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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游戏的经典
作者: （美）马修斯
译者: 吴群芳 / 林猛
导言
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一部备受推崇的经典：许多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将其奉为圣经，拿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首席执行官们爱不释手，将它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随身携带；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一遍又一遍地翻读这本书，似乎里面有掘取宝藏的路线图。
—— 克里思·马修斯
下列人士请不要看这本书：那些只相信厚黑学不在乎道德的人，那些空谈道德不注重操作技巧的人。
——译者
克里斯·马修曾任美国前总统卡特的演讲撰稿人、众议院议长奥尼尔的首席助手和发言人，本书的问世使他被誉为当代的马基雅弗利。这里连载的是前五章。
请注意，这不是一本公民学或市政学之类的教材。它呈现给世人的不是种种纯洁无暇的程序与制度，而是并非天使的不完美的人类。它不是要对这个国家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领袖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做人做事进行空虚刻板的说教，而是站在一个熟知内幕者的角度向我们揭示领袖们有时过于离经叛道或令人咋舌的行为。相应地，它所围绕的主题并非历史浩浩荡荡的行进历程，而是无时不刻不存在的对权力、地位和荣誉的追逐，以及为了在华盛顿获得一席之地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争斗。
首先让我解释一下本书的标题：硬球或者说硬式棒球游戏，在这里指的是角逐激烈的政治游戏，一种彻头彻尾的马基雅弗利式搏击。它体现的获取和保持权力所需要奉行的法则，适用于任何行业或领域，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得到了最为公开的、肆无忌惮的运用。
当我最初在眼前写下上面这段话时，我没有想到这本书会成为一部备受推崇的经典：许多讲求实际的政治家将其奉为圣经，拿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首席执行官们爱不释手，将它放进自己的公文包里随身携带；事业刚刚起步的年轻人一遍又一遍地翻读这本书，似乎里面有掘取宝藏的路线图；政治学教授郑重其事地向学生推荐，将其列为必读书目；“硬球”这个术语本身也是广泛流传，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一大用语。
亲爱的读者，对于你来说，你现在尤其关心的是，这里所讲的政治游戏的基本法则，是如何一直被证实为颠扑不破的真理的。书中所讲的那些政治智慧，无论是我取自约翰·F·肯尼迪、里查德·尼克松和林登·约翰逊高人一等的竞技记录，还是来自我对唐纳德·里根及与他难分伯仲的蒂普·奥尼尔的亲眼目睹，到今天都越发耀眼夺目、显而易见了。比尔·克林顿不止一次地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旋转角色的生动示范。南非的纳尔逊·曼德拉向我们展示了向前推进而不是与对手扯平的巨大好处。而那些像纽特·金里奇那样不怎么幸运的政治领袖则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懂得了说话是为了更好地沉默的道理。
当我在1988年写作这本书时，我的另一个目的是娱乐。对于那些整日生活在无形的刀光剑影中的政治家来说，政治生涯绝对是一种丰富多彩的人生体验。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将会欣赏到真实坦率的描述，看到一些权高位尊的风云人物是如何实现自己的雄心壮志的。你会碰到一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成功故事，里面的主人公学会了游戏法规，并在实践中游刃有余地加以运用，最终取得胜利，在成功的阶梯上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
那些观看我的电视节目和阅读我的新闻专栏的人都知道我对这一激动人心的游戏的偏爱与迷恋。乔治·F·威尔就认为我身上的“一半是哈克·费恩的冒险精神，另一半是马基雅弗利的冷静务实。”的确，我从自己切身的冒险经历中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正如我作为一个观察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们都会同意，你只会对那些你亲自发现的东西确信无疑。
对于我而言，这一漫长而刺激的旅程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了，当时我还只是华盛顿的一个初来乍到者，自以为对政治有着相当的精通。自从上高中开始，我就对选举游戏情有独钟、乐此不疲了，我是一个真正的有政治瘾的人。早在那时，我就是某些候选人的铁杆支持者和另外一些人的坚决反对者，会为自己心仪的候选人的胜利而欢呼，为他们在大选之夜的失利而黯然神伤。当我20岁出头参加维和部队时，我在异国他乡依旧保持了这一迷恋和爱好。凭借手头姗姗来迟的《纽约时报》的“本周评论”和为数寥寥的其他几本杂志，我会饶有兴趣地预测国会年度选举的结果-----尽管当最终的结果到达我所在的史瓦济兰（译者注：非洲东南部的王国）的一个小镇时，通常已经是在美国人参加他们的投票之后好几天了。所以，我自认为在跻身政治舞台之前是经过了充分的准备的。曾经有许多年的时间，我满怀敬畏、全神贯注地关注着精彩纷呈、口若悬河的政治辩论，关注着上场者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个性品质以及整个美国变幻莫测、眼花缭乱的政治舞台。
但是，就政治上的硬式棒球策略而言，我只能说我到华盛顿时还是一个生手。我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扑溯迷离的世界，就人类学的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的奇特景观丝毫不逊于我刚刚离开的那片南非土地壮丽的异国风情。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有一次曾说那些“腰缠万贯、金玉满堂的人”是与你我这样的普通人不同的。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些在政界叱咤风云、功成名就的人也是这样。
在华盛顿那些富丽堂皇的紧闭的大门后面，隐藏着的不仅仅是别有洞天的权力天地，还有一套独特的语言，我自己现在也学会了说这种语言。那是一个充斥着年深月久的坚固联盟、冷酷无情的报复和精明狡诈的讨价还价的世界，但同时也是展示诸如角色旋转和形象定位等等出神入化、精妙绝伦的政治策略的场所。
无论是沿用已久还是新近独创，那些久经风霜、孜孜以求的政治老手的策略和手段，足以让大多数人耳目一新甚至目瞪口呆。事实上，从外行人的眼光来看，这本书中所涉及的技巧很少能够在严格意义上被归纳为“正当手段”。
在后面的章节中，你将会看到豪气万丈的雄心、残酷的勾心斗角和诡计多端的布圈设套。如果你觉得我的语调讽刺辛辣，如果某一些画面和情境在你看来过于荒诞不经，那你就准确地抓住了我想表达的态度了：在这个所谓的核能时代，政治是唯一供成人玩的游戏。
“政治使得素不相识者成为亲密无比的战友，”19世纪的幽默作家查尔斯·达德利·沃纳这样写道。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只不过是以后层出不穷的政治怪诞剧的序幕而已。我从自己收集的第一手资料中发现，我们对于政治家所怀有的感想-----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距离真实的状况简直相差十万八千里。即便是那些最为愤世嫉俗的挑剔的挖苦者来说，他们对于真正的政客所玩弄的两面三刀的把戏和天衣无缝的欺诈恐吓，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假定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利己主义者，你对涉及自己利益之外的一切事情都不闻不问，概不关心。突然有一天，你的心头充溢了不常有的喜悦，因为有个人对你的一切表示殷勤的关注，对你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在你自己动手之前他就已经为你的目标出谋划策了。假定你被他的曲意逢迎迷昏了头，而他借此提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宏伟规划。他的真实意图，正如马基雅弗利在5百年前教给他的，是利用你为他自己办事。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上了圈套的你发现，你为他做得越多，你就变得越是忠心耿耿，你就越是死心塌地地为他鞍前马后地操劳卖命。
假定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物，复仇的欲望在你的心头熊熊燃烧，你遇到了一个不动声色的厉害角色，这个人有着一种不可思议的本事，能够把有着血海深仇的死敌转化成和自己站在同一条战线的盟友。假定有一场争论发生，你被对手轻易的妥协和让步所蒙蔽；是的，你在大的“原则”上似乎的确占了优势，然而，在较小的、更具体的地方对方却真正得到了好处。
假定你是一个患有自我膨胀症的自我陶醉者，生来就锦衣玉食、养尊处优，你碰到了一个继承了另一类财富的人：一个有着结交那些他需要结交的人的内在动力和本事的人。假定你是一个孤芳自赏的自恋狂，你碰到了这样一个人，他不仅将自己的缺陷弱点暴露得一览无余，而且能够极其巧妙地施展和利用它们。
正是这些古怪的甚至是突兀离奇的行为使得真正的政治动物区别于一般的芸芸大众，并且赋予了他们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决定性的权力。
曾经有多少次，你听到自己的同事抱怨因为“勾心斗角的办公室政治”而未能获得升迁？又有多少次，你听到某人哀叹因为“无法处理好既得利益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白白地失去大好机会？还有，那些不时萦绕在公司走廊和所有职业领域的“卑鄙手段”和“诈骗勒索”，你又听到了多少？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了，在一些人步履维艰地蹒跚移步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人成功地披荆斩棘，一日千里。事情的真相就在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政治谋划和运作。
整整28年的时间，我都在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游戏环境里工作。作为美国参议院的一名助手、总统演讲稿撰写人以及众议院议长的首席助理，我见过太多性格各异、形形色色的人，例如，罗纳德·里根和托马斯·蒂普·奥尼尔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他们玩起政治游戏来兴致勃勃，并且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和众多的政界要人的亲密关系之外，我在这些年里还获得了一些更为宝贵的东西，那就是，我懂得了成功是很少取决于外貌、财富或者个人魅力这样一些因素的。当然，活力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所有伟大的政治家都拥有充沛的精神和活力。但是，真正激发人活力的是不断学习的意愿和为了登峰造极而不惜做任何事情的决心。他们在跋涉的旅程上获得的荣耀越多，他们就越是意气昂扬，积极乐观。约翰·F·肯尼迪和理查德·M·尼克松是竞选总统的死敌，但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性，那就是怀有同一种热爱：对竞争本身的热爱。
跟所有的前人一样，我对美国政坛上层出不穷的传奇心醉神迷：林登·B·约翰逊，富兰克林·D·罗斯福，亚伯拉罕·林肯。我对这些伟大的政治家的传奇故事耳熟能详：他们是如何学会建立和巩固联盟的，又是如何讨价还价的，还有，他们是如何巧妙地出奇制胜和抬高自己的声望的。
是的，在权力游戏中的确存在着有迹可寻的法则，它们是政治领袖们代代相传的政治智慧中的一部分。这些不成文的法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得到积累，就像国会山议员衣帽间（休息室）里的雪茄烟灰一样越积越厚。发生在瞬息万变的政治舞台上的每一幕后面都隐藏着它们，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起着作用，谙熟和遵循它们的人大获全胜，而对其懵懂无知或加以违背的人则头破血流。一位“作派老套”、在政坛如鱼得水了几十年的人，曾对我谈到过其中的奥秘：“你只需要向人展示……”接着他便滔滔不绝、发自肺腑地讲起了政治游戏的法则，那些法则总结了许多人在政治舞台上摸爬滚打的成功经验。
