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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存在主义（1）
战后萨特的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一、二卷同时出版。他还按照自己在战争期间的设想，主编了一个评论杂志《现代》。编辑部成员有波伏瓦、雷蒙•阿隆、米歇尔•莱里斯、梅洛─庞蒂、阿尔贝．奥利维埃和让•波朗等。《现代》出版几期之后，就在评论界和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
萨特开始在社会上有了很大名气，他被人们称为存在主义者。最早给予萨特这个称呼大概是在1945年夏，在塞尔夫出版社组织的一次讨论会上，有人称萨特为存在主义者。萨特立即予以反驳：“我的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的哲学，‘存在主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后来这个称呼被叫得越来越响，大家都这样叫，萨特也就接受了它。
萨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义的名称，很快就风靡全国，接着在世界上产生巨大影响。1945年10月28日，萨特在现代俱乐部作一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听众蜂拥而来，许多人无法进场，人们根本听不清萨特的讲话，于是发生猛烈拥挤，几名妇女被挤昏在地。
从这时起，萨特的生活从根本上改变了。拿现在的说法，他成了一个思想明星，成了公众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会立即反映到新闻媒介上来。没有哪个星期巴黎报刊会不报道关于他的新闻。只要走上街头，就会有摄影记者对着他照个不停，还有完全不认识的人上来同他们搭腔。人们到处谈论着关于他的逸闻趣事。
萨特对这种境况深感惊诧。他既没有想到、也从不希望在公众中造成如此轰动。在他看来，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是注定要处于孤寂之中的，如司汤达，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时代，他设想自己的命运应该是生前不被承认，默默无闻，而死后被人发现，人们终于认识了他的价值。
现在有许多人慕名来看萨特，有的来自世界很远的地方，他们说了许多表示仰慕钦佩的话，但萨特并不特别感动。当他看着人们蜂涌而来听他演讲，女人被挤昏在地，反而有一种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来，这股“萨特热”只是一种荣誉的幻影，一种逢场作戏，一个对他坚持的超验真理没有特别重大影响的经验性事件。这种热闹场面不能真正说明什么。萨特没有被巨大的名声冲昏头脑。
虽然萨特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的境况决定的，他本人的思想个性无疑也是获得这一名声的重要因素。法国公众饱经失败之辱、沦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对自己的处境进行反思。他们不再相信过去信奉的一切：理性与秩序；但还是需要相信某种东西，以此为精神支柱。他们似乎从萨特那里找到了渴望的东西。
萨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诞是人生的正常状况，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负担──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时他又指出，人的活动、选择、谋划又是给偶然以超越，给荒诞以根据，给自由以本来面目，给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获得拯救，虽然这种获救可能是一个永远不断的过程。贯穿在萨特作品中的一条红线就是，一个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关系，一个人的自由同他所处的境况的关系。而这正是“二战”后广大法国公众迫切需要了解的东西。
人们并没有太懂他的意思，他们如同一群精神饿狼，只要发现一点可供咀嚼的东西，就会连皮带骨头整个地吞进肚里。他们欢叫着，又引来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好象他们需要的和他们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对。萨特并没有给他们一种逃避责任的机会，并没有给他们虚假的安全感。萨特比他们所需要的走得更远，远多了，这得使他们赶快从他那里退回来，发现再继续下去是难以忍受的。
大多数公众，甚至包括许多专业评论家都只是根据萨特那个“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来了解和评判萨特的，而它面向大众，本身就不得不把思想作某种程度的简单化，再加上理解上的差异，公众心目中的萨特同实际上的萨特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天，一个打扮得雍容华贵的中年妇女问萨特：“尊敬的萨特先生，照您说，他人就是地狱？”萨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眉开眼笑地回应道：“噢，那么，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对于这种理解，萨特只有苦笑。
萨特还发现，名声并不一定是个好东西。公众把他当偶像崇拜，希望他不同寻常。如果他能遵从公众的意愿，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样刻意包装自己，以一种人们需要的假面出现，或许能不断得到大众的喝彩。但萨特不愿成为公众和舆论的俘虏，他我行我素，一如往常；既不打扮自己，也不参加社交界；他还是住在公寓楼，还是经常去咖啡馆；他没有任何名人派头，从不以出名作家为幌子。这样，反而遭到那些崇拜他的公众的嫉恨。他们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一天晚上，萨特正要走出饭馆，一个一直恶狠狠地盯着他看的男顾客对坐在旁边的老婆说：“嗨，你瞧，这家伙也擤鼻涕！”
现在萨特遭受来自各方面的攻击之猛烈，就像当初崇尚他一样。攻击者把一切他们看不惯的东西都贴上存在主义的标签，然后归到萨特头上。甚至社会上流行的时装样式、年轻人时髦的生活方式，都被说成是存在主义的。然后这些人责问：“既然萨特的哲学导致青年人去寻欢作乐，那它还有什么价值呢？” 因此，萨特不禁对波伏瓦感叹道：“对我来说，名声，就是他人的敌意！”
在那个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演讲中，萨特向公众阐明了他的一些基本观点。虽然有评论者认为这个演讲将萨特自己的思想简单化了，有可能引起误解，但作为对其思想的一个通俗易懂的阐释，它还是有价值的。
