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金陵新传》章节:第61章,宠文网网友提供全文无弹窗免费在线阅读。!
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中华民国总统”职务。
毛著的特殊的读者蒋介石复位后，每天清晨6时，台北介寿路准时响起“中华民国国歌”，青天白日满天红之旗徐徐升起。
那里是“总统府”的所在地。路名为“介寿路”，是纪念蒋介石60诞辰时取的。“总统府”原本是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也改称“介寿馆”，复任“总统”的蒋介石，就在“介寿馆”3楼办公。
这一天，在蒋介石的办公桌上，忽然出现一本不平凡的书，书名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乃海峡彼岸他的政敌毛泽东。
毛泽东此书写于1936年12月。在它的千千万万的读者之中，蒋介石是最特殊而读了最有体会的一位。因为毛泽东此书所写的，就是如何打败蒋介石的战略问题。当年，蒋介石就翻过这本书，无奈，他正忙于跟毛泽东打仗，心静不下来。如今，他是败军之将，正在作沉痛的反思。读毛泽东此书，使他感慨万分。他这才明白，毛泽东确实是一位熟知战争规律的战略家。毛泽东正是用这些战略战胜了他。
毛泽东写道：“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再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拣弱的打。”
可不是吗？毛泽东经常用的就是这一手。
毛泽东又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解释。。一切的‘走’都为着‘打’。”
毛泽东也常用这一手。
最令蒋介石叹息不已的是毛泽东书中的一段话：“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蒋介石不正是毛泽东所说的蠢人吗？
此时此刻，他后悔当初过分相信武力，使自己的外国朋友撮合中国和平统一的计划一再流产。
赫尔利首次撮合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胜利前夜，美国总统派到中国的特使曾撮合过国共两党的合作。1944年11月6日，美国驻延安代表团团长瑞德上校像平时一样到机场去接来自重庆信使班机，这个代表团是由于罗斯福的压力，经蒋介石同意派出的，成员人数常在十几个到二十个之间，中间有使馆官员、战略情报特工人员等。
飞机徐徐停落，机舱开处，一位佩着闪闪发光勋章的美国将军出现在门口。这一天刚好在机场的周恩来见情忙问：“那是谁？”
“那是帕特里克·约瑟夫·赫尔利少将，他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包瑞德回答说。
“先让他呆在这里，我去找毛主席。”周恩来说完，立即坐车回城了。。正准备下机，赫尔利又回到了舱内。他靠向窗口，打量着视野内的这片黄土地，心中很是得意。5个月前的6月21日，罗斯福总统向中国派来了一位重要特使——副总统亨利·华莱士。3天后，华莱士离开重庆去昆明，蒋介石在送他前往机场时暗示，要罗斯福给他派一名新的显要人物来。
美国总统照办了。他选择的这个人就是赫尔利少将。赫尔利当时61岁，尽管他的红头发已经变白，另外还配上一撮值得夸耀的白色小胡子，但是他的眼睛却还和以往一样碧蓝，那6英尺2英寸的颀长身材仍然是腰板挺直。赫尔利到达重庆时，带来了两名中士衔传令兵。重庆的外交官挖苦说，这两个传令兵的主要职责是帮他穿束身衣。
外交官们知道，赫尔利是位性情暴烈的俄克拉何马人。他的家庭具有暴力的传统。父亲是一名穷苦的爱尔兰移民。他是在1882年乘坐敞篷大车到达俄克拉何马的。有一次，他因一个儿子回家太迟，狠揍了儿子一顿。这个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试图跳上一列货车离开家乡，但却葬身车轮之下。父亲是个煤矿工人，剩下的这个儿子在11岁时下了煤矿。从印第安纳的一所学院毕业后，赫尔利当了律师，到1911年，成了乔克托族的代言人。人们常常认为他有印第安人的血统。产生这种错觉，是因为他喜欢在心血来潮时，发出乔克托人打仗时发出的令人胆寒的呐喊声，或者跳上一通乔克托的蛇舞。他成了塔尔萨的一名有成就的律师，同大西洋舰队一位将军的女儿结了婚。后来，他当上了胡佛的陆军部长。赫尔利当上部长后，最先于1931年访问了中国，对中国的一些基本情况了解得十分浅薄，以致在写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提到蒋夫人时，竟称她为“石夫人”。
赫尔利这次来到中国后，曾断送了不少在中国的美国职业外交官的前程。在他青云直上的仕途上，铺满了这些外交官的尸骨。