有一天，我站在民主党议员衣帽间里，那个狭小的房间位于一个僻静的所在，远离国会山的会议厅。房间里有一个小小的快餐馆和一长溜的电话亭，还有两排陈旧的皮革沙发，沙发上放了小垫子，以便议员可以在午间打个盹儿。当时正是午餐时间，空气中弥漫着冒着蒸气的热狗的香味。一小群国会议员一反会场上温文尔雅、慢条斯理的举止，在不锈钢的餐桌旁一溜排开，急不可耐地大嚼口中的热狗和三明治。跟往常一样，谈话围绕的主题都是政治。我悄悄地向旁边的一个人透露了一个秘密，那就是我正在着手写一本关于政治游戏法则的书，并且，书中的内容包括了我在所有诸如此类的非正式场合中无意间听到的各种花招。他直直地看着我，额头上显出了一道痛苦的皱纹，一脸肃然地对我说道，“你为什么想把这些公诸于众呢？”
我的回答是，这些交易秘密不仅仅对雄心勃勃的政客们有价值。在政治家所运用的游戏法则中，有着人类社会的持久真理。
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但却终其一生都在犯一个又一个的政治错误。他们对于自己是如此眷恋、入迷，以至于彻底忽视了他们特别想对之发生影响的人们。他们不是广纳同盟，而是局限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和孤军奋战。他们不是正面对抗或者迂回截击自己的对手，而是消极地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在进行重大的讨价还价时，他们对细枝末节斤斤计较，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他们因为自身的缺陷弱点而畏首畏尾、束手无策，全然忘记了可以变不利为有利，从而扭败为胜。
一些人或许会说这些倾向都只不过是人之常情，是人性中固有的方面。但是，这些被说成为人类天性的倾向——例如，在需要向别人提出要求时瞻前顾后、优柔寡断，在面对挑战和反对时忐忑不安、一味逃避——其实是畏缩、退让的本能体现而不是领导才能的标志，说到底只不过是内心恐惧的反映。正是因为遵循这些所谓的天性，我们才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陷阱。我们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出格，要低下我们的头：旧时代奴隶制的典型写照。
这本书的前提假定是一目了然的：为了在生活中不断前进，你可以从那些成功者身上学习许多东西。如果有朝一日你登上空军一号，你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和你自己的世界之间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存在着天堑鸿沟。人们一边千方百计地向上钻营，谋求地位，一边用警惕的双眼东张西望，互相提防。如果你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度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它和其他的办公室并没有本质的不同，正如国会和其他任何巨型的复杂组织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一样。这里有朋友和敌人，有交易、妥协、针锋相对的斗争和不厌其烦的讨价还价。这里还有角斗士，他们的生存是建立在打败一个又一个的对手的基础之上的。一旦你掌握了其中的法则，你不仅能够在这个日常生活充满了政治权谋的世界赢得一席之地，而且能够如鱼得水，兴旺发达。
在如何运用政治策略办成事情这一点上，是不存在任何党派差别的。正如鼎鼎有名的纽约市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过去经常所说的，“没有专门的共和党人清理垃圾的方式。”我们在这里探讨的并不是政治哲学，而是政治手段，不是为什么，而是怎么办。
当1973年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弹劾危险时，他仔细地审视了国会的形势。他悲哀地意识到，众议院被掌控在一个多数党（民主党）领袖手中，尼克松终于发现那个人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当我看到蒂普·奥尼尔咄咄逼人的攻势时，我知道我陷入了麻烦，”大势已去的总统在其政治生涯覆灭之前这样哀叹，“那个人一向喜欢玩硬式棒球。他从来不知道女人玩的软式棒球。”
《硬球》这本书并不是供读者钉在墙上欣赏的政治人物肖像集。你将在书中发现一些熟谙此道的大师，立即被他们所深深吸引，例如，亚伯拉罕·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罗纳德·里根。你会轻而易举地弄清楚，温文尔雅、风度翩翩的杰克·肯尼迪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唯一的障碍就是他的宗教信仰，然而，在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即便连这个劣势也转变成了他的优势。当然，要参透理查德·尼克松或者林登·贝恩斯·约翰逊的成功之谜，要更为困难一些，前者在美国政治舞台中心足足活跃了30年，后者尽管貌不惊人，没有任何明显的公众魅力，但却有效地统治了美国参议院8年。仅仅用好运气来解释后者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它不足以抵消诸如笨拙拘谨的举止、滑稽古怪的外表、反复无常的性情等负面因素；简而言之，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对政治谋略和技巧的由衷激情高超把握。
比尔·克林顿是又一个引人入胜的例子。仔细观察一下他入主白宫的道路，并不难发现他那炉火纯青的游戏技巧。他无论在任何时候跌倒，都能很快地站起来。当他在198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发表了那篇糟糕透顶、拖沓冗长的演说之后，他很快在“今夜演播”中用自己谈笑风生的表演化解了形势。他展现给人们的是一个超越于自己困境的大人物形象。
1992年，克林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淋漓尽致运用角色旋转策略的高手。他给自己冠以“卷土重来的孩子”的称号，从而一举扭败为赢，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总统预选中大获全胜。1994年，他正确地将自己定位为美国政坛中的第三方力量，既不偏向那些国会山中顽固不化的民主党自由主义者，也不倒向保守的、在国会选举中击败了他们的共和党人，从而继续稳居总统宝座。
在这一新修订版中你将会看到，我所讲的政治硬球法则会一如既往地支配各个领域的政治活动。只要你小心谨慎地遵循这些法则，你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而如果你违背了它们，你必将付出一个职业政治家所会付出的惨重代价。
对于那些职业政治家来说，政治硬球的游戏法则就如同卡西诺赌场一样牢牢吸引着他们，散发着无穷魅力，即便是对于这些法则有着诸多指责和非议的旁观者，也同样如此。或许其中的魅力源自于明明白白的收益和进帐，源自于梦想成真的喜悦和激动，源自于一朝雪耻的扬眉吐气和舒畅快意。
我曾经多次亲历在胜利的大选之夜那种喜极而泣的激动和兴高采烈。但我同样也记得在1980年11月2日的那个早晨，笼罩在吉米·卡特总统飞往佐治亚州普来恩斯的那架直升机上忧郁凄凉的气氛，那真是一片愁云惨雾：坐在飞机里的人简直就像是在一只笨拙迟缓、奄奄一息的巨鸟体内。
在这个不成则败、不进则退的世界上，的确存在着一种磁性引力。我不知道有多少次我站在金壁辉煌的宾馆的大厅后面，注视着满厅的公司执行官们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某个政治家发表谈话。当到了自由提问的时间时，那些人会认认真真地询问即将出笼的立法或者下一轮总统竞选之类的事。但是真正在他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他们所感受到的东西：权力。在这个成功的家伙背后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他是如何到达他现在的这个地位的？
这些真是不错的问题。我的这本书中充满了令你惊奇的答案。
第一部分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他们不懂得一对一的单独会面最有可能获得对方的支持，他们以为那种情形下都是“强奸”而不是诱导，因而，他们错过了为采取最后行动而铺平道路的良机。
——林登·约翰逊
对于一个60年代的理想主义者来说，你可以料到他最不愿意见到的就是博比·贝克这种人了。博比·贝克是约翰逊总统的亲密朋友和助手，他十足地代表了华盛顿政坛最肮脏、阴暗的一面。如果有那部字典要给“腐败”这一词条配一幅插图作为说明，贝克的照片就是最佳的选择。他利用自己精心编织的种种友情关系和身为参议院秘书的地位与内幕知情人角色，纷纷成为一家又一家停车旅馆、机械销售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保险公司的秘密股东。然而，1968年秋天，他的如意算盘破产，前程灰飞烟灭，这位精明、狡黠的国会山助手被以逃税、侵吞和共犯等多项罪名投进了监狱。
贝克是一个爱讲排场的人，他在出游时总是选择最豪华的方式。就在他自由自在的日子临近结束之际，他还为自己在豪华游轮“美利坚号”上订了舱位进行了一次环大西洋旅行。他一上船就和他那帮乱七八糟的朋友以及一些不明不白的女人，占住了游轮的酒吧，在那里寻欢作乐。他在船上轻松自如地扮演的角色，也和他为自己在参议院的那些庇护人扮演的角色一样——娱乐活动的总指挥。
然而，不管怎样说，贝克却首先是一个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的家伙，他那带着讥讽神态的眼光，能看清事情是如何运转的，他知道，无论是在陆地上还是在大海中，宝藏到底埋在什么地方。
不过，以这方面的能力而论，他并不是那艘船上仅有的一位天才。在那艘船上的旅客名单中，还有一批人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来自罗得岛的一批年轻学子，去牛津开始他们第一个学期的学业。他们早就听说过贝克声名狼藉，所以都不愿意接近他。但有一个人例外，他就是年轻的比尔·克林顿。如果说在他的同学眼里，贝克是已经逝去的腐朽政治时代的一个活标本的话，克林顿也看到了这点，但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克林顿，这位当年曾以在玫瑰园和肯尼迪总统握过手为荣的孩童，现在已经长大并开始在政坛经营了。他不顾与他同船的那些未来同学的轻蔑和不满，把大量时间用在了贝克一伙人身上。他知道这是一个机会，既然这位政治冒险家可以把另一位出身贫寒但却雄心勃勃的南方青年（指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指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推上政坛的顶峰，那么照样也可以给他指点迷津。
这位南方青年登上权力顶峰的故事，不仅仅对于了解华盛顿、而且对了解整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都是富于启发意义的。
1971年我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是城里最不安全的地方之一。国会山警察分局的墙上悬挂着一幅又脏又旧的地图，上面标有很多小“×”标记，标出了所有曾发生过谋杀案的街角、人行道和小巷子。
以前，一个人的生命在国会山是如此危机四伏，所以，联邦车站附近竟然有一家路边饭店为当地警察提供特价自助餐，不管他们吃什么都只要一美元。那个饭店叫道奇饭店，它的管理人员喜欢让人看到收银机旁边都是穿着蓝制服的警察，这样他们就不用担心频频发生的抢劫了。
但到1971年春天的时候，道奇饭店早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了。这个为公共汽车提供便宜的停靠场所、高年级学生想风流一夜也可以掏得起腰包的地方已不复存在了。它变成了旅行手册上一个标示方位的星点。
但后来我逐渐意识到，道奇饭店不止是某个地理位置的标记，它也是一种历史的标记。50多年前一个冬天这里发生的一段故事，可以成为任何政治教育的第一课。
在1931年大萧条的那些日子，道奇饭店就已成了一个供人住宿的旅店，里面住着几名联邦参议员，并且至少有一位最高法院法官。当然，也还有一些不及这些人那么显赫的房客。在门厅底下的两层地下室，有一长排卧房，那些卧房只有一个公用的洗澡间。每到晚上，这个阴冷、潮湿的地下世界就会生机盎然，因为那里面萦绕飞扬着两眼闪光、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的梦想，他们是一批为美国国会工作的幸运的年轻人。
在这群地下房客中，有一位22岁的青年，他体格魁梧而笨拙，长了两只大象一样的耳朵。他刚成为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理查德·克莱博格的秘书，两周之前他还是休斯顿一所中学的教书匠。这位青年在道奇饭店度过第一夜的时候，就有一些奇怪的举动—一这些举动，直到临终之前的几个月，他才告诉了他的好友兼传记作者多里斯·基恩斯。那天晚上，林登·约翰逊一共冲了四次澡。他四次披着浴巾，沿着大厅走到公用浴室，四次打开水龙头，涂上肥皂。第二天凌晨，他又早早起床，五次跑去刷牙，中间间隔只有五分钟。
这位德克萨斯州的青年人，有他自己的目的。饭店里还有75个和他一样的国会秘书。他要以最快的速度认识他们，认识得越多越好。
他的这一招数成功了。在华盛顿还不过三个月，这位新来乍到的人就成了“小国会” 的议长，那是一个由众议院全体助手组成的组织。
