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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索取要比给予更好
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本杰明·富兰克林
1992年，德克萨斯州的亿万富翁罗斯·佩罗向全国宣布，只要能满足一个条件，他就愿意出来竞选总统，那就是：如果平民百姓们想打破两党体制，向官僚作风开刀，并争取把他的名字列在合众国50个州的选票上。
佩罗这一招真是大师手笔。当他说如果没有普通百姓的支持他就不参加竞选时，他实际上是在使自己成为一支由拥戴者组成的军队的代言人。他把那些以前从来没有得到邀请扮演政治角色的人招募到自己手下，掀起了一场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抗衡的政治运动。
大胆地依靠整个美国城市、郊区和乡村的普通民众，这就是罗斯·佩罗卓越的政治天才的表现。在每一个商场，都有佩罗踊跃的志愿人员摆着的一张便桌，“我们支持佩罗，” 他们会告诉所有往来的人们。“我自始至终都支持佩罗，”每个信徒都重复着这句话，仿佛是他们自己发起了这场竞选。
佩罗正在利用的是人类的一种天性，早在四个世纪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政治家马基雅弗利就已发现了那一天性。你在一个人身上付出越多，你对他就会变得越忠诚。赢得一个支持者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为你做点什么。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话说就是：“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那就请他帮你一个忙。”
佩罗的策略成功了。他不仅使自己的名字印在了选票上，而且还赢得了百分之十九的选举人票。在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方法。一个以拥有不可思议的财富和独立的开拓精神而知名的人，却是通过向人们求助而展开他竞选总统的运动的。
佩罗并不是奉行这套马基雅弗利战法的第一位当代政治家。
1974年，我曾短暂地告别华盛顿的政治圈，向费城的民主党组织发起挑战。我与一位力量雄厚、志在必得的现任议员竞选国会众议员。几百个学生志愿者为我摇旗呐喊，他们看到有可能选出一位和他们年龄相差不远的独立候选人进入国会而兴奋不已。当时我只有20多岁，我在人们身上唤起的热情要远远高出我的竞选实力，所以，在民主党内预选中我很快就被远远甩在了后面。
不过，我还是得到了一个小小的安慰。预选过去几天后，我就收到了一封信表达对我的殷切希望：“继续积极地参与民主党的政治活动”。但信中最重要的不是这句慰问，而是与慰问一同而来的请求：“如果你能为我们在宾夕法尼亚或者其他州的努力提供任何有益的信息或建议，我将非常感激。你随时可以和我本人或者和汉密尔顿·乔丹联系。吉米·卡特。”
这是发生在总统大选之前两年的事。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当时是民主党竞选委员会主席。那封信来得适逢其时，给我留下了久久难以磨灭的印象。
人们今天仍然感到困惑不解：吉米·卡特是怎么当上美国总统的？这个没有任何背景的人，靠什么手段才把两个重要的因素聚集到了一起，也就是把赢得预选所需要的基层草民组织，与佛罗里达、爱荷华、新罕布什尔、宾夕法尼亚以及其他各州党的高层会议结合起来？
事实是，吉米·卡特在那段时间就像一根江湖老油条。他看到，选民们在经历了越战和水门事件之后正渴望发生一些变化。这是当时的大背景，但他没有满足于此。他还深入到广大的乡间中去，让自己置身于更微观的图景、也就是选民们每天在其中生活的那个世界中。而这个时候，他的那些在城市活动的竞选对手，却在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在纽约和华盛顿那些民主党已经逐渐失宠的选区捞回民心。
在前面两章中我们已经看到，要建立个人的势力，或者更准确地说，要扩展个人的能量，需要从最初的两个步骤开始：第一步，密切关注什么东西能动员他人；第二步，为了赢得那些对实现我们的目标至关重要的人的支持，我们要根据这些信息绘制出通往他们的“心灵和脑海”的路线图。
