人，特别是求男人，否则就难以忍受；萨特的这一表现让最理解他的波伏瓦也感到殊不可解。不仅借钱，甚至连问路这样的小事，萨特也不愿意向人开口，他觉得别人可能会讨厌他。也许这是一种骄傲和自尊，同时也是一种被掩饰的自卑或对敌意的提防。
最后他们还是请阿隆吃了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应该是波伏瓦出面借的钱。在大学期间和毕业后，阿隆和萨特常常就一些哲学问题进行争论，而争论并没有什么结果，他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萨特在勒阿弗尔教书期间，阿隆到柏林进修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这时刚刚从柏林回来。长期以来，萨特在哲学上一直有个难题没有解决：他要寻求一种理论，既要说明意识，又要说明实在，即用一种实在论来解决意识问题。他很想听听阿隆在这一方面有何高见。
吃饭的地方在蒙巴拉斯大道的煤气路灯饭店，萨特定了一个包间，他们可以边吃边谈。萨特发现，阿隆关于哲学的见解比以前深刻了许多。阿隆大谈他在柏林进修期间学得的胡塞尔现象学；他告诉萨特，现象学避开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分歧，既强调了理性，又把我们感知的实在性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上。这时他们正喝着鸡尾酒，阿隆指着自己杯子里米黄色的鸡尾酒对萨特说：“小伙计，如果你是一个现象学家，就能谈这个鸡尾酒，就能从酒中搞出哲学来！”听到这儿，萨特激动得脸色发白。这正是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按自己所见所闻的感觉来描述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抽象出哲学来。
这时萨特已经有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并不成熟，特别是没有一个可以清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现象学似乎就是他所希望的方法。一天萨特在圣米歇尔大道买了一本勒维纳斯写的介绍胡塞尔的书《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论》。他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甚至来不及把书的毛边切开。当他翻到论述偶然性的章节时，紧张得心跳都要停止了：会不会有人抢在他的前面了？他甚至对波伏瓦绝望地喊道：“噢，他已经发现了我的全部思想！”读着读着，他发现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在胡塞尔的体系中，偶然性并不重要──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在勒维纳斯的叙述中，胡塞尔对此只有一个刻板的模糊轮廓。
于是萨特下决心对胡塞尔作一番认真的研究。而阿隆也怂恿他下一年去柏林补自己在法兰西学院的缺，萨特为此作了准备。
1933年9月，萨特来到柏林，开始为期一年的进修生活。又回到了学生时代，萨特感受到自由，心情是愉快的。这种感受类似在巴黎高师。与大学期间不同的是，他在这里没有亲密的朋友。一同来进修的大约六、七个人，他同他们的关系总的来说是客客气气的，但也有例外：其中一个戴眼镜的，高个，留一撮黑胡子，也是当教师的，不知为什么，总是对萨特怀有敌意，并寻机挑衅。一次在吃晚饭时，他们大吵了一通。在休息时间，萨特多半是独自散步，有时候他也去同学那里串串门，或一起去看电影。
进修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他们中不少人来柏林留学，并非真的为了探求学问，而是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倒腾货币，借此牟利。专门发给旅游者使用的“冻结马克”和普通马克在对法郎的比值上有很大差价。普通马克是不准携带出境的。而这些学生每月一次把一包普通马克藏在衣服衬里，穿过国境回到法国，法国银行以很高的兑换率把它们换成法郎；回柏林时，他们再像普通法国人一样，以较低的兑换率将这些法郎换回相应数额的马克；这样来回倒腾，就可以赚大钱。
萨特知道有这种发财途径，但对此丝毫不感兴趣，完全不参与其事。他的全部精力都花在研究和写作上,主要是研究胡塞尔的现象学，其次是改写自己的小说，他每天的时间安排都是固定的：从早上一直到下午两点，研究哲学；然后吃点东西，五点左右返回，文学写作。
在柏林，萨特深入研读了胡塞尔的原著，特别是《观念》一书。他对胡塞尔的现象学有了一个真正的了解。把萨特吸引到柏林来的是实在论思想；这种思想是他很早就有的：世界就像他看到的那样存在，而他的感受是真实的。但他一直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实在论。要成为一个实在论者，就必须同时具有关于世界的思想和关于意识的思想，而这正是他的难点之所在，是他困惑不解的地方。他认定，任何不能说明意识的理论想要如实地看待外在的客体，都注定不会成功。
来柏林之前，他觉得胡塞尔的现象学正是他多年渴望找到的实在论的哲学形式，它给予意识以他所希望的那种解说。但实际研究的结果与他原先料想的不同。他发现现象学并不是一种实在论哲学，但这一年的研究并非完全没有收获：胡塞尔的方法对于他达到这种哲学很有启发。最后，他认识到并没有现成的路可走；要在这个领域有所突破，他就得成为哲学的真正创造者，而以前他是没有这种欲望的。
萨特在柏林写了《论自我的超越性》一文。这个长篇论文总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其中，他既接受了胡塞尔现象学的许多东西，又对它作了批判，也就是在很大程度上扬弃了它。萨特自己独创的东西，后来在《存在与虚无》中包含的基本思想，甚至在其一生中都保有的思想，已经在这篇纯粹的哲学论文中表现出来了。
胡塞尔将“自我”说成是意识内的材料，而萨特将“自我”看作是一种意识的准客体，因此被排除在意识之外。他认为，主观性不是在意识内；它就是意识。由此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意识的意义：主体中的客观性。“自我”是一个贴近主观性的客体，但它不在主观性之中。在主观性内没有任何东西──就像一阵无形掠过的清风一样。
这篇论文是以这样一些内容作为最后结语的：
现象学家将人抛回到世界之中；他们充分估量了人们的痛苦、受难及其反抗。不幸的是，只要自我仍然是绝对意识的一个成分，人们就有理由说现象学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学说，指责它还是把人的一部分拉出现世并以此转移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注意。在我看来，如果使自我成为一个存在物，与世界同时发生，它的存在与世界有相同的基本性质，那就没有理由作这种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