这是约翰逊在华盛顿的首场演出，他展示了自己基本的政治手段。他向我们证明，向上爬就意味着结交人，两者事实上是一回事。
在我还不懂国会山是如何运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一直难以理解，像林登·约翰逊那样的人为什么能爬到那样高的位置？这个人在电视上的形象没有任何吸引力，他戴着一副滑稽可笑的老花镜，不断斜眼瞟看讲稿提示器，紧张得大汗淋漓。此外，他的一些名声狼藉的个人行为，例如卖弄身上阑尾手术留下的疤痕，拎着爱犬的耳朵把它举起来，坐在厕所马桶上处理公务，也丝毫不能给他的形象带来什么好处。然而，就是这个人在动荡不安的60年代，向我们这些“美国同胞”描画着他的伟大蓝图。我和那个年代的很多大学生一样，始终被这个谜团困扰：为什么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中，这样一个人居然能爬到无数比他更加能干、更有魅力的同行头上，决定着国家的战争与和平？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才渐渐明白，约翰逊所掌握的这套一对一的交往技巧——专家们称之为“零售政治”，在国会和其他各种组织中是多么有效。
林登·约翰逊之所以能掌握和行使权力，借助的不是电视聚光灯的眩目光芒，而是一对一交流时的个人风采。在本书后面，我们会看到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雷纳德·里根借助广播、电视赢得权力的例子，但这个德克萨斯人与他们不同，他多数的买卖都靠零售成交，一次只接待一个顾客。
对于所有渴求权力的人来说，再也找不到比这位1931年曾披着浴巾、站在道奇饭店的洗澡间里到处和别人打招呼的高大青年更好的榜样了。
在约翰逊看来，国会山就是进行零售政治买卖的风水宝地。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在国会山他只需要与少数的一批人打交道。这一点与其他机构里的政治，不论是公司还是大学，倒是有相似之处。如果说罗斯福的杰作是通过“炉边谈话”影响了千百万广播听众，那么，约翰逊则是把魔力直接运用到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身上。在他那里，人数越少，效果就越好。虽然约翰逊在众议院度过了10个春秋，但他到进入参议院之后才真正成为权势人物。向100名参议员进行零售，总是比向435名众议员零售容易得多。
“从第一天起就可以看出来，参议院就是他呆的地方，它的人数、规模刚好合适，”曾长期担任约翰逊的助手的沃尔特·詹金斯在回首往事时这样说。
要计算约翰逊在这个机构里的政治上升速度，我们只需要记住两个日期：他1949年进入参议院，1952年底就成了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约翰逊在参议院的权力之路，其开端和他当年在道奇饭店地下室洗澡间里完全一样：直奔权力源头而去。当年为了在秘书政治中脱颖而出，他深入到饭店的角角落落，找出最有份量的那批选票。他为了赢得参议院的领导地位，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开始，那就是查明权力源头的具体位置。正如政治学家西奥多·怀特所说，约翰逊表现出了一种追求权力的本能，那种本能“就像鲑鱼为了产卵就一定要溯流而上，是一种原始的本能”。
起作用的不仅是本能，还有大脑。当那些与他一同在1948年当选的新参议员们被他们即将在辩论中面临的重大问题弄得晕头转向的时候，林登·约翰逊却把注意力集中在参议院本身的政治上。毕竟，参议院和他以前参加过的其他组织并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也会有“鲸鱼”，就是老大，掌管着整个地盘；其他的是“小鱼小虾”，会被巨浪席卷而去，随波逐流。
约翰逊早年在众议院摸爬滚打的时候，就学到了一课，那就是各政党衣帽间的重要意义。
所谓“衣帽间”，其实不是一个确切的称呼。如果议员们要放衣服，他们可以放在办公室，因为从19世纪初开始，所有的议员都有了自己的办公室。衣帽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作用，就是为议员们提供一个白天闲聊、放松的场所，它并不对外开放，只有议员和他们信任的一些助手可以进去。除了几个快餐柜台和几把已经用旧了的躺椅以外，衣帽间里还有一部国会电话转接机，以及一个可靠的“电话管理员”。这个电话管理员头衔虽然不起眼，却不是一般的职员。对于国会山的生活，人们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正在干什么？”，而对这个问题最清楚的莫过于这名管理员了。他知道白天的讨论什么时候结束，明天又会讨论什么，原定星期五举行的会议是否值得参加，等等。如果你想听一些小道消息，或者只是想体会一下国会的气氛，你就应该到他那里去问。对于国会山来说，衣帽间的意义类似于加油站对美国一些南部小镇的意义。事实上，任何行业都会有这样的场所，那些在岗位上不得不扮演各种角色的人们会到那里去放松，谈论一些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实际问题。
衣帽间就是国会这辆豪华汽车的冷却器。林登·约翰逊，这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农村孩子，非常清楚这种秘密角落的重要性。所以，他进入参议院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负责民主党衣帽间电话接线工作的一个20岁的青年侍应生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那个青年的名字就是博比·贝克。约翰逊知道这个小伙子有一种特殊的天赋，对于那些平时需要依靠他的参议员，他能敏锐地判断他们的长处与弱点。比如，贝克知道哪些参议员属于勤奋工作型，哪些参议员却是宁愿早点回家，或者去其他地方消遣的。他知道他们的习惯、计划、兴趣、社会需求和政治目标。所以，约翰逊甚至还没有进行参议员就职宣誓，就安排了和他的第一次见面，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要知道这里谁说了算，”他向侍应生提出了要求，“你们怎样办事，哪些委员会最有影响，有哪些工作在进行，你都告诉我。”
几年以后，贝克成了约翰逊的助手，并为自己赢得了华盛顿头号“操盘手”的名声。虽然后来的丑闻迫使约翰逊不得不忍痛炒他的鱿鱼，但贝克这个知道所有参议员生活里的善恶美丑的人，对于约翰逊爬上权力顶峰一直是一笔巨大的、无法估价的财富。
约翰逊从这位新结交的青年朋友那里得到的信息，和他事先的估计差不多：所有的参议员并不是生来就平等的；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最孤高的俱乐部里，也仍然存在着一个由南部参议员组成、由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无可争议地领导着的“核心俱乐部”。这个核心俱乐部对其他势力十分警惕，它会摧毁任何向自己挑战的个人或组织。就在那次会面之后，就在那间办公室里，林登·约翰逊决定 “嫁给”理查德·拉塞尔。
当然，他的求爱不能做得过于明显。另外一些人也有他这样的野心，他们尝试过，都体会到了那种没有回报的爱情的痛苦。所以，约翰逊要更加隐蔽、谨慎一些。他的第一步就是争取进入拉塞尔所领导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这样他就有充分的借口，化很多的时间呆在这位资深参议员身边，同时却不会给人留下巴结的印象。
结果，他的第一步棋非常成功。他很快就以批评五角大楼挥霍浪费、办事拖沓而在拉塞尔的委员会里赢得了声誉。他找到了一个办法，既充当强有力的国防的支持者，同时，又是现有军事部门的批评者。
约翰逊和那位佐治亚州政治家拉关系的手段，已超过了职业水平。拉塞尔参议员是个单身汉，早餐、晚餐都是在国会山餐厅吃的，“我可以肯定，他总是有一个伙伴，一个参议员，工作像他一样勤奋，工作时间也和他一样长。那就是我，林登·约翰逊，”约翰逊临终前回忆道。“在星期天，参议院和众议院都空空荡荡，悄无人声，外面街道上也人迹稀少。这样的一天对政治家来说非常难熬，尤其像拉塞尔这样的单身汉。我理解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钟头一个钟头数着直到星期一的。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一定会请他一起吃顿早饭、中饭，或者只是一起看看周日的报纸。他是我的导师，我希望能照顾好他。”
这种友谊已经超出了功利的范围。约翰逊渐渐对他的庇护人从心底产生了深深的尊敬之情。若干年后，约翰逊还会说，这位佐治亚州的参议员本来是应该当选总统的。
但约翰逊显然有自己的计划。虽然他在参议院里还是初出茅庐的新手，但他却练出了即将炉火纯青的政治技巧，那套技巧今天仍然被政坛老手们尊称为“约翰逊疗法”。
今天的政治家喜欢用“广而告之”的方式向他们的听众说话，好像每个人都只是一大群毫无区别的人中的一分子，而约翰逊却十分注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每次都要想方设法准确地搞清楚，他到底是在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谈话。他和后来的众议院议长托马斯·P·“蒂普”·奥尼尔（托马斯·P·奥尼尔是美国民主党领袖，七、八十年代一位重要的政治家。人们习惯称呼他“蒂普·奥尼尔”，“蒂普”是昵称，它的本意是指棒球比赛中，用球棒侧面击打投出的棒球，这是十九世纪一位著名的棒球明星爱德华·奥尼尔的拿手绝活）、还有其他老一代的政治家一样，都喜欢充当政治生活的交通警察，不仅时时留心自己车辆行驶的方向，还留心屏幕上其他小圆点的方向。还有一点可能更加让人想象不到，像他这样突出自我的人，居然是靠不仅研究别人外在的需要，还研究别人的内在需求，才爬上了那样高的位置的。然而，正是因为约翰逊乐于将注意力集中在别人和别人关心的事情上，而不论那些事情是多么微不足道，才使得他与那些他试图影响的人能进行几乎无所不谈的沟通。
杰克·布鲁克斯是德克萨斯州的众议员，也是约翰逊的亲密朋友，他就亲身领受过“约翰逊疗法”。他告诉我，要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对方目前的处境上，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能力：“林登·约翰逊总是能够让你相信，你的问题不管在别人眼里多么微不足道，对林登·约翰逊来说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剧作家拉里·金是《德克萨斯最佳小妓院》的作者，他还记得自己1959年与约翰逊交往的一段经历。当时，金正在给德克萨斯州国会众议员J·T·卢特福德做助手，那位众议员在很大程度上处在约翰逊的影响范围之内。一天晚上，约翰逊来到了那位众议员的选区，那是他旅行的一站，为的是锁定该州以争取1960年成功竞选连任参议员。他还计划在当年竞选总统，所以要确保自己的后院不会起火。
金的工作就是照顾这位来访的大人物，但他对这项工作并不热衷，而约翰逊很快就表现得跟人们传说的那样，是一个喜欢发号施令的混蛋。这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敞开盥洗室的门，站在冲水马桶前面，一边撒尿一边报出了一长串人名，他要金“按照我口述的顺序”依次给那些人打电话。
但是金对照看、伺候林登·约翰逊的工作已经感到厌烦了，他把名单了留在靠近盥洗室门口的桌子上。在约翰逊再次露面的时候，金、还有他的那位众议员老板、以及民主党的一些地方要员看到了一个因为没有人帮他打电话而正在大声咆哮的约翰逊。
“我让谁去打电话了？”他问道。
金也不甘示弱，回答道：“参议员，名单在桌子上。我服侍一位议员已经够忙的了，不想同时侍侯两个人。”
金的老板吓坏了，连忙给“这个孩子”找各种解释，说他“太累了，工作过度”，一面一把把他的助手拉出屋外。“去找个地方喝点东西，上哪儿都行，”等他们走到外面的大厅后，他对金说道，“在约翰逊明天早晨离开之前不要在这里出现。”
第二天早晨六点，金才爬到床上。但过了十分钟，电话铃就响了，“你喝过咖啡了吗？”虽然电话不太清楚，但金还是听出来是约翰逊嘶哑的声音。当金回到他昨晚被轰走的地方时，约翰逊以自己那特有的姿势在散落着一大堆报纸的房间里迎接他。看那样子，他大概已经起床一个小时了。
“你喝什么？”约翰逊手里举着滚烫的咖啡壶，走近他问道。金说要奶油和糖。“我喝黑咖啡，”约翰逊一边说，一边给金倒了一杯。
接下来，拉里·金就要碰到所谓约翰逊疗法了。
“嗯，过去我也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年轻人，”约翰逊站得离金很近，使他的眼镜片都模糊了起来，“我知道一个人想要干一番事业、自己做老板的时候，却又不得不给别人干活，那是什么滋味。你受过什么训练吗？”
金说自己做过记者，约翰逊没有什么反应。“这一行钱很少。你应该去读法律。这样如果搞还想搞新闻这行，你随时都可以回来，并且那时候你已经有学位了。”
金一直没有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位大人物会把他找来，向他提出这番30秒钟、发生在天亮之前的父亲般的忠告。但他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表现：一向不愿受别人鸟气的自己，很主动地替参议员把行李提到楼下，然后又回来问参议员，自己是不是还能帮他做些什么。
就这样，约翰逊不仅把一个冒犯他的人变成了听他调遣的男仆，而且，还为自己的竞选班子招募了一员干将。