其中的第二步，也就是学会如何把这些人动员起来参与到我们的事业中去。用政治术语来表达，就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发起一场运动。
要发起一场运动，不论是什么运动，你首先需要一个组织。吉米·卡特在1974到1976年间创立的一个全国性组织，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杰作。
作为一只“跛脚鸭”，一个只当了一任州长的、来自南方腹地的家伙（卡特已在竞选连任州长中失败，所以被称为“跛脚鸭”），卡特是在政界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他不能指望那个通常由全国性的利益集团、华盛顿的关系网和一些意识形态人才组成的民主党网络。卡特必须创立自己的组织。
卡特的策略很简单：发起一场“局外人”的运动，招募一些“局外人”为他的竞选出力。吉米·卡特1974年写给我的那封信，我一直保存到今天，而且我并不是惟一一位保留着他的信的人。所有在那一年的初选中失败的民主党人都收到了一封个人信函，发信人就是那位当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
真是高明的政治策略。卡特意识到，他最好从那些已经在政治上失势的人群中寻找支持者。杰里·拉夫肖恩是卡特的媒体顾问，他还记得，当时他劝卡特支持一位很有人缘的国会候选人，他认为这个人很有希望赢得胜利。然而，卡特看得更远，他说：“他赢不了，这里是共和党的地盘。但他输了对我们更好，那样他就会为我们工作，而且会把他的组织一起带过来。”
乔迪·鲍威尔从一开始就跟随着卡特，他还记得自己的老板所做的直截了当的解释：“失败的一方总要再找些事情干干，而如果你当选了，你就是一个国会议员了，马上要动身去华盛顿了。”鲍威尔亲眼目睹了卡特用这种策略铺平了通往宾夕法尼亚大街的道路，“重要的不只是候选人，还有那些为他们工作的人。我们建立的是一只游击队，他们都有政治经验，而且多数都参加过国会竞选活动。”
卡特在1974年的选举中始终遵循了这一策略。在选举之夜，当党的全国主席罗伯特·施特劳斯召集民主党的获胜者们庆祝胜利时，这位佐治亚州州长却在给每一个失败者打电话。他们中很多人只是暂时受挫，无处可去，其中包括佛罗里达州的理查德·帕蒂格鲁、俄亥俄州的约翰·吉利根、纽约的米奇·考斯坦查，等等，他们都参加了那支“花生”（花生的英文peanut，也有矮个子、小人物之含义）部队，和许多名气不如他们的人一起为卡特在预选中一路过关斩将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这些在国会争夺战中已经失手、本来有可能被人遗忘的候选人，现在成了卡特在各地的协调人，他的政治啦啦队的小队长。
罗伯特·基夫当时是华盛顿州国会参议员亨利·M·杰克逊的资深政治顾问，他很快就发现了卡特的战术是建立一个由政治“局外人”组成的全国性网络，看出了这一网络有攻破现行政党体制的远大潜力，他形象地将之称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特洛伊花生。”这颗花生就像它的前辈，也就是那匹古代的木马，制造它是因为它的设计人没有办法直接拿下城堡，于是就只有用计谋铺平攻破城门的道路。
那些在1974年中期选举中春风得意跑在最前面的人，他们是用不着一位来自南方农村的跛脚鸭州长来为他们的选举造势的。他们有更辉煌的同盟者，有名声显赫的大人物，例如爱德华·M·肯尼迪、休伯特·H·汉弗莱，等等，来帮助他们建立民众联系以及设计出能拉到赞助的竞选纲领——当然，作为交换，他们会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支持那些大人物。“只有那些已经败下阵来的人，”乔迪·鲍威尔说，“才需要卡特。”同样，卡特也需要他们。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竞选活动的耗资越来越巨大，需要面对的电视观众人数越来越多，竞选人员乘坐的飞机也越来越豪华，然而，卡特却奏响了一曲与众不同的新旋律：他让成千上万的选民感到，他们在为他的成功而进行投入。随着他在各州之间巡回穿梭，在一个又一个支持者家里歇脚，他在自己和支持者之间编织了一根牢固的忠诚纽带。他每去一个城市，都不是作为观光者，而是到人家里做客。正如已故的肯尼迪总统的助手泰德·索伦森所说：“你怎么可能投票反对一个在你家沙发上睡觉的人呢？”
