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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辩证理性批判（1）
1958年，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由于左派在全民投票中的惨败，萨特精神状况极坏，身体也出现危险症候。他开始经历一场危机。这时他正在写新的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沉浸到复杂艰深的哲学世界中，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过度紧张的脑力劳动，也许是他的危机状态的重要诱因。
萨特对于辩证法的探讨开始于1945年。在写《圣•热内》一书时，他已经对辩证法有深入的研究，并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融于这书中。这本书虽然不是哲学著作，却充满了关于自由思想的辩证意识，萨特对它是很满意的。
从1952年开始，萨特的思想有了一个大的飞跃，一段时期他停止了文学阅读和写作，用大量时间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哲学对他成了一种政治性的东西。1956年因匈牙利事件与共产党决裂，而他又不想向右转，在政治上处于一种被流放的状况。这时他觉得唯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正好他的波兰朋友约请他写一篇关于存在主义在1957年的境况的文章，这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把数年来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系统地论述出来，实际上是想确定自己哲学的地位，首先是同辩证法的关系。萨特写得很快，他在三、四年的笔记中匆匆记下来的思想得到清理。这篇文章以《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为题发表在波兰《创作》杂志1957年第4期上。后来这个长篇论文在《现代》杂志上重新发表。为了适应法国读者的要求，也因为原来的本子不是很好，萨特改写了它，并改题目为《方法问题》。
正如这篇论文的题目所显示的，它探讨的是方法论，也就是“今天我们是否有方法来创立一种构成的和历史的人学”这个问题。在结束《方法问题》3个月后，他开始写《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他的哲学或人学辩证法本身。
萨特集中精力写这部哲学巨著，还有一个原因是想结束长期以来文学、哲学串流的状况。自从他花大工夫研究辩证法以来，他一方面进行文学创作，另一方面又坚执地进行着紧张的哲学思考。结果这两个方面老是串流，哲学思考对文学创作有了干扰。不论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把这些思考加于其上。现在他感到这样下去不行了。他得首先把自己的全部哲学思考──用他的新术语说就是人学的政治基础──作一番清理，放进一部专门的著作中，然后才能安下心来从事文学创作。
萨特怀着极大的热情来写这本书，甚至达到疯狂的程度。平时写东西，他总要停下来思考思考，修改修改，有时还把写完的一页撕掉，然后从头开始。这次情况完全不同。他一连几个小时不停地写，写完一页又一页，根本不回过头来读一读，看看自己写了些什么。萨特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他的笔赶不上思想的速度。
为了保持这种状态，萨特服用兴奋剂科里特拉纳。一天的剂量是常用量的１０倍。这样干了一天，到了下午五、六点钟，他终于精疲力尽，神经松弛下来。于是他的表情发呆，说话颠三倒四。晚上他们在波伏瓦的公寓里度过，萨特常常要喝一杯。这时波伏瓦就对他说：“就喝这么多吧！”但他不够，波伏瓦只好为他斟上第二杯，接着他要第三杯。但这样他就会酩酊大醉。长期服用兴奋剂，使萨特的动作表现出一种神经质。他甚至在坐着的时候手肘也在不停地动。他激动起来就喜欢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波伏瓦房间的地毯，因为他的走动被磨破了一大块，她不得不去把它补好。
实际上，这种用过量兴奋剂支撑着的长期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已经对他的身体造成危害。他的舌头糜烂了，听力大大减退，有时处于半聋状态。一次波伏瓦去他那里，足足按了5分钟的门铃没有人答应。她想他是不是出去了，就坐在楼梯口等他或萨特母亲芒西夫人回来。坐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现出来：“会不会是他突发心脏病倒在房里了！”她越想越可怕，赶紧橇门扭锁，闯进他的房间：嗨，他正好好地坐在书桌旁写东西呢！原来他什么都没有听见──波伏瓦虚惊了一场。
《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奇书。它大气磅礴，行文如长河巨流，一泻千里；时有突发异想和神来之笔；放得开也收得拢，在错综复杂的分析之中显得游刃有余。但它在文字上不够简练，有许多长句子长段落，篇幅也过长，让一般读者难以读下去，这也许跟他当时那种近乎疯狂的写作状态有关，但这不是根本问题之所在；正如萨特自己在几年后所说，即使他当时能够写得更好一些，也不会与现在的书相距太远。他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句子很长并加了许多引号、括号，这是因为每句话都表现了一个辩证运动的总体。
如果说《存在与虚无》还可以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类比，那么《辩证理性批判》在哲学史上无法找到可比的作品，这就是萨特的独创性。这是哲学，但几乎不含一丝一毫的形而上学气息；这是人学，但同那种以考据为主的人类学毫无共同之处；它不是历史专著，但处处充满了历史意识，积淀了几千年人类历史的深层经验。萨特没写这部书前，没人能写出这样一部书；他写出这部书后，人们又觉得早就应该有这么一部书了。
《辩证理性批判》有一个基本概念是“匮乏”；关于匮乏的思想是萨特人学理论的基石。在萨特看来，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匮乏之中。“整个人类的发展，至少到目前为止，都是在同匮乏作艰苦的斗争。”“实际情况是，经过几千年历史，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仍然是处于营养不良的状况。因此，尽管匮乏具有偶然性，它是一种十分基本的人类关系，对于自然和人来说都是这样。”（《辩证理性批判》英文本，第123、123-124页） 在当代，人类社会的特征仍然是匮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把匮乏理解为人类历史的根本关系。
初看起来，萨特所说的匮乏（scarcity）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匮乏就是人所拥有或能够生产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能满足其需要。但这里须作两点界定。首先，就原初意义讲，这里所指的需要，是人能生存下去的那些最基本的需要，如为了不饿死，必须摄入食物和水分；为了不冻死，必须穿戴保暖衣物；为了不被其它动物侵害，必须居住保证安全的房屋，等等。总之，这里所说的需要，是人为了避免作为一个有机体和生命遭到灭亡而必须满足的那些需要，而不是泛指一切。那么，匮乏也就是满足这些基本需要的那些物资的缺乏。其次，匮乏是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类社会而言，就是说，全社会拥有或可能生产的物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不是指个别的或部分的现象。
萨特这一思想显然与通常的观点相悖。通行的看法是：人类在原始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存在着食物等生存必需品的匮乏；而人类跨出原始状态的第一步，就是以匮乏的消除为前提的：由于生产力提高，社会有了多余产品，于是有了私有财产，原始社会解体，人类开始进入文明时代。就是说，萨特所说的那种匮乏，在人类摆脱原始状态后就不存在了。
由于生产方式的转变，出现社会分工，在此基础上造成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是一种通常的看法。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为什么必定不可避免地变成对抗？劳动的社会分工是一种积极的差别，为什么应该转变成阶级斗争，即转变成消极的差别？通常看法认为是由于原始匮乏的消除，由于多余产品而导致私有财产的出现。萨特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一问题唯一可能的回答是，由于匮乏，社会必然选择它的死亡者和营养不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