曾经为肯尼迪总统撰写过很多著名演说的西奥多·索伦森，在达拉斯刺杀案后仍在自己的位置上干了一段时间。他曾经这样描述过约翰逊的这种个人交往方式：在没有准备好弹药前，绝对不要拿起枪炮。换句话说，为了在一项法案上得到某位参议员的支持，约翰逊会花上好几天时间，仔细研究任何能想象到的、能说动别人的因素。一旦做好准备，他就会装作恰好遇上对方。对方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击中了他。
只要约翰逊使出这一招，很少有人不被击中。保罗·道格拉斯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参议员，有一次在讨论一项议案时反对约翰逊，不过，他对自己能否抵挡住约翰逊的推销很没有信心，“我不走开，”他告诉助手，“他马上就会来说服我的。”
偶尔有一些场合，约翰逊也会在没有做好“家庭作业”的情况下，就实施他这套鼎鼎有名的疗法。
拉塞尔·贝克以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他就曾亲眼目睹过这样的场面。1961年的一天，受报社指派报道参议院活动的贝克正站在大厅里，这时约翰逊一把抓住他的手臂，把他拉进了办公室。“你来，我一直在找你。我想告诉你，你是唯一最了解这里的情况的记者，如果不是我，肯尼迪是不可能在这里通过‘十诫’立法的……”
约翰逊一边做着他的长篇大论，一边在一张纸条胡乱写着什么，并且叫来秘书，把纸条给了他。秘书出去了一会儿，又回来把纸条交给约翰逊。在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约翰逊对贝克的工作、他的记者才华进行了一番出乎意料的赞扬，贝克听了感到非常惊奇。
后来，贝克从在他之后进入约翰逊办公室的一个人那里了解到，这位副总统在交给秘书的那张纸条上字迹潦草地写着这么一行字：“我是在跟谁说话？”
不论是当时还是以后的岁月，约翰逊成功的秘密就在于他有一双珠宝商一样的眼睛，可以看穿别人的自我。就像在道奇饭店时他不厌其烦地挨次向那些国会助手做自我介绍，到了50年代，这位未来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又同样热情满怀地对他的同事们表示个人的关切。即使在他身为总统之时，他也依然采用这套深入他人内心深处的方法，来争取别人支持新政以来最庞大、最具历史意义的立法计划，立法的内容包括医疗保险、民权、减税和贸易扩张，等等。对于这个一贯坚持政治零售的人来说，这些里程碑式的立法就是对他的嘉奖。当最后的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约翰逊会拿出惊人的耐心和谦卑，逐个做议员们的工作。“肯尼迪总统会给五、六个人打电话，而约翰逊却会拿来19个人的名单，一个个打过去。” 众议院助手克莱格·劳普先生回忆说。这样辛苦的零售最终得到了红利：肯尼迪，这个想大干一场的批发商在国会山处处受阻，而伟大的零售商却春风得意。
约翰逊勤于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对各种成功的诀窍，他都有强烈的好奇心。 “这个人的提升有什么秘诀？”、“他是怎么做到的？” 他会经常问这类问题。但这不是说约翰逊关心别人是因为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不喜欢约翰·F·肯尼迪的弟弟、狂妄自大的罗伯特·肯尼迪，但这并不妨碍他本人担任总统之后，暗地里研究这位对手的每一个习性。他知道博比（罗伯特的昵称）喜欢每天在西克里山呆得很晚，和一帮心气很高的朋友谈论重大的艺术和政治问题。所以，约翰逊每次都特意在早晨8点安排和罗伯特的见面，在对方精神不振、最容易被说服的时候做他的工作。
60年代末，美国国内几家报社的主笔开始对约翰逊政府的政策进行严厉的批评，约翰逊就把他们一帮人请到白宫共进午餐。他们到达以后，被直接送到白宫西翼的游泳池。令他们措手不及的是，他们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正全身赤裸，在水里劈波斩浪。虽然他们说没有带游泳装，纷纷表示不愿意下水，这些惊慌失措的笔杆子们还是不得不和这位总司令进行了一次亲密交谈，这是他们早晨离开办公室时都没有预想到的。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像不认识这个人那样抨击他了。约翰逊就是这样，一旦他觉得需要和别人建立亲密关系，他就什么都说得出来，什么都做得出来。
不过，零售政治也有局限性，约翰逊很快就发现这点了。50年代末，当新生代的约翰·肯尼迪忙于为在举足轻重的总统初选中赢得批发式的胜利而奠定公共关系方面的基础时，约翰逊则在指望靠他在参议院发展起来的那套关系打天下。他没有意识到新闻媒体正在展现的巨大力量，仍然稳坐在办公室里圈点一长串参议院支持者的名单，仿佛那些人就是统领选区的酋长，可以把他们各自的州配送给他。“阿肯色州没问题；麦克莱兰、富布赖特也是我的，还有……”。结果，那位以整个国家为对象的肯尼迪赢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而走内部路线的约翰逊则成了他的副总统。
约翰逊也经常想尝试批发政治的作法，但他的本能又把他拉了回来。白宫顾问哈里·麦克弗森曾讲述过，约翰逊如何一次次请他帮着写一篇描绘伟大社会“宏伟蓝图”的总统演说稿，但接下来又总是坚持在演说稿里不要忘了提到他曾经增加了农业部鸡肉检查人员的人数。
约翰逊在有生之年都不知道如何抓住媒体的力量。资深记者马丁·阿格龙斯基曾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供职，他还记得自己有一次被召到白宫的生活区，当时约翰逊正在厨房吃晚饭，他告诉阿格龙斯基，他打算过几天邀请几位州长一起用晚餐，希望CBS进行实况报道。按照计划，晚餐之前还会有一个简短的记者招待会，约翰逊将利用这个机会向全国观众阐述自己的越南政策。阿格龙斯基离开之后立刻召见了自己手下一个新部门的负责人弗雷德·富兰德里，两人匆忙地进行了相关的安排。然而，就在活动开始前的一个晚上，阿格龙斯基又被召到白宫厨房见约翰逊。但是这次约翰逊却要求取消报道安排，因为约翰逊夫人认为，把晚宴放在电视屏幕上“会有损白宫款待州长的美意”。为了顾全他对州长和州长夫人们，还有林登·约翰逊夫人的礼貌与殷勤，约翰逊非常乐意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黄金时段的电视宣传机会。
今天的政治家们很少还会做这样的选择。新一代政治家都是这个时代熏染出来的，他们对电视镜头有本能的敏感，就像飞蛾对灯泡的敏感一样。然而，即便在今天这个Boss Tube的时代，掌握一对一的基本沟通技巧，仍然是聪明的政治策略的第一步。约翰逊懂得，成功的关键有时并不在于你要想的是大事，而在于要想小事；要喂饱你心中豪情万丈的自我，最佳的办法是先喂饱那些你需要去影响的人。
在80年代初曾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的小霍华德·贝克，和约翰逊一样对参议院抱着务实主义的看法，虽然他没有取得约翰逊那样辉煌的成功。“对一个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来说，”在经历了连续几年坎坷的领袖生涯之后，有一次他感叹道，“最重要的教育在三年级就完成了：那时他已经会数数了。”
在约翰逊的继任者中，有些人懂得怎么利用这套基本的、零售政治的原理，有些人则始终不懂。当1976年吉米·卡特竞选美国总统时，他打出的口号是反对水门、反对官僚体制、反对官样文章、反对当权派。所有这些都有一个简单的符号来表达，那就是“华盛顿”。
卡特把反对华盛顿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这是很漂亮的一种政治形象定位。虽然他所属的政党不久前还把持着华盛顿的舞台，但这个口号使他可以扮演一个“置身事外”的候选人角色。这给了他一项锋锐的武器去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击败了招人喜爱的杰拉尔德·福特。
但卡特的错误在于，在来到首都之后他却让这种反华盛顿的姿态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虽然当他在野的时候那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竞选的时候反对一种体制是一回事，但要向每天与之共事的人们宣战，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只要国会首先投票反对，或者如果官僚机构消极抵抗，那么，任何总统也不可能执行什么计划。“人们在你向他们头上撒尿的时候，是不会好好干活的，”一位混迹华盛顿多年的老手一次对我这样说。
政治分析人士一直不明白的是，卡特的高层幕僚对于那些自己很快就要有求于他们的国会领袖，为什么那么看不上眼、不当一回事？比如，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要求带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典礼，得到的答复却是他们当然可以得到出席就职典礼的门票，但位置是在大厅的后排。
这种发生在奥尼尔身上的草率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地被添油加醋——使卡特和国会领袖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了四个不幸的年头。卡特总统的一位亲密助手朱迪·鲍威尔后来承认，那一届内阁在任职之初忽视了各种“社交”背景因素，这对他们造成了损害。如果他们和原体制打交道时多注意一些，事情本来是会好一些的。“结果，我们在华盛顿这个城市没有一批回心转意为我们辩护的支持者，”他坦诚地说。
当然，这一切并非出于偶然。为了缩小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中受到全国关注的“帝王般的总统权力”，卡特做了很多努力，以便在上任伊始就给人们一种新的白宫形象。他的一个惊人之举是，在庆祝总统就职的阅兵仪式上，他不乘坐豪华轿车，而是沿宾夕法尼亚大街步行走完全程。不过，他的另一步棋却并不那么成功：他卖掉了总统专用的高级游艇“红杉号”。在此后的很多年里，总统们都发现，要让国会里那些难对付的议员们松弛下来，没有什么方法比在夜幕之下到波托马克河上做一次安静的巡游更好的了。一位长期从事白宫游说活动的人士评论说，卡特总统做过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莫过于卖掉“红杉号”。它这样做固然为新总统赢得了一时的赞扬，媒体都夸奖他珍惜纳税人的钱，但在零售政治的意义上他的代价却十分高昂。
卡特的后任雷纳德·里根做法就不一样了。他也高举“反对华盛顿”的标语，甚至宣称“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地方，相反，政府本身就是问题”，这样的口号对于一个全身心都扑在政府事务上的城市来说，可不是什么得人心的话。但里根从卡特的错误里面吸取了教训，他并不因此而为自己实际树敌。没有人可以从他的话中听出来新总统的批评是针对自己的。
里根当选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参加一系列在首都各界名流，包括记者、律师和商人家中精心筹办的各种聚会。这些聚会的序幕，是当选总统及其夫人南希在“F大街俱乐部”举办的一场招待晚会，应邀出席的客人都是华盛顿政界的那些“一贯可疑的面孔”，换句话说，他们多数是民主党人。“我想现在应该让大家知道了，我们也是这里的居民，”里根对《华盛顿邮报》记者伊丽莎白·布米勒说道，“我们也想在华盛顿认识一些朋友。”他们还出席保守派专栏作家乔治·米尔的午餐会，在那里，他们结识了《华盛顿邮报》的女老板、最近几届共和党政府的死对头凯瑟琳·格雷厄姆。接下来，他们又参加了这位女老板在自己乔治敦的家里举办的晚会。所有这一切都在传递一个信号：里根带来的人想要融入华盛顿这个社会，而不是对它嗤之以鼻、不屑一顾。
这种社交上的殷勤换得了长久的回报。到1987年底，在格雷厄姆夫人70大寿的宴会上，里根总统还充当了主持人。他举着酒杯来到首桌，用他特有的方式偏着脑袋，摹仿着电影明星亨弗莱·鲍嘉的语气向尊贵的女主人微笑道：“我在注视着你，孩子。”
里根还对国会山发动了一场类似的魅力攻势。
每年当中，众议院的议员们，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都会在国会山的一个员工餐厅举行一次小型的聚餐，活动的赞助商是众议院体育馆的老板们，这个体育馆在国会的作用和衣帽间类似，也是一个与外界隔离的聚会场所。年轻一些的议员在这里玩玩棒球，年长的就去蒸气室洗桑拿，蒂普·奥尼尔每次到那里都会带上很多雪茄分发给大家。
每逢这样的晚宴，吃的都是一般菜单上常见的东西，例如，牛排，烤马铃薯，色拉，以及当点心吃的苹果饼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议员们简简单单地走进来，自己去餐柜取吃的东西，拿瓶啤酒，在众多的长条形桌子中找一个座位。他们聊着天，和朋友打招呼——很多已经卸任的议员也会回来。大家吃饭，然后再聊上一回，就离开了。在一个极其需要政治策略的世界，议员们每天都要担心自己失言，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非常热心参加这样轻松的聚会。
1981年，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令我意外的是，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另外两位客人：副总统乔治·布什和总统雷纳德·里根，后者并且是一身运动装打扮。他们过来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只是和大家一起喝点东西，与一些议员们照几张相。乔治·布什是60年代的老国会议员，他懂得这个场合的意义，他的新老板如果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就会给别人留下好印象。他知道，议员们印象尤其深刻的是，里根来参与他们禁止媒体涉足的内部活动。