许多人以为，要赢得他人的忠诚，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人恩惠，但事实正好相反，最好的办法是让别人给你恩惠。在这一点上，我们又要归功于16世纪意大利的马基雅弗利，正是他发现了人性中某些基本的方面。他注意到，当一座城市被围困了许多个月的时候，当人们在城墙之内经历着巨大的艰辛与困苦的时候，当他们为了保卫国王而经历着恐惧与饥饿的煎熬的时候，对国王的忠诚不是减少、反而进一步加深了。从此以后，他们甚至会感到自己与国王的纽带更加紧密了，“因为为了保卫他他们已经牺牲了自己的房屋和地产，他们现在就仰望着他认为对他负有某种义务。人的天性就是，无论是要求他人承担义务，还是自己履行义务，他都感到同样的快乐。”用马基雅弗利的另一句睿智的格言说就是：“施恩正和受恩一样都使人们产生义务感，这是人之天性。”
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托马斯·S·弗莱也有过这样的亲身经历。一次他乘坐的小飞机在华盛顿州东部一个乡村失事，当地一个人救了他。虽然那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弗莱的大名，但从此以后却为弗莱的竞选出钱出力，任劳任怨。在其他一些没有这样危险的场景下，也会产生出同样的纽带。那些伸手帮助过你一次的人往往会养成习惯，在你未来的道路上一直关注你、照看你。我们总是会自然而然地记住那些我们在路边“发现”的人，并努力提供条件让他们证明我们当初是多么有远见。
当你开口向某个人请求帮助的时候，你隐含的意思就是让别人在你身上下赌注。你争取到越多的人下赌注，你输掉的机率就越小——因而你的基本支持者网络就会进一步扩大。然而，很多人都克制自己不愿启齿请人帮忙，因为他们觉得那样做等于承认自己的弱小，他们认为坚持依靠自我才是力量的象征。这种“一切自己干”的心态，有可能是十分致命的。对于一个参与竞争的人来说，那样的心态会限制并孤立他，导致他没有同盟者。
一个人在被追求的时候总是会产生快感，高明的政治家都知道这个小秘密。他们懂得，当你向一个人提出请求时，并不等于你只是在要求他付出，你也把他想要的东西给了他：让他有了一个参与其中的机会。所以，那些四处争取资金和拉选票的候选人，其实是在向别人提供一个参与政治行动的机会，让他们成为他的成功的一部分。他做的事情就相当于让人们购买他的股票，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在创建一个股东网络。
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所拥有的资本，就在于他有能力接近一个完全陌生的人，不仅要求他投自己一票，还要求他为自己付出他的时间、精力和财富。在鸡尾酒会上他会毫不犹豫地走到一位富有的女人身边，与她搭话要求她提供五千美金，或者请别的人把一切事情都搁下，去为他的前程奔忙，他会说：“我需要你来做志愿人员，帮我干6个月。”他心里完全清楚，这意味着那些应召者需要争分夺秒地工作，而给予他们的报酬却很少或者干脆没有，而且即使他们的候选人取得了胜利，也不能保证会给他们一份工作。所有的职业政治家都把这一套发挥得淋漓尽致，而最粗俗的褒奖之词出自一位了不起的加利福尼亚议员、人称“老爹”的杰斯·昂鲁之口：“如果你不能喝干他们的酒窖，拿走他们的存款，骗走他们的女人，并且第二天一早就投对他们不利的票，做不到这一切，你就不配站到这里。”
约翰·F·肯尼迪尽管有富可敌国的家族背景和令人艳羡的常春藤联合会关系资源（长春藤联合会是由美国东北部的哈佛、哥伦比亚等名牌大学校友组成的一个团体），却依然钻研此道而成为行家里手。他从来不走慈善互助俱乐部的路线——戴着滑稽的礼帽，整天晚上让人拍后背——但他却学会了用一种更个性化的方式竞选。他会走到坎布里奇或者查尔斯顿港，在三层甲板的船上上上下下，挨个敲船舱的门，请那些爱尔兰工人、意大利工人和亚美尼亚工人“支持”他的竞选。
1946年，肯尼迪竞选国会众议员，他的对手是一位深受欢迎的当地市长，所以他不得不建立自己的一套完全独立的政治组织。这奠定了他后来所有竞选活动的模型。他使波士顿两万工人都变成了他那显赫家族的竞选队员。实际上，每一个志愿者都成了“肯尼迪棒球队队长”，他们到处散发有关肯尼迪二战期间在PT-109巡逻艇上英勇作战的纪念品和宣传单。