赫尔利属于那种不时出现的、有趣的怪人之列。他是个喋喋不休的饶舌者。他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但却口若悬河，使别人很难开导他。蒋介石对此却不以为意。委员长宁愿要这样的美国人，而不要那种能讲能看中文、又在中国人中间生活过很多时间的美国人。
当时的美国驻华外交官曼斯非尔德曾在重庆对赫尔利作了3小时的战时拜访，日后他回忆说：“他讲了2小时47分钟，我讲了13分钟，这差不多正合适。”
包瑞德上校对赫尔利的这种偏执的怪癖就不那么能容忍。包瑞德刻薄地说：“他讲的话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思维上的联系。”
在中国呆了10年的赖斯被召去向赫尔利汇报，他同这位将军在一起呆了45分钟，除了一句表示敬意的“你好”和一句茫然的“再见”外，赖斯在谈论中根本没有张过口。当中全是赫尔利一个人的令人费解的独白。
不过，赫尔利倒耐心地读过赖斯的两份报告。其中一份是同上海来的难民的谈话。这些难民说，在他们的城市上空，一架美国飞机都没有，盟军把他们丢给日本人了。有人谈到要轰炸日本人占领的汉口码头，但是蒋介石反对。蒋说，要是他允许这样做，那里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原谅他。赫尔利所以对这份报告感兴趣，是他想用赖斯报告中谈到的上海人的心情，来影响蒋介石，使他在汉口问题上让步。当然，赖斯这次也只能作为一名好听众，他给给赫尔利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一位美国驻华外交官斯普劳斯也有一次差不多的经历。他同赫尔利初次会面时，他听了45分钟对高斯大使、文森特、戴维斯以及谢伟思等人的苛评。而这几个人都很受斯普劳斯的尊敬。斯普劳斯后来说：“我平生从未受到过这样严峻的考验。赫尔利只知道我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这本身就使我受苦了。”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人员把赫尔利看作疯子，以到将他提出的一些计划，当作“滑天下之大稽的歇斯底里之作”而束之高阁。赫尔利则感到，国务院受到宣扬三种异端邪说哲学的人控制。
究竟罗斯福为什么这样宽容赫尔利，人们很难揣度。比海特这样解答这个问题：“赫尔利通过同外国政治家的交往，相信了这样一点：握手、微笑、相互打趣以及其他形式的个人之间的友好表示，能把长期存在的事关重大的问题一扫而光。在这个意义上，他很像罗斯福。”尽管罗斯福轻蔑地称赫尔利是“许许多多冒牌将军”之一，但却派遣他去执行一个又一个大出风头的使命。1942年初，赫尔利被正式指定为驻新西兰公使，但他竭力争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公使，以接替纳尔逊·约翰逊的职务，这一点未成功。他还为罗斯福出使苏联和中东做工作。到1943年底，他还帮助起草了关于伊朗的宣言。这个宣言是很重要的。
快到1944年8月18日，罗斯福指示赫尔利：“从现在起，你被任命为我派到蒋介石委员长那里去的私人代表，你要直接向我汇报。你的主要使命是促使委员长同史迪威将军之间确立有效的与和谐的关系，以便于史迪威将军行使调遣中国军队的指挥权。
9月14日，在赫尔利整装待发时，美国驻延安代表团成员谢伟思，继续从延安发回他苦心写出的报告。他在谈到共产党的时候说：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它在中国的发展，经过了没有完全受一个或一种信条统治的时期。
他接着写道，共产党是充满自豪感的，是坚强、坦率、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统一、廉洁、民主的。但是，他们也有一些不好的气质，其中有：抹杀个性，思想和言论都要一律，缺乏幽默感。他还写道：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或者说，他们找到了当年曾推动太平天国运动或义和团运动的那种热情。事实上，从来听到有人提出过这样的论点。就连国民党也不屑于提出这种论点。。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是站得住脚的：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我们还不能说，共产党宣称要实行民主政策是出自真心。但至少部分地是出自真心，这才是对于共产党军队表现出这样大的民众号召力的唯一合乎情理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