吉米·卡特从来不出席这样的聚会。
里根对政府的批评比起卡特来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他并不打算因为政治或哲学观点的分歧而使私人的交往蒙上阴影。里根知道，这些长年生活在华盛顿的“当权派”，对他领导的行政机构既能雪中送炭，也可以雪上加霜，所以，他要赢得他们的支持。尽管他继续毫不留情地批评“华盛顿”，好像他本人根本就没有到过华盛顿一样，但当地那些曾经刺伤他的前任的非难，却并没有刺伤他。
其中的教训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要和别人一起办公事，千万不要忽略私人方面的东西。新一代的政治家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学会了运用媒体的技巧，但却忘掉了唠家常的艺术。
我还记得自己和里根的第一次直接交谈。他到众议院来发表1982年度国情咨文演说。按照惯例，每逢这种情况，众议院议长的典礼办公室都要作总统临时歇脚的“禁闭室”。我在招呼里根——蒂普·奥尼尔几乎每天都和里根进行“拳击赛”——的时候，因为太想打破坚冰而有点不自然：“总统先生，这个就是我们用来对付你的房间。”这话太像预先安排好的。
“只是在六点之前，”里根微笑道，“奥尼尔先生不是说，在华盛顿，六点以后大家都是朋友吗？”
事实就像很多小说家、剧作家笔下描述的那样，在华盛顿，大量的事情都是在这种非工作时间的关系基础上搞定的。
例如，在里根上任伊始的时候，有一次，记者尼古拉斯·冯·霍夫曼求我帮忙，去阻止一个叫米奇·施奈德的家伙自杀。这个人是一个政治活跃分子，后来因为呼吁改善无家可归者的条件而名声大噪，不过，当时他从事的事业还没有那么大：五角大楼打算把一艘核动力攻击舰命名为“圣体”号，他认为这是亵渎而进行了绝食抗议，此时已经到了第15天。
结果证明他找我是找对了。我知道，蒂普·奥尼尔虽然和里根总统在国家经济政策上打得不亦乐乎，但他和里根的助手米歇尔·迪弗关系却很好。他们两人是一天晚上在专栏作家玛丽·麦克格劳丽家中认识的。那天晚上，奥尼尔甚至即兴演唱了几首歌曲，而弹钢琴伴奏的则是迪弗。
奥尼尔给迪弗打了个电话，请他调查一下“圣体”号事件。当迪弗给我回电话的时候，我给他讲了事情的经过，并告诉他，无论他能做点什么，众议长都会欣赏的。这位总统助手当时并没有承诺什么；事实上，他似乎根本不在乎施奈德的抗议。
不过，很明显，对这件事情他实际上还是很卖力的。几天以后，议长办公室就得到消息，迪弗直接去找了里根，而且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总统推翻了国防部长温伯格的意见，亲自把军舰原来有争议的名字改为“圣体之城”。军舰的名字世俗化了，米奇·施奈德也结束了抗议，重新开始吃饭。总统避免了一个公共关系上的难题，同时也为一位未来的英雄人物、华盛顿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的推动者，多争取了几年寿命。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
1989年4月3日的下午，乔治·布什总统是在棒球上挥笔不停地签名而度过的。与他一起观看联赛开球赛——巴尔的摩金莺队对波士顿红袜队，并在相同的棒球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的另一位球迷，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穆巴拉克总统逢人便夸布什，说这位1948年耶鲁大学校队队长“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乔治·布什是怎样赢得海湾战争的胜利的？秘诀就在这里。当1990年伊拉克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下令入侵毫无防御能力的科威特时，布什花了多年时间结交的朋友如穆巴拉克总统和其他一些人，就成了布什银行里的现金。这样一些人，布什可以在电话里和他们迅速、坦率地交换看法，他就是利用这种亲密关系结成了二战以来声势最浩大的战时同盟。可以说，真正把萨达姆军队赶回巴格达的不是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而是布什交下的那帮盟友。
看看布什是如何采取行动的——
8月2日：伊拉克越过边界入侵科威特。正在科罗拉多州阿斯本的布什总统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联络之后，宣布组成英美盟军，要把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国土。同时，正在西伯利亚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会晤的国务卿吉米·贝克，说服苏联也加入了反伊阵营。短短几个小时的时间，反法西斯联盟中的三巨头又走到了一起。
8月6日：加拿大总理马尔罗尼应邀到白宫做客。记者问他，加拿大对于伊拉克的入侵采取什么立场，马尔罗尼回答：“我们的立场就是布什总统的立场。”
8月7日：法赫德国王答应，美国可以把沙特阿拉伯作为对伊行动的主要军事基地。国王早在布什还在中央情报局效力时，就与他认识了。
8月10日：在穆巴拉克总统的倡议下，阿拉伯国家联盟投票批准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并派遣阿拉伯联军参加海湾盟军。次日凌晨，穆巴拉克总统接到了他在白宫的朋友打来的感谢电话。
这一连串闪电般的全球外交行动并不是仓促做出的无奈之举。布什总统一生都在结识像穆巴拉克这样的人，并和他们保持联系。“他总是外出，忙得团团转，”总统助手威克·古尔德有一次向我透露说，“编织关系网，跟各种人打交道。”
总统新闻秘书彼得·蒂雷回忆说，1981年的一天下午，他正在白宫，急着找布什副总统。有人告诉他，老板远在马萨诸塞大街副总统住处，“正在和埃及副总统一起喝咖啡”。“那个人是谁？”蒂雷还记得当时自己用十分沮丧的口气问道。结果，就在当年的秋天，尊贵的埃及总统萨达特死于恐怖分子之手，使这个问题立刻有了答案。那个并不为大家所知、但一直受到布什个人高度礼遇的家伙（指穆巴拉克总统），转眼之间就成了美国一位至关重要的盟友。
糟糕的是，布什总统从来没有和一位盟友、也是所有美国总统都必须首先发展关系的一位盟友——普通美国人——建立同样亲密的关系。更糟的是，1992年挑战布什连任的新人克林顿，也擅长布什那套拉关系的技巧，不过布什是把它用在国外并收到了惊人的效果，克林顿则把这套技巧出色地用在国内。
威廉·杰弗逊·克林顿（一般称为比尔·克林顿）出生于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他中学毕业时时只向一所大学提交了入学申请：乔治敦大学。那是一所犹太教学校，克林顿这位南方的浸信会教友之所以选择那样一所学校，并不是因为他对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或者天主教神学有什么神秘的爱好。令这位年轻的政治家动心的只是乔治敦大学的地理位置：它座落于首都华盛顿。
像30多年前约翰逊初到华盛顿时一样，克林顿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立即开始四处结识人。他到校园的 第一天就开始竞选新生班班长。他以后在牛津大学，在耶鲁大学法学院，以及1972年为乔治·麦克格温竞选总统担任志愿服务人员时，一直孜孜不倦地继续营造他的关系网。他总是在记录别人的姓名和各种细节，这些在将来都成了彼此交情的见证。到1974年克林顿竞选国会议员的时候，他已收集了一箱子的饭店餐巾纸和其他一些随手找到的、乱七八糟的纸片，上面记满了同学、老师和政治活跃分子的姓名、电话、地址；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些平时的积累，正是为了机会来临、可以发挥作用的那一刻。
我自己在华盛顿以及其后的政治生涯，相对而言要更加顺其自然一些。
我70年代初刚到华盛顿的时候，国会山还没有发生什么大变化，它还是约翰逊在道奇饭店的地下室里所发现的那个零售政治大行其道的世界。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对这句古老的格言我当然并不十分陌生，但那时候我和别人一样，并没有把它看成某种含义深远的告诫，而只是把它看成看一条普通的格言和行动的指针：有谁不认识吗？去认识他好了；竞选要做的就是这种事。
当我开始敲开国会山大门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大受震动。我发现，人们不厌其烦地使用 “庇护人”这个词，而这个词语在我学完中学公民课本后就再没有听别人说过。
在华盛顿，无论是那些显赫的委员会的总顾问，还是往来于参议院大楼和国会山之间的地铁司机，每一个人得到工作都和某位参议员有关。家乡朋友的子弟在开着已经自动化了好几年的电梯。一位衣冠整齐的年轻人整天坐在在参议院办公大楼的地下入口处，他的工作就是等候那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立法机构的某个成员从电梯出来。这时候，他就会站起来询问那位先生或女士是否需要乘坐国会山地铁。如果需要，他就在墙上揿下一个按钮，通知地铁司机，然后又回到座位上。
在这个官僚体制蔓延到每个角落的大种植园里，无论你到哪里，都离不开“庇护人”。要找一位庇护人，首先需要从这里提供的庇护人里——100位参议员和435位众议员——中确定一位发展关系，要想好跟他们说些什么。没有庇护人，就没有工作。
我到国会山也和大家一样，就是雄心勃勃地希望能进入政坛。我的近期目标是成为一位众议员或参议院的立法助手，也就是泰德·索伦森曾给肯尼迪干过的活，我希望自己最后也能爬到他那样的位置。我身上只有两百美元，还是从离开维和部队时拿到的“安置费”中剩下的，我就带着这点钱开始敲国会山的大门了。
我在那里没有任何关系，于是列了一张来自东北部地区的民主党议员的名单。我开始时的目标是那些外交委员会的议员。我想他们或许会看中我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年工作经历。在国会办公大楼各个走廊散发了50多份简历之后，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了。我开始考虑寻找某种小巧的敲门砖。我曾在马萨诸塞州一所犹太教大学上过学，于是就翻出国会议员通讯录，查找有类似经历的人。我找遍了民主党，又开始找共和党。最重要的是找一份工作。我最后的一百美元也快花完了。
最后，我得到风声，众议员詹姆斯·柯林斯，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炙手可热、保守的共和党人，正需要一名立法助手。
那是一次狼狈的接触，但并非不可以忍受。从我走进会客室的那一刻开始，文化的冲击就出现了。国会议员柯林斯穿着一身阳光浴束腰套装，脚下是一双发亮的白皮鞋，发式也是那种窗口挂着国旗的理发店才能理出的发型，他对我做了闪电般的判决：“我相信，我的选区的人民，他们会被你说话的方式吓跑，我这么说并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随后他又回头对他的一名助手说道，“罗伊，如果老家那边的人到我们办公室看见这个年轻人，就会想象他从维和部队那里带回了一堆太理想主义的观念，你说是不是？”
他最后又问了我一句：“你认识些什么人？”
当我低声告诉他我认识一个有人庇护、开电梯的小伙子时，他意识到正有适合我的工作在等待着我。于是他给我提了一些足以使我对零售政治的信念越来越牢固的建议：
“你应该试一试去找那些从东北大城市来的议员。我打赌有很多议员会喜欢有你这种背景的人为他们工作的。”
柯林斯议员把不录用我的决定抛到了脑后，又说了几句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的话。“政治，”他说，“就像挨家挨户推销保险，——我没干这行之前就是做保险的。有的人会买你的，有的人却不会。你敲了100家门，只有9家会喊住你，要看看你的广告。在那9家人里面，最后只有三家会买你的保险，你要做的就是把保险卖给他们。但是，如果你不是把100家都一一敲过去，你是找不到那三家人在哪里的。”
两周后，幸运之神终于降临了。在我口袋里只剩下80美元的时候，我开始为犹他州民主党参议员弗兰克·摩西工作了。他的高级助手、日后也成为国会众议员的韦恩·欧文斯，曾做过已故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助手。显然，韦恩看上了我在维和部队的经历。不过，他需要一个有经济学知识的人，于是就给了一个考察我的机会。他把一封信交给我带回家处理，那是犹他州交响乐团指挥的夫人写给参议员的信，打听与非营利组织的雇员有关的税收问题。
星期一，我为了从从国内税务署得到准确的信息拼命忙了一阵，然后得到了回报：我将在国会山做警察，每天下午三点到十一点值勤。早晨、还有下午上班以前的时间，我将在摩西参议员办公室工作。“这样至少把商品摆到桌面上了，”我的新朋友韦恩说。他说得一点不错。要想赢得比赛，首先必须报名取得比赛资格。
我怀着满腔热忱开始了自己在政治和人生两方面的熏陶。我学到了政治零售业的第一课：一对一的人际交往非常重要。
我在华盛顿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久，我的经验一直是，多数的机会都来自于一个你认识的人。