肯尼迪懂得如何展现和利用他们家族光彩照人的魅力。在坎布里奇，每一位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的母亲都鼓励女儿去做他的志愿人员，以便有机会接近这位英俊、富有、年轻的单身汉。那些紧张激动的年轻姑娘很快就被分配去做一些重要的工作，例如为这位候选人的“家族”撰写私人感谢信。她们的信有些可能就是写给和她们自己一样的人，也就是志愿走上街头为肯尼迪作宣传的其他姑娘。但信是写给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她们所接受的任务里面包含着那个“家族”的信任。那是令人自我陶醉的时刻，正是在一个个那样的时刻中，肯尼迪那个闻名遐尔的组织诞生了。
在随后的几年中，将会有一个个类似的宴会，那些每小时能挣到一大把美金的律师，只要某个时刻接到一个电话，就会抛下自己的家人和事业，去为肯尼迪家族的某个公子的前程奔忙。人们的付出所能换来的惟一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不过是一枚PT-109巡逻艇的纪念别针，但通过这个可以摆在外面的、明显的实物标记，他们就感到与“肯尼迪家族”有了一种内在的、精神上的联系。那些长年累月为肯尼迪竞选提供财政支持的人，只要肯尼迪能亲一下他们的老妈妈，就觉得自己完全得到了回报。“他们总是让你感觉到，你也是个圈内的人，”泰德·索伦森20多年后还动情地回忆说。
50年代末肯尼迪身上那令人倾倒的巨大魅力，其秘密养料就是这种走出家门大胆地向人们索取的精神。一位从来没有跻身过民主党高层、也不是参议院领袖的43岁的参议员，却能从民主党的组织机构争取到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奥秘就在于此。
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在竞选中采用的战法是破天荒的：他把自己在地方上的那套政治零售技术施展到了总统争夺战中。他派他的竞选班子负责人劳伦斯·奥布赖恩专门深入到下面，去请求县里的主席、小城市的市长和各州劳联产联的财务总管支持他竞选美国总统。以前从来没有人向这些人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回想我的那些旅行，令我震惊不已的是，”劳伦斯·奥布赖恩回忆说，“我们几乎把那些地盘都拿下了。在我之前，还没有一个人代表约翰逊、汉弗莱或西敏顿（他们都是民主党内争夺总统提名的候选人），去过那些州下的议事厅和工会礼堂。我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不停地和当地人交朋友，本来满心以为可能会遇到反对的声音，但结果一直没有出现。”
1960年7月13日，肯尼迪赢得了民主党党内的提名。第二天上午10点30分，他宣布他请林登·约翰逊做他的的竞选伙伴。那位德克萨斯人作为党内提名战中的竞争对手曾对肯尼迪进行过激烈的攻击，不仅拿肯尼迪在政治上的可怜阅历做文章，还在他的健康问题上做文章，放风说肯尼迪患了一种不为人知的绝症。但肯尼迪很清楚，为了赢得南方的广大地区，他需要挑选约翰逊做竞选伙伴。今天，政治分析家们还一致认为，如果不是肯尼迪这一不同凡响的决定，尼克松会提前8年成为美国总统。就像肯尼迪军团此前在争取提名的漫长战斗中已经证明的那样，不吝于向人启齿求助是所有权力游戏中的最高境界。尽管林登·约翰逊被肯尼迪的请求震惊了，但正如他后来所说：“一个大人物向一个反对者提出了请求，那其实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他只向下走了两级台阶就做到了，而对方却把南至巴拿马运河的所有行程都用来反对他了。”
人们是不会介意被别人所用的；他们介意的是不被别人重视。蒂普·奥尼尔曾经讲过一个故事，那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失败的竞选经历。1934年，当时他还是波士顿大学四年级学生，就参加了坎布里奇市议会席位的竞选。选举日那天，他凑巧遇到一位女邻居，对方说她打算投他一票，虽然他并没有向她提出这样的要求。奥尼尔听了她的表白很吃惊，他说：“我在你的街对面已经住了18年，冬天在你们家路上铲过雪，夏天为你们剪过草，我觉得已经不必再向你提这样的要求了。”对方的回答让奥尼尔终生难忘：“汤姆（奥尼尔的昵称），有件事情你应该明白：人们喜欢别人求到他。”
所以，你要求别人给与的帮助越多，你拥有的支持者就越多。那些把他们的心血和银行存款都已倾注到你的命运中去的人，是不情愿对你太挑剔而使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的，因为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正如马基雅弗利所说，伟大的事业就像伟大的战争：只要作出了牺牲，就需要进一步作出牺牲。