萨特在演讲中指出，存在主义第一原理是存在先于本质。存在先于本质的意思是，人是首先存在着，有过各种遭遇，在世界上活动，然后才确定自己。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如果人是不能被决定的，那是因为一开始，人什么都不是；只是到了后来他才成了某种东西，他按照自己的意愿把自己创造成的东西。因此，并没有人的本性这回事，因为并没有一个设定人类本性的上帝。人不仅仅是他自己构想的人，还是他投入存在之后，自己所愿意成为的人。人除了是自我创造之外，什么也不是，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萨特说，他之所以提出这一原理，不过是要指出，人要比石头或桌子高贵得多。因为当他说“人首先是存在着”时，他的意思是，人是一种把自己推向未来并能意识到这一特点的存在。人一开始就是一种自觉的自我设计，而不是一块青苔、一朵兰花，或者一棵花菜。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前，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即使在充满智慧的老天那里，也什么都没有。人只是在他计划自己成为什么的时候才获得存在，而这不是指他想怎么样。因为“想要”或“意愿”这个词通常是指一种自觉的决定，而这总是在我们把自己创造成某人之后才显示出来的。
这样，如果说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人就要对他的本性负责。萨特强调，存在主义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并对自己的存在负全部责任。如果存在先于本质，如果我们存在的同时也创造了我们的形象，那么这形象就对所有的人、对我们整个时代都有作用。这样，我们的责任要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萨特举例说，假设我是一个工人，我可以选择成为一个基督教工会会员，而不参加共产党的工会；由于这种选择，我是在表示，人生在世最好是清静无为，人的天国不在世上。这样，我就不是为我一人选择了这种观点，而且为所有的人选择了清静无为。再举一个更属私人的例子：我决定结婚生子；即使这一决定只是根据我的境况、情欲和愿望作出的，但这实现了一夫一妻制，就涉及到整个人类。因此，一个人在对自己负责时，也对其他所有人负责。他在创造一种自己想要的形象。他在创造自己时，也创造了他人。
萨特在演讲中区别了两种不同意义的人道主义。一种是把人看成目的或最高价值。这种意义的人道主义可以在科克托的小说《环游世界80小时》中看到，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坐飞机飞越高山，他声称：“人太了不得了！”这意思就是，虽然我没有制造飞机，却身受这种发明的好处。我作为一个人，在这种人的具体成就中也占有一份，并以此感到十分自豪。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某些人的杰出成就来给予人以价值。萨特认为，这种人道主义是荒谬的，因为只有狗或马才会对人作这种一般性的判断，实际上即使狗和马也没有这样去做。
萨特指出，一个人要对人下判断，这是不可能的。存在主义正是要避免这样的判断。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看作最终目的，因为人总是在不断地创造之中。他也不相信有像孔德所说的那种值得我们顶礼崇拜的人类。对人类的崇拜会导致孔德式的自我封闭的人道主义，最后会导致法西斯主义。萨特不要这样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还有另一种意义。它的基本意思是，人是在不断地超越自己。他在投出自己、融合在自己之外时，他就造成了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正是对于超越目的的追求，他才有可能存在。人处于这种自我超越的状态，把握着那些与自我超越有关的事物，因此成为其超越性的中心。除了人的世界，也就是人的主观性世界，再也没有别的世界了。这种超越性和主观性的结合，就是萨特所说的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
这里所说的超越性，是作为人的构成要素，是指人超出自身，而不是说“上帝是超越的”。这里所说的主观性，是指人不封闭于自身，而始终呈现在人的世界中。萨特自称人道主义，是因为要提醒人们：除了自己之外，再没有别的立法者。由于他处于孤独之中，只有自己作出决定。萨特还指出，人要实现自己，不在于转向自身，而要在自身之外追求一个目标，在这种不断的追求中，人就获得解放，具体实现了自己。
萨特的演讲最后落实到自由这一核心问题。他引用了俄罗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指出这正是存在主义的出发点。如果上帝不存在，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结果人就变成被抛弃的了。因为无论在他身内还是身外，他都无法找到可以依托的东西。他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如果确实是存在先于本质，我们就不能用一种天生的现有的人性来解释自己的行动；换句话说，根本没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另一方面，如果上帝不存在，我们就没有任何价值和戒律说明我们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此，在我们之前和在我们之后，都没有一个可以照亮我们的价值领域。我们孤寂独处，无可辩解。这就是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时想要表达的意思。之所以说被判定，是因为一个人并不是自己要存在于世的，然而一旦存在，他就是自由的；自从他被抛入这个世界，他就要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萨特看来，在每一现实境况中，自由只能以自身为目的。一个人一旦明白他是在被抛弃的状况下来作价值判断，他就只能要求把自由作为所有价值的基础而无复它求。这决不是说他抽象地要求自由，而是说诚实的人行动的根本意义在于：就自由而要求自由。我们处在种种特定的境况之中，并通这过种种境况为自由而要求自由。在这样要求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自由，而他人的自由又依赖于我们的自由。当然，自由作为人的规定，是不依赖于他人的。但是，一旦行动起来，一个人就不得不在要求自己自由的同时，也要求他人的自由。
一个人把自己的自由作为目标，这只有在把他人的自由也作为其目标时才有可能。人是一种存在先于本质的生物，在种种境况下都得要求属于他自己的自由，同时他不能不同时要求他人的自由。最后，在这种包含于自由本身的要求自由的名义下，萨特对那些想向自身隐藏其存在的自发本性和绝对自由的人作出评判。他将那些借口严肃精神或决定论来隐藏其绝对自由的人称之为懦夫。将那些把其存在说成是必然而实际上是偶然现象的人称之为猪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