从1981年到1986年，我担任了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高级助手和发言人，那是一份令人激动而又引人注目的工作。如果不是我拥有两个条件，就不可能得到这个把我引入华盛顿上层最活跃部分的职位：第一，我曾做过卡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第二，我和马丁·弗兰克斯共过事。马丁在卡特争取连任的竞选活动中是研究部主任。当里根的人马入主白宫后，马丁成为民主党竞选委员会的主管。他上任后立即处理的事情之一，就是向他的老板加利福尼亚的众议员托尼·库尔霍提出，要聘请我去做“媒体宣传顾问”。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去协助蒂普·奥尼尔议长，协助这位伟大的政治零售商抵挡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批发商雷纳德·里根的进攻。还不到三个月，由于奥尼尔的助手转而负责公共关系，奥尼尔把他的位置给了我，同时也把对他的信任给了我。随后的六年为我提供了足够的机会观察华盛顿紧张激烈、变幻莫测的政治游戏，那种机会是政治学博士课程里永远无法得到的。
我的关系链条在继续延伸着。1979年，亨德里克·赫茨贝格提名我做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我和他认识是纽约一位朋友罗伯特·谢弗牵的线。谢弗是一位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也是一位成功的公务员，在此6年前，我和他在布鲁克林参加竞选活动时初次相识了。
我之所以能到白宫为卡特总统工作，最初是因为一位朋友，也就是帕特里西亚·瓜尔特尼，被任命担任管理和预算局的高层领导，负责卡特总统特别重视的政府重组计划。我和他曾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共过事，预算委员会主席、缅因州的埃德蒙·马斯基提名我到那个委员会。当时我原来的老板、犹他州参议员弗兰克·摩西给他打了个电话，说：“听说你想找个好帮手？我这里就有个人。”
在华盛顿像在大多数其他地方一样，营造一种职业生涯与展开一场竞选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与竞选的区别只在于听众的多寡不同。“零售”一词是对这种游戏的最恰当说明。在你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你结交的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只要你得到他的支持，你就能夺标。
在政界和大多数其他领域，事情就是这么进行的。假如除了促使某个人将工作给你外，还有其它方法得到工作，这种好事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碰到过。林登·约翰逊在破旧的道奇饭店洗澡间里的传奇经历告诉我们，关键在于找到你的目标，然后全力以赴。
关键不在认识谁，而在想认识谁。这一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我在开辟进入华盛顿政坛的道路时，并没有依靠一个犹他州摩门教徒的庇护而在国会山找到一个在月光下执勤的警察工作，但我使用的策略其背后的原理却并没有什么不同。
后来我在新闻界的崛起再次证实了这种人际关系的妙用。80年代初，我过去负责演讲撰稿的老板亨德里克·赫茨贝格在《新共和》杂志上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引起了反响，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的詹姆斯·希尔伯曼先生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写成一本书，于是就有了这本《政治游戏》。
1987年机会再次向我招手。在去旧金山参加我的小姨子的婚礼时，我邀请《旧金山观察》的新任主编拉里·克莱默共进午餐。气氛活跃的午餐结束后，拉里·克莱默，这位当初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时我就认识的先生，问我是否乐意在他的报纸上开一个专栏每周写一篇政治评论。同一年夏天，克莱默让我主持报社的华盛顿分部，这和我原先的工作——我当时在华盛顿一家咨询公司做CEO——相比，在薪水上损失很大，但我还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而且一直没有后悔。
我的电视之旅行程几乎完全一样。我妻子的一位同事、也是我们家的好朋友里奇·加夫尼，知道我在《新共和》上写过一篇文章评论1988年的总统大选，就邀请我到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节目做一次访谈。后来，我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制作人戴维·柯尔沃看了节目录像，他立刻介绍我去《晨讯》节目做定期的评论嘉宾，后来我又转到《头版新闻》，这是加夫尼专门为福克斯网络公司制作的杂志节目。不久后，美国广播公司的执行制片人杰克·瑞利，还有查理·吉卜森——他曾是美国广播公司报道国会消息的专职记者，我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两人又力邀我担任《早安美国》节目的评论员。
我成为专职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也得益于这样一种友谊关系。90年代初，我的母校圣十字架学院的校友、作家乔·麦克吉尼斯正在写一本关于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的书，他想了解我在担任蒂普·奥尼尔助手时的各种想法与感受。
麦克吉尼斯从25岁出道成为《费城调查者报》专栏作者之后，他的生涯一直让我着迷和羡慕。随着《总统的推销术》一书的出版，他在我眼里成为一位英雄人物。他这本书是对理查德·尼克松1968年那场已经臻于化境的电视竞选活动的一种深刻洞察。
因为我们两人一周后都要去旧金山，我们就约定在旧金山贝弗利山烤肉店见面。用过餐之后，麦克吉尼斯说他稍后要与另外一个人一起“喝点东西”，对方可能是我也非常有兴趣一见的人：罗杰·艾雷斯！在那一瞬间，我真是吃惊不已。对所有曾在民主党一边工作的人来说，包括我，艾雷斯都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名字。早在1968年尼克松当选总统一役中，这位天才的媒体战略大师就已经让我们吃够了苦头，而在20年后他击出的球更加致命，彻底封杀了米歇尔·杜卡基斯当选总统的希望。他成功地使一个温和的马萨诸塞州州长变了形，将其塑造成一名拒绝向国旗致敬、把周末时间用来争取杀人犯和强奸犯不在监狱服刑的左翼分子。
虽然我与艾雷斯之间在党派背景有裂痕，但两人很快就谈到了一起、一见如故了。随着岁月的流逝，无论什么时候到纽约，我都会到他在纽约的那间漂亮的咨询办公室看望他。我们会不厌其烦地讨论像观众口味急剧变化之类的问题。1994年，当全国广播公司（NBC）任命艾雷斯负责商业电视新闻网络CNBC时，他打电话给我，要求我去做节目主持人。到1997年，在CNBC总裁比尔·波尔斯特和布鲁诺·科亨先生的推动下，电视专栏节目“硬球”诞生了。一年之后，承蒙NBC新闻总裁安迪·莱克和戴维·柯尔沃——他现在已经是NBC新闻的高级总裁，节目延长到一小时。像约翰逊一样，我懂得了个人关系对事业腾飞的力量。今天，我们就在国会山附近从前道奇饭店的位置，制作我们的“硬球”节目。
第二部分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
有人来找你帮忙，虽然事情在你看来未免太异想天开了，但要记住，对于对方来说，那件事情却非常重要，否则他就不会来找你了。
蒂普·奥尼尔
当1989年11月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我幸运地正好在场。我早就预料到了会发生这一重大事件，所以提前一周到了那里，以便接下来采访东柏林人。 “什么是自由？” 我问一位守卫在布兰登堡门下的青年。“就是和你说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两周以前是不能这样的。”
一位38岁的物理学家给我谈到了东德的货币问题，那是令东德人怒火中烧的一个更寻常、普通的原因。“你提前一周就预定了航班，”他对我说，“但是这时突然冒出一个西德游客，他本来并没有费心做什么乘机安排，只是在最后关头才带着他的德国马克到了机场，但是你的位置却被他抢走了。”他告诉我，即使一位东德人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会接受他手中货币的国家，在那里也只会受到更为变本加厉的羞辱。“比如在布达佩斯，你去旅馆，别人会告诉你客满了；如果这时又来了一对西德夫妻，可以用德国马克付费，你就能听到服务员马上改口说还有空房间。”
在他们自己国家的大街上，东德人同样也要忍受这种歧视与羞辱。例如，他们一连要走好几家国有旅馆，因为那些旅馆不接受“本地”货币，要订房间，或者是哪怕要一杯饮料，也要求用美元或者德国马克付帐。
正是生活中这种日复一日的折磨和人格伤害，最终摧毁了东欧的社会政治体系。在柏林墙边上，我吃惊地目睹着东德人排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就像黑白片里的主人公一下子进入了彩色片一样来到围墙这边，等待着负责接待他们的人从一排排后盖敞开的大卡车上，取下食物和其他物品免费发放给他们。“40年的斯大林主义就换来了这些，”给我开车的西德司机说道，“排队等着发饼干。” 昔日森严的铁幕之所以最终被撕开，不是因为马列主义的社会理想受到了声势浩大、突如其来的革命冲击，而是因为当地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对东德的官僚体制的轻蔑，那是一种美化抽象的民众、却对一个个有些有肉的人无动于衷、肆意羞辱的体制。
与此截然不同，民治政体的一大优点就是，政治家只有出色照看好人们的油盐酱醋等日常需要，才能得到他们渴望的回报。
蒂普·奥尼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即使他的对手也会承认，蒂普·奥尼尔对于他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爱尔兰同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需求，他很少会充耳不闻、漠不关心，所以，那些人热情地支持他呆在那个位置上。他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历次选举中屡战屡胜，最后登上了整个国家竞争最激烈的位置之一，凭借的是某种扎扎实实、不可缺少的东西。那是所有伟大的政治人物都非常珍惜和赞赏的一种宝贵智慧：如果要了解并影响你的同伴，你就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宏大而抽象的问题上，而应该密切注意和他们个人关系最大的那些事情。
奥尼尔用自己特别喜欢的一句话概括这一原则：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如果要理解一个政治家的所作所为，就应该观察他在家乡受到了哪些影响，投票支持他的人来自何方。政治家相互之间较量的时候，也会采取这样一种釜底抽薪的高明方法：如果你想使某个人元气大伤，那就在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地方——他的后院——打击他。
查尔斯·考尔森是尼克松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政治盟友，他也是这条法则的一位深信不疑的信徒。这个人在政治上以对尼克松狂热的忠诚而著称，他曾说过：“只要能帮助尼克松，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从我奶奶身上踩过去。”这个人同时也对如何打动他人、让别人行动起来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如果你抓住了他们的睾丸，”他曾说，“他们的心灵和大脑就会跟过来。”
考尔森所使用的措词和情绪渲染也许不登大雅之堂，但其中的逻辑却是无懈可击、颠扑不破的。人们在观察公共问题时总是戴着自身利益的有色眼镜。他们也许会动情地关注埃塞俄比亚的饥荒，但他们的选票更喜欢投给自己的肠胃。就像哈里·杜鲁门总统所说：“邻居丢了工作的时候是经济不景气，我们自己丢了工作的时候就是大萧条了。”有经验的政治家牵挂的是老家的街坊邻居。他的目光盯着他的选民所生活的世界。知识分子喜欢用批发的方式思考问题，研究公共生活的远大图景；而像林登·约翰逊那样老练的政治家却喜欢零售，一次招待一个顾客。
当新泽西州的威廉·休斯1974年第一次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时，为了保持与家乡人民的接触，他发起组织了“城镇会议”。第一次会议在他的家乡萨勒姆县召开，在会上，这位初出茅庐的众议员一开口就讲国会议员的职责：“我是你们在联邦一级的代表，”他说，“我不关心你们的路面是不是平整。我不负责收拾你们的垃圾。”
提问的时间到了，坐在第一排的一位妇女不停地举着手。“喂，有件事我想告诉你，”她说道，“他们应该周四下午来收垃圾，但他们从没有来过，狗都可以钻到垃圾里去了。”
“你知道，夫人，我刚才说过了，我是联邦的立法委员，”休斯告诉她。“我管联邦的预算和全国性问题。这种事情你应该去找你们的镇长，或者你们当地的工程专员。”
这位妇女看着春风得意的新任议员，直视着他的目光，不带任何讽刺意味地说道：“我不想一开始就找那些高层人物。”
如果说一个人进入世俗的政治领域也要经过洗礼仪式的话，此刻发生的一切就相当于这种仪式。政治生活的真正面目犹如一瓢冷水，会泼在每个踌躇满志的年轻政治家身上：不是你去告诉人们应该考虑什么，相反，是他们告诉你应该考虑什么。