保罗·科尔宾是长期在罗伯特·肯尼迪身边工作的一位资深政治操盘手，他讲过一个他50年代中期为一位成功的候选人竞选威斯康星州州长募集资金的故事。
在民主党内的初选活动刚刚开始时，科尔宾找到一个非常富有的、已登记为共和党的人，他游说对方说，如果他能提供一笔资助，将对防止左翼势力控制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位共和党人很快就寄来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帮助了科尔宾的候选人在白热化的预选中以微弱优势胜出。
进入大选以后，科尔宾又去找那位赞助人。他说，很明显，威斯康星的共产党人都是一些铁了心的人，他们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他的候选人在11月的大选中失利，下一次民主党就会落到亲共分子手里。他又成功了：巨额的捐赠；接下来是巨大的胜利。
在就职典礼那天，那位赞助人走进了州长官邸。
反应敏捷的的新州长直奔主题：“我想告诉你，我们是多么感激您的帮助。”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客人被请进了装饰一新的办公室。他终于开口了：“办公室很不错，是不是？”
州长心里着急了。这个家伙到底想要什么？公路承包合同？改变城市规划方案？还是要求官职？
又是一阵沉默。
“我不过想让你们知道，”客人大声说，“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资助共和党，并且从来没有来过这个房间里面。”
“如果我们能为你做什么……”惊讶不已的州长说道。
“不用。”
“真的不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吗？”
又是一阵沉默。
“好吧，有件事情。”
那两位政治家，州长和科尔宾，精神为之一振，听他往下说。
“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号码比较靠前的汽车牌照？”
这并不是一个稀奇古怪的故事。即使是一个最富有的捐赠人，他或多或少也是一个政治追星族。一个号码靠前的汽车牌照毕竟意味着和权势人物的某种关系；号码越小，就意味着关系越紧密。1980年，凡是资助罗纳德·里根一万美元以上的忠诚耿耿的共和党人，都获得了“雄鹰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也就是说，花一万美元你就不仅仅是一个赞助者，而是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组织的正式成员了。
一个政治家或许可以帮忙把一个选民的女儿送进名牌院校，但那个人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他会记得他还有一个女儿议员没有帮忙）。但同样是这个人却永远不会忘记曾经为议员的竞选捐过款。有意思的是，赞助人和政治家在提到对方的时候，却表现出一种不对称性：给予者把接受者称为“朋友”，接受者则称呼给予者“赞助人”。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信奉凡事不求人的原则，这种作法所拒绝的不仅是对方的直接赠予，还错过了比赠予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从接受他人赠予中所产生的对他人的影响力。千万别忘了，在那种情况下，起作用的一条基本运算原则是：只有可以收回的帐目，才能计入到资产中。那些过去帮助过你的人，也是将来最有可能帮助你的人。从事资金募集工作的专家们最看重的就是以前各次竞选中的“资助人名册”；他们心中有一个已经过科学验证的观点，那就是，只要你提出要求，人们往往会“继续投注来坚挺过去的投注”。你的目标就是争取使你自己成为他人帐上的资产，建立你自己的“赞助人名册”。
我们就生活在一个举债的社会中，在这个社会中，公民和他们的政府一样都靠一种债务网络生活——拿出实物抵押，向银行贷款买车，等等。然而，这套适用于买房买车或者贷款上学的逻辑，在涉及非财政方面的信用时却被人们忽视了。
我们还没有开发的最大的资源不在阿拉伯沙漠之下，也不在阿拉斯加北部斜坡附近，它就存在于千百万颗无人光顾的心灵中。一个竞选总管的最大罪恶莫过于让一个潜在的志愿者得不到什么事情做，而怅然地离开竞选指挥部大楼。
让你的事业成为他人的希望所在吧！那份希望会成为他们帐上的资产，也就是你成功的机会。他们在你身上的投资越多，就越有可能一次又一次地投下去。
有些人害怕接受别人的援助，因为他们担心给自己套上绳索。然而，事实上，人们对政治候选人的援助，很少是那种处心积虑、斤斤计较的交易，要在将来为时间和财力上的付出得到某种实实在在的相称补偿。他们的援助往往会构成某种更微妙的交易：一种对行为本身的价值进行的投资。
每次我参与政治竞选工作，从国会议员到总统选举，我都会感到情不自禁地被事情本身所吸引，竞赛本身就能使我几乎如醉如痴。
人们喜欢自己能被别人所求——无论是要求他们出谋划策，还是提供援助，或者是对你给予任何形式的关注——都会使他们感到自己更有价值，感到自己的存在更真实。联系双方的纽带就这样得到了加固。正如你很难投票反对一个在你家沙发上睡过觉的家伙，你又怎么能打击那个你一直在为他出谋划策的家伙呢？曾在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布什总统时期出任驻俄罗斯大使的罗伯特·施特劳斯，就是深谙这套招兵买马技术的一代大师。
1980年，他在助选途中穿过费城古老的百勒维-斯特拉福饭店走廊时的情景，今天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他突然发现一个他并不太熟悉的人在与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谈话。如果换成一个不那么老练的人，只会简单地与那个和自己还没有什么交情的熟人打个招呼。但施特劳斯却直接和那张新面孔打起了招呼，从而通过一记“边路传中”把一股熟悉劲儿传给了另一个人：“他是不是又在和你胡说八道了？他的话我从来不信，一句都不信。”
施特劳斯对他认识的那个人微笑了一下，然后继续向前走了。就在那样偶然的一瞬间，他的收获要相当于花一个星期时间拉赞助、套关系的价值。
其中的奥妙何在？
首先，施特劳斯不拘小节的闪电式招呼会让那个陌生人惊喜地联想到，自己正在和一个全国性政界要人的朋友交谈。在那一刻以前，他竟然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伙伴有这样优越的地位。从他亲眼目睹的这种无话不说的亲密一幕看，他的朋友不仅认识施特劳斯，说不定当年还是战友，并肩参加过什么瓜达卡纳尔战役呢！
其次，还有一个同样奇妙的效果。施特劳斯加强了与那个他认识的家伙的关系，却甚至连话都没有对他说一句，施特劳斯以前很可能见过他一次，并且可能连他的名字也想不起来了。
那个家伙就是汤姆·多尼隆。这位在几次民主党总统竞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人，有一次凌晨四点半在家中被施特劳斯的电话叫醒：“快从被窝里滚出来，你这个狗娘养的小左派分子。再过几个小时我就要在电视里出现了，是在那个叫《今天》的节目里。”
对多尼隆来说，这种粗暴无理的起床号是“施特劳斯做过的最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事情”。被施特劳斯这样重要的大人物请求出谋划策，这比什么好听的话都管用。“人们，”多尼隆分析道，“最需要的就是被当作人对待。”这套澡堂语言就是施特劳斯用来和那些难对付的有钱人——偶尔还有初出道的青年——打交道的特有方式，他让他们感到，他们不只是他队伍里的一分子，而且始终是一个重要的臭小子。
华盛顿州的沃伦·G·马格努森是参议院历史上举止最粗鲁的人之一。他的竞选口号“他和那些大小子们对着干”，就充分地说明了他这个人。不过，也正是这个叼着烟斗的、粗暴的马格努森，在与一批臭小子玩了一整夜的牌以后，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如何用一张支票来支付总统所输的钱：装模作样掏出支票签上名字，相信没有那位赢家会去兑现。确实，为了保持这种亲密的关系，马格努森从来不去兑现。
当然，老小子们拉关系的这套伎俩，迄今还不能被女性和少数民族群体所接受。偏见的壁垒在民主的政治制度中可能还像在商业领域一样森严。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使得这些群体的人与别人发展关系特别困难，尽管如此，这一法则还是同样适用——开口向别人求助，永远要比坐等别人施舍高明。