人们对“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运用，有时甚至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70年，来自新泽西州另一边的年迈议员爱德华·帕顿遭，遇了一场在外人看来非常严重的预选挑战，他的对手是一位联系广泛的反战人士。当时民间反对越战已经成为愈演愈烈的风潮，一直在毫无希望地抵制着这股潮流的那位年逾古稀的现议员，手里却有一件法宝：他的对手不是“本地”人。
就在预选竞选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帕顿先生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广告，他没有凭空捏造任何东西，只是翻印了一页曼哈顿（美国纽约的一个区——译者注）的电话号码簿，把印着对手姓名及其在该区的住址的地方用圆圈圈了出来。就这样，那位外来的选手还没有来得及打开自己的行李，就已经被逐出了比赛。
事隔10年之后，俄勒冈州的选民也进行了一次同样苛刻、无情的利弊计算，不过这次倒霉的是一位久经沙场的现任国会议员。艾尔·乌尔曼是众议院权势显赫的筹款委员会的主席，本来他是有可能终生保住那个职位的。他在华盛顿的政治鼓动家和分肥者中已经取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巨大的影响力。不幸的是，他没有在自己的家乡大西北镇停留足够的时间。他的共和党对手抓住两点发起了攻击：首先，他的家已经不再在这个地区：其次，他去年一年只到过这个地区六次。乌尔曼反驳说他去年回去过“10”次。然而，在一个可以乘坐喷气式飞机旅行的时代，大多数议员每隔一周就要回自己的选区一次，所以，乌尔曼的辩解实在是再糟糕不过了。
说到这里，你也许立即就会想起，美国现代政治舞台上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也是因为这种情况而遭到了选民无情的抛弃，例如，阿肯色州的威廉·富布赖特，爱达荷州的弗兰克·邱奇，田纳西州的阿尔伯特·戈尔——他是未来的戈尔副总统的父亲。一旦选民们感觉到，他们那些年轻的希望之星在华盛顿并不仅仅是在为自己的家乡谋福利，还干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例如染上了严重的波托马克热病（波托马克是流经华盛顿的一条河流），对乔治敦的沙龙要远比对自己家乡的议事厅熟悉，他们就会毫不忧虑地做出自己的选择。
高明的职业政治家决不会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仅仅做到多回几次家乡，那其实还是很不够的。重要的是，你首先要让人们感觉到你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佛罗里达州的劳顿·柴尔斯曾长期担任联邦参议员，他就拒绝为自己做一套当时在华盛顿非常时髦的做工精细的深蓝色套装。“如果我那样打扮，”他向自己的一位秘书解释道，“就没有人会去机场接我、向我问好了。”这就是为什么劳顿·柴尔斯身上总是穿着出自乡村裁缝之手的服装的原因。这个靠走遍佛罗里达全境而当选参议员的人，希望自己的外表继续与当初乡亲们选出的那个人一样。
这位参议员不一定听说过马基雅弗利在1513年最早提出的一条基本政治原则，但他身体力行的却正是那条原则。马基雅弗利在他著名的《君主论》一书中，提醒未来的政治家要呆在和他们统治的人民很近的地方。如果政治家自己就在场，“他就能够在骚乱刚刚萌芽的时候便觉察到，从而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马基雅弗利早在500年前就这样写道，“但如果他是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么对于骚乱他只能听到一些传闻；等事情真的进入他视野的时候，往往已经无药可救了。”
1981年，路易斯安娜州的众议员约翰·布劳克斯演出了特别赤裸裸的一幕，来展示“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法则的力量。他向一位记者坦白说，他之所以支持里根政府提出的关系重大的税收和预算政策，是因为里根政府承诺提高蔗糖价格，而蔗糖是路易斯安娜州的一项主要出产。记者于是追问，这是否意味着他的那一票可以用金钱收买，他机敏地回答道：“不能，但它可以出租。”这句名言，这种观念，传到他的家乡路易斯安娜后大受赞赏。现在，众议员布劳克斯已经成为参议员布劳克斯了（美国参议院的权力要比众议院大，参议员的人数也要比众议员少得多）。
在我周旋于各种各样的政界人士中、往来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街两头的那些年月，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人比“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名言的发明者——蒂普·奥尼尔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的了。奥尼尔和“伟大的沟通者”罗纳德·里根不同，后者通过电视尽情喷发自己的力量，而他的品牌是一种面对面的政治，一次只有一个对象。
当然，敌人一次也只有一个。
1982年，马萨诸塞州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一位年轻律师、颇有政治明星气质的名叫弗兰克·麦克纳马拉的人，决心向正在谋求连任的众议长蒂普·奥尼尔发起挑战。他从俄克拉荷马和德克萨斯两个州的石油利益集团那里筹集了100万美元经费来参加竞选，因为石油利益集团对奥尼尔这个长期支持价格管制的老牌自由派人士很不满。这是一个糟糕的错误。在一个人们饱受严寒和高昂的燃料费用之苦的古老工业区，只要提到“达拉斯”（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美国的石油中心之一）这个名字，就足以让当地的人们愤愤不平、怒火中烧
挑战者麦克纳马拉为了吸引媒体的注意，在美利坚合众国国会山的台阶上宣布了他的参选决定。就在媒体进行现场报道的时候，有几个戴着加仑帽的年轻人向人群散放了一批重要的文字材料。材料的封面上写着一句醒目的话：“你也许不认识麦克纳马拉，但在达拉斯有人认识他！”。材料里面是一些新闻剪报，都和麦克纳马拉在德克萨斯州的那些大名鼎鼎的捐款人有关。第二天早晨，《波士顿环球报》登载了麦克纳马拉的一个简短声明，但是，那个声明太简单了，根本无法抹去那些煽情的加仑帽和这位年轻候选人的石油利益背景给人留下的毁灭性印象。
“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条规则也适用于伊利诺州的皮奥里亚县，就像它适用于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一样。前面的事件过去几个月后，第88届国会的选举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关头，这时蒂普·奥尼尔向众议院提出了一项拨款10亿美元扩大就业的议案。共和党对此冷嘲热讽，说那不过是选举年的做秀而已。而对这位民主党第一人物批评最严厉的，则是众议院共和党领袖、伊利诺州的罗伯特·米歇尔。
开始的时候，奥尼尔本来想避免和他的朋友米歇尔进行面对面的交锋。当米歇尔进而猛烈抨击这项提案是民主党大手花钱兴建无价值的政府工程的最恶劣表现时，奥尼尔的助手们迅速地搜集了一些数据。我们借助于设在当地的一个办公室的热情帮助，在这位共和党领袖的后院皮奥里亚县挖掘到了很多非常有用的资讯。
当奥尼尔再次走上众议院讲坛的时候，他一一宣读了皮奥里亚县所有低于伊利诺州安全标准的桥梁名字及其所处的街道位置，而那些桥梁根据奥尼尔提出的扩大就业议案都在维修的范围之内，但是，不幸的是，那项议案却被共和党人抨击为“无端生事”，是又一项可恶的新政式的无用立法。
当议长宣读的那一连串冗长而枯燥的危险地区名字被录成音后，他的话通过有线电视直接传送到了那位共和党领袖的选区。就在几分钟前，米歇尔还一直以共和党全国代言人这样一个高大而忠诚的形象出现，但转眼之间，他就开始为自己的形象在老家可能会受到损害而不安了。他脸涨得通红，站在会议厅的后面，焦躁、匆忙地向他的新闻秘书布署着什么。毕竟，为一个全国性政党卖力比赛是一回事，而使自己当晚就要在家乡皮奥里亚遭到一场严厉的政治攻击，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就这样，奥尼尔通过在对手的家乡展开攻击，把一场关于国家经济政策的“批发”性质的辩论，转变成了地方性的、纯粹“零售”意义上的辩论。
奥尼尔声名卓著的前任，矮小、秃顶的萨姆·雷伯恩也擅长此道。雷伯恩绝对不是那种会令女戏迷倾倒的男明星，人们也不会把他的话作为格言警句刻在大坝上或者中学的教室里。但他有一种朴实无华的能力，可以反反复复与一个接一个的议员打交道，就是凭借这种能力，他竟把平时乱糟糟的议会整合成一支纪律严明、手拿法律和政策的军队，这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他还可以几乎毫不费力地从对方的根据地发起攻击。“雷伯恩一个电话，陆军工程兵集团就会去干活，”奥尼尔回忆道，“雷伯恩回过头来会解决有关拨款的细节问题。”
据说，这个传奇般的德克萨斯人还可以向那些不怎么好说话的联邦机构挥舞指挥棒。雷伯恩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让国内税务署的审计员像工程兵集团一样义无返顾地去干活。那些精神紧张的众议员们不敢肯定雷伯恩是否真正行使过这样的权力，不过，他们却生活在这种敬畏之中。
丹·罗斯滕科斯基长期担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他也是对政治利己主义的力量深信不疑的政治家。为了能够顺利地得到通过，他提出的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采用了一种两步式的立法程序。首先是议员们对法案的正文进行投票；然后是对法案后面的“过渡条款”投票。所谓过渡条款，就是规定各种具体的税收变化应该在何时生效的一些条款，它们对一些特殊产业和地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现实中，每个议员当然都希望确保自己选区的产业尽可能得到最多的照顾。所以，这些“过渡条款”使罗斯腾科斯基手中掌握着许多张王牌。比如，一家公司如果不是在10月份而是到明年一月份才缴纳新税种，它就可以节省几百万美元；同样，如果某一税种将被取消，当然取消得越早越好。那些支持罗斯腾科斯基的税收改革立场的议员，显然是希望将来在就这些问题举行听证会时会得到他更热情的待遇，而那些不支持他的议员则别想会有这样的好事。罗斯腾科斯基清楚这一点，其他议员也心知肚明。那些本来打算反对这位主席的改革措施的企业游说人员，同样也知道这一点。
外行的政治家常常会犯的错误，就是对所有的人不加区别、一视同仁。而出色的政治玩家是不会犯这样迂腐的错误的。他们的眼睛总是会盯着那些真正能够促使问题解决的压力点。
1940年，一场普鲁米修斯式的意志考验在两位美国巨人之间发生了，而且两个人各有自己的一套行动计划。一方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在战胜了小儿麻痹症之后成为20世纪最有影响、也最有活力的一位总统。他已经连任了两届总统，但还想打破先例第三次当选。在对他这种努力持批评态度的人中，有他派驻英国的大使约瑟夫·P·肯尼迪，一位未来美国总统的父亲，肯尼迪政治王朝的开创者。冲突达到高潮的一幕就出现在11月大选之前。肯尼迪不顾一切地站出来公开表明了自己反对罗斯福连任的立场。他猛烈抨击罗斯福与英国合作以及显然想让美国卷入对德战争的政策。肯尼迪这位爱尔兰裔的美国人，对英国没有任何好感，他认为罗斯福不只是在使美国卷入一场严重的全球冲突，而且是让美国站在了肯定会战败的一方。
“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强调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不同，扩大他们已经存在的沟壑，是不会带来任何好处的，”肯尼迪说，“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毕竟我们大家都必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阿道夫·希特勒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三周之后，肯尼迪在伦敦发表了这番代表美国孤立主义立场的“绥靖”言论。
罗斯福意识到机会来了。如果他能够说服肯尼迪这样的反对派，那么，在安抚整个美国和日益高涨的恐战情绪方面，他就等于往前迈进了一大步。
即使对于伟大的罗斯福来说，要想降服这位爱尔兰巨人也要费一番功夫。10月16日，肯尼迪致信罗斯福要求解除自己的职务。但在一周之内，罗斯福就完全控制住了事态。在1940年大选投票前9天，罗斯福邀请肯尼迪到白宫共进周日晚餐。到星期二那天，肯尼迪发表了全国广播讲话，给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送上了在很多人看来是整个选战中最有效的一篇助选辞：“星期天，我从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回到我们可爱的祖国安宁和平的海岸，我内心的信心又被唤醒了，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必须而且也会置身于战争之外。”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立刻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宣布：“共和党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粗暴地指责罗斯福总统正准备把我们的青年送到伦敦去，肯尼迪大使简短而诚实的声明粉碎了这种无稽之谈。”
在这件事情中，有一点再清楚不过了。约瑟夫·肯尼迪在美国应该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这样的大问题上，他内心的信念并没有发生使徒保罗式的大转变（保罗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曾是犹太教徒，狂热地反对基督教，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得见耶稣显灵而皈依了基督，从此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传播基督福音的事业）。他对英国仍然不抱什么好感，对反纳粹事业也没有多少兴趣，对已决定把美国带入战争的总统并不爱戴。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
罗斯福知道，这位大使在自己的长子小约瑟夫身上寄予了最高的政治野心。年轻的小约瑟夫几个月前作为代表参加了民主党全国大会，他没有追随罗斯福、而是追随了罗斯福最有力的挑战者詹姆斯·A·法莱。他的前途于是就成了政治交易的筹码。16年后，老肯尼迪面带得意的微笑，向他的共和党朋友克莱尔·布兹·卢斯透露了这个秘密：“我不过是和罗斯福做了一笔交易。我们同意，如果我支持他1940年的总统竞选，他就支持我的儿子约瑟夫1942年竞选马萨诸塞州州长。”
罗斯福的儿子詹姆斯·罗斯福用政治游戏的术语谈到过罗斯福和肯尼迪的这次高峰会晤。据他透露，当时他父亲向肯尼迪摊牌，他很乐意为肯尼迪家族年轻一代在政治上的发展提供帮助，但如果肯尼迪大使放弃支持本党候选人的原则，就会使这些年轻人的事业在还没有起步的时候便受到损害。罗斯福确实是一个伟大的推销员，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卖点。没有想到，后来的结果是，老肯尼迪当然永远也没有机会去讨还债务。他的长子小约瑟夫参加了美国空军，在欧洲上空一次英勇的轰炸行动中牺牲了。
30年之后，肯尼迪家族的另一位成员又被别人上了一次内容近似的推销课。当时，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M·肯尼迪身为参议院多数党的议会督导员，是参议院民主党的二号人物。1970年12月，他准备竞选连任这个位置，但这时一位意想不到的竞争者——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C·拜尔德出现了。
特别出人意外的是，问题的关键不是两年前的一起车祸，当时在那次车祸中，一辆轿车内的一名女子身亡，而驾驶那辆车子的是肯尼迪。竞争的焦点集中在参议院的内部问题上。亚瑟王的继承人不幸遇到了一位超一流的政治零售商。
在西弗吉尼亚老家，罗伯特·拜尔德会在乡村集市上认真地拉他的小提琴。在华盛顿，他以事事上心而闻名。只要其他参议员觉得需要办的事，就是鸡毛蒜皮在拜尔德眼里也不是小事。他过去的一位同事说得好：“如果你拿出铅笔，他也会过来帮你削。”
督导员在参议院的工作有点像工厂门市的销售员，他需要照看每个议员关心的问题和利益，而那一切永远都在不停地变化之中。如果他们的家乡出了重要事情而需要改变日程安排，这时督导员就要去想办法看能否作些调整。如果有位参议员关心某条通过他家乡的高速公路的拨款问题，督导员就要告诉他什么时候会讨论那个议题，从而保证他可以在场。
肯尼迪的优势和对这一职务的看法，与拜尔德大相径庭。身为政界名流，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认为督导员是管大事的。对于他来说，那是一个让他站在上面对当今的重大问题发表看法的临时讲台，供约瑟夫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施展他拿手的“批发政治”的又一个论坛。
拜尔德的魅力就在于他更像一位和善可亲的街坊邻居。当时他担任民主党会议的书记，是参议院 第三号人物。每次肯尼迪离开华盛顿到全国发表演说，拜尔德总是让肯尼迪相信，不用担心工作上会有什么问题。肯尼迪可以放心地把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交给他来做，那些事太无足轻重了，不需要一位大人物来操心。
面对是要一位全党的发言人还是要一个商店的售货员，那些参议员选择了后者。让国人感到震惊的是，他们把拜尔德推到了全国最有名望的家族的继承人之前。非常明显，多数民主党参议员更喜欢有人帮他们削铅笔。
一位现代美国政治舞台上最声名狼藉的政客，也采用过类似的策略来获得他梦寐以求的宝藏。
很少有人意识到，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能那么长时间将美国置于他的魔咒之下，主要是由于他对新闻业的精通。他知道记者什么时候必须给通讯社发稿，他知道他们的工作承受着哪些压力，而他对这些知识的利用也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
50年代初，也就是麦卡锡如日中天的时候，有关国会的消息多数都是通过联合通讯社、合众社以及国际新闻社的电文向外传播的。这位威斯康星的参议员迷上了电报，他知道那些记者每隔几个小时就需要发出一条新的“头条”新闻来报道事情的进展，只有这样，他们的电台才能每个小时都有节目播出，他们的报纸才能出最新的一期。
这位参议员一心想使自己的“反共斗争”始终兴旺红火，于是，他使出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伎俩。据当时曾在场的《波士顿环球报》记者罗伯特·黑利回忆，麦卡锡每天下午都会去看那些电报的自动收报机，如果当天的报道符合他的路子，他就不做什么；如果不符合，他就会走到某个正在发报的家伙跟前，扔给他一条全新的消息，从而掀起新的高潮。
“机枪手乔”（约瑟夫·麦卡锡的绰号，乔是约瑟夫的爱称），用一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发动了一场并不存在的战争。他知道那些记者都是带着工作任务的人，他要做的就是投其所好，使他们的工作变得尽可能简单。他从来不让事情的全貌或真相捆住自己的手脚，而是断章取义，从而使事情变得面目皆非。
麦卡锡知道，有两件东西能够让记者们着迷：时间和文件。他常常说“我手里有一份名单……”，这不啻于把一块肥肉扔到了记者面前。幸运的是，人们逐渐注意到，麦卡锡提供给媒体的全部消息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实际的、仍然在世的共产党人的名字。如果事情本身不正当，那么设计得再完美的策略，它愚弄我们充其量也只能到此为止。
我在这里当然不是教大家如何去做一个歪曲事实的疯子，而是说我们要怎样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些我们打算影响的人们的个人抱负上，从而成就我们的事业。无论你想达到什么目标，你都需要知道你打算去影响的那些人关心什么事情。
在麦卡锡的同时代人中，有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也运用了“一切政治都是乡土的”这一法则，但他采取的策略同样冷酷无情。
1950年，37岁的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正在竞选代表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他与女演员海伦·G·道格拉斯的竞选，在人们的记忆中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次选举。但同时那次竞选也展示了一种不仅有效、而且完全无可厚非的技巧。
尼克松当时遇到了一个头疼的问题。虽然加州共和党州长厄尔·沃伦与他同属一个党派，但却拒绝支持他的竞选。这样做是出于自我利益的权衡。沃伦这位后来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那时正陶醉在一种想法里——在加州人民面前扮演一个超越于党派之争的人。他是一个自命不凡、踌躇满志的人，他不仅认为自己也是竞争全国性职务的一个很有潜力的选手，还认为自己在社会出身上要比野心勃勃的尼克松更加优越。结果，无论尼克松诉诸于党派的忠诚还是政治理念上的相似，都丝毫无法打动这位挑战者。身为众议员的尼克松也找不到一个公共问题把沃伦拉到他这一边。
尼克松还面临着另一道障碍。他的对手道格拉斯夫人为了怂恿沃伦保持中立立场，对沃伦投桃报李，也不支持民主党的州长候选人詹姆斯·罗斯福。
尼克松和他的手下终于找到了一个突破口。为了赢得沃伦心照不宣的支持，他们不再诉诸党派忠诚和意识形态，而是诉诸他心中更念念不忘的一件事：这位出身高贵的沃伦伯爵本人。
他们所采用的手法是一种闹剧，但却收到了效果。每次道格拉斯夫人举行新闻发布会，尼克松这边都会派出一个助手到场，向道格拉斯夫人提问她是否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子詹姆斯·罗斯福。最后，就在选举前的那个星期五，道格拉斯夫人终于落入了陷阱。她表态支持小罗斯福：“我希望、我也祷告他会成为下任州长，只要民主党人都将票投给本党的候选人，他会成功的。”
计谋终于得逞了，尼克松欢呼雀跃。他们立刻把消息透露给一位就要采访沃伦州长的记者。当那位记者问沃伦如何看待道格拉斯夫人支持罗斯福的问题时，沃伦一开始拒绝评论。过了24小时后，他意识到他已无法绕开尼克松为他设下的狡猾陷阱：“对这种情况我无意扭扭捏捏。媒体报道说道格拉斯夫人希望并祷告罗斯福先生成为下一任州长，这一消息并没有改变我的立场。不过，鉴于道格拉斯夫人的声明，我想请她设想一下，下周四联邦参议员选举时我会怎样投票。”
至此，那些一直紧盯着他的人开始欢呼胜利了。“加利福尼亚每个读到沃伦伯爵这一声明的选民都会知道，沃伦在选举日会把他的选票投给尼克松。” 尼克松的竞选负责人莫雷·乔迪内尔兴高采烈地宣布
尼克松大概永远也无法赢得沃伦的友谊，但却得到了他的帮助。在整个事件中，未来的沃伦法官表现了一种高贵的克制态度，权衡得失之后伸手帮助了他并不喜欢的候选人。尼克松的拇指放到了沃伦的天平上，沃伦没有办法把它拿走。
现在，让我来总结一下：你是在哪个领域竞争，这一点并不重要；要想赢得各种盟友的支持，关键在于倾心关注他们的敏感点。例如，一个大学生要注意的是那个最主要的听众：教授。只要给予足够的留心，学生就能够搞清楚老师的想法和他特别关心的问题；你的课堂笔记不仅是那门课程的最佳指南，也是了解授课者本人的最佳指南。
在校园之外也同样如此。无论你在宗教和哲学上有什么偏好，你都千万不要做一个唯我主义者，也就是那种以为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存在的家伙。如果你专注于自我，你一定会失败。高明的政治家从来不让他的目光离开别人的自我。
1994年，希拉里·克林顿为医疗保险计划大造声势之时，恰恰忘记了这一点。那对于她本人和这个国家，都是一种不幸。她的眼睛没有没有看到几千万劳工和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大多数都已经得到了保险，本来是可以成为她最坚定的支持者的。
美国的选民们对如何才符合自身的利益，向来是明察秋毫、也毫不退让的。在这一点上，希拉里却做了错误的判断。
1991年11月，宾夕法尼亚州举行了一次特别选举，因为国会参议员约翰·海因兹不久前在一次空难中丧生，他留下的职位空缺需要补选。前任州长、共和党人理查德·索恩伯是最热门的人选，被认为必胜无疑。他的对手则是一位温和的、始终低姿态的退伍军人，叫哈里斯·沃福德，。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后沃福德却成了胜利者。索恩伯在民意调查中领先他整整40个点之多，但沃福德借助一个电视广告就战胜了索恩伯。“如果说犯罪分子有获得律师的权利，”在电视上，这位民主党人对观众说，“那么，工人家庭也有获得医生的权利。”
这句简单的话传进了千家万户。当时整个国家都处于经济衰退之中，眼前终于有一位竞选显赫职位的人和他们谈论餐桌上的经济学了。那些人到中年、担心丢掉工作和尊严的丈夫，以及那些担心全家会失去医疗保险的主妇，都是他的听众。
三年以后，希拉里·克林顿也想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她以为沃福德这匹黑马的胜利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草根民众有一种强烈的要求，那就是他们希望政府创立一套“包括所有人在内”的医疗保险体系。然而，对于她和这个国家都不幸的是，在这点上她却看错了。她许诺的“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体系，让人感觉到不是向那些已经拥有医疗保险的家庭提供安全保证，而主要是针对正在那些享受福利救济的人口。所以，她不仅没有能够像沃福德那样减轻中产阶级的担忧和怨恨，反而加深了这种情绪。她的作法无非是要选民们把好不容易从谈判桌上争取到的医疗保险计划扔进公共水池，让每个人都能分一杯羹。如果说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还是对努力工作的酬劳的话，那么，克林顿的计划却是要把勤劳工作的人和懒汉同等对待了。
结果，这套方案没有推销出去。人们认为他们来之不易的好处和权利将会被取走，用来满足所有人的医疗费用需求。希拉里的计划不是要为“辛勤劳动的家庭”提供医疗保险，而是要为那些不工作的人提供一种所谓“包括所有人在内”的体系，而费用却要由那些工作的人来承担。对于这样的方案，人民会满怀情绪、毫不犹豫地加以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