在卡特总统1980年竞选连任的那场令人痛心的选战中，每天早晨八点他的助手们都会在竞选总部举行一次例会——竞选总部设在华盛顿K大街上一座破旧不堪的楼房里。在一张廉价的折叠桌边和几把同样廉价的折叠椅上，围坐着竞选活动的总指挥汉密尔顿·乔丹，来自工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几位工作人员，还有副总统办公室的一名代表，以及总统的撰稿人。
在这些天天到场的人中间，有一位刚当选的女议员显得特别引人注目。这样的人，尤其是来自日趋衰落的乡镇选区的人，应该是很忙的：在国会谋个好位置，了解华盛顿的内幕，还要防止后院起火，提防选区里出现挑战者，等等。所以，她每天上午都来参与这种繁重的、没有报酬的额外任务，就显得十分不同寻常了。
1981年，当我转到众议院议长办公室工作时，我才开始注意到，这个两年前才当选的女众议员，同样出现在所有涉及到民主党全国性事务的场合：每次有新的职位空缺，比如众议院的民主党高层会议需要补充秘书，或者议长需要有人代替他出席民主党全国会议，都是这位女士默默地去争取，并干净利落地完成任务。她就是——杰拉尔丁·A·费拉罗。
1984年，她参加了副总统候选人的角逐战，不管最终由于什么问题她没有如愿以偿，但她确实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那样一个史无前例的机会来为自己谋求一个位子。她之所以能一次次进入核心政治的圈子，不外乎一条简单的秘诀：她要求；她接受；她成了硬球高手。
费拉罗女士在民主党内极其有名，因为无论讨论党的什么重大问题，或者领导人的人选，都会有她在场。当有的议员指责她太突出自己的时候，蒂普·奥尼尔议长总是用他的方式一边打着响指，一边说：“不错，她是总在突出自己，——不过我们这一行就需要这个。”
1984年，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威廉·H·格雷三世，打出了漂亮的一击政治硬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在众议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黑人。在他之前，很多年来黑人议员只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担任要职，比如民权、非洲事务、教育以及福利，等等。至于国家的经济政策及外交政策这些主要领域的领导职务，他们从来没有人竞争过。这一格局最终被格雷打破了，他凭借出色的竞选策略而成了权势显赫的预算委员会的主席。他找到向来以立场最保守而著称的南部议员，令人信服地向他们表明了自己获胜的决心，以及请他们给与积极而公开支持的愿望。
在一个充斥着如此顽固的偏见的世界，许多机遇之门依然是对外关闭的，然而，杰拉尔丁·费拉罗和威廉·格雷却有勇气敲门，向世人证明并非每一扇门都是闩着的。他们让另外一些人成为手下败将。他们向我们证明了：在权力的争夺战中，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要敢于向别人提出要求。
我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坐在国会山众议长办公室密室里时的情景，当时参议员鲍勃·多尔，一位在二战中失去右臂功能的人，他拿着杯子，对着咖啡壶，回过头问我是否能帮他转一下壶柄。作为政治上的对手，多尔显然是一个爱耍手腕、操纵他人的家伙。然而，每次我一想起他毫无异心地开口向我求助，就会情不自禁地对他产生一丝好感。
我还记得一次类似的经历，不过角色恰好倒了个个儿。我年轻的时候曾作为维和部队志愿人员去过斯威士兰的乡村，来往于一个个零售店之间，向人们提供一些记帐和经营方面的建议。其中有一位小店的店主，每次都不忘给我一杯热饮，因为那里气候炎热，却又没有冰箱。由于这个简单的行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更紧密的关系。研究原始部落文化的专家很久以前就发现，在这些文化中，接受帮助和给予帮助是同样重要的行为。任何关系都不是靠一方来维持的。在南部非洲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我无意之中恪守了一条如马基雅弗利般冷酷、又如富兰克林般友善的法则：“如果你想交一个朋友，就请他帮一个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