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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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澜喜笑颜开，认为共产党真正帮助了民盟的团结。
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刚出狱的叶挺等乘飞机返延安，过山西黑茶山上空时失事，全部遇难。
马歇尔找罗隆基，鼓动民盟甩掉共产党单独参加政府，名额问题他帮助说话，就是要否定那个控制否决权的14名。罗隆基说：“没有这三分之一的保证，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政府的。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是解决不了今天中国的问题的。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民盟同共产党合作，正是民盟为争取国家的和平、民主、统一所作的贡献。”
就在这次谈话后的第4天，即7月11日夜，民盟中委李公朴在昆明被暗杀。7月15日，民盟中委闻一多又在昆明被暗杀。这是对罗隆基和民盟其他领导人的警告：要么为蒋捧场进政府做官走飞黄腾达的道路，要么跟着共产党与政府作对，走李、闻的道路。
8月初，马歇尔在牯岭与蒋密谋后下山，又约见罗隆基，提出13席的方案，即：国府委员中共产党占8席，民盟占4席，允许共产党提名社会贤达一席。马说蒋已经让步了，希望民盟劝中共接受。
罗隆基说：“问题的症结不在国府委员13席或14席的问题，而是在蒋介石有没有改组政府的诚意。13席14席之争不过是蒋介石故意刁难，拿来做拒绝改组政府的借口的。倘若蒋介石真有诚意，假使我是蒋的顾问，那么，我就劝他给民盟同共产党15席或16席，即在民盟同共产党要求的数目上添上两三席。”
马歇尔诧异地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共产党同民盟要委员三分之一强，要的是一种否决权，蒋不愿受这个束缚，所以不肯给你们14席。”
罗隆基说：“你看了政协决议关于这个问题的条文没有？假使蒋介石存心要修改施政纲领，这个14席，即三分之一强是束缚不了他的。国民党的宪法专家王世杰在政协协议的条文中早已打好了埋伏了。”
马歇尔不懂。
罗隆基让记录员找来一份政协协议英文稿，指着说：“在三分之一的否决权后面，还有这样一段文字‘如其内容是否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发生疑义时，由出席委员过半数解释之。’尊敬的特使先生，有了这样一个条文，蒋介石要想修改施政纲领，还怕不能为所欲为吗？国民党已有国府委员20席，加上青年党和听蒋指使的社会贤达，他任何时候都稳稳地掌握着多数。明明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要三分之二多数方能通过，但国民党掌握的过半多数肯定这不是修改施政纲领的议案，我们同共产党的三分之一强的否决权就起不了作用了。”
马歇尔恍然大悟，随即又问：“那么共产党同民盟又为什么坚持要14席呢？”
罗隆基说：“这是对蒋是否有尊重施政纲领的诚意的一个考验，也就是是否尊重我们这些在野党派的一个考验。民盟同共产党合作，不单在这个三分之一强的问题上，在联合政府成立后民盟将同共产党长期合作，共同奋斗，以制止蒋介石的zhuanzhi独裁。”
马歇尔说：“我感谢罗先生的坦诚。可否民盟先参加政府，由新的政府设法停战，以后再请共产党来参加政府。假使民盟同意这样做，我可以向蒋建议增加民盟的委员名额。”
这次谈话的要害，罗隆基听懂了，依然是拆散民盟同共产党团结合作的阴谋。
罗隆基说：“共产党不参加政府，中国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内战不停止，共产党是不会参加政府的，民盟也是不会参加政府的。这一点是半年多以来民盟一贯坚持的一个大原则，这不是我个人可以变动的，也不是任何民盟领导人可以变动的。”
说到此处，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排闼而入。罗隆基把刚说的话又复述一遍。司徒雷登点头叹气，表示遗憾。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结束了在华使命回到美国。在一项对中国时局的声明中他说：“政治协商会议一年前达成的协议是一部开明的向前看的宪章，当时曾为中国提供了和平与重建的基础。但是，国民党内的顽固集团只热衷于保持他们自己对中国的封建统治，显然并不真心想要把那些决议付诸实施。虽然我是作为一个军人在说话，我也必须在这里谴责压倒一切的军方势力。他们的统治作用加深了中国行政管理的软弱性。”
第二节孔祥熙长袖善舞大难将临先自飞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一年，解放军歼灭了蒋军的大量有生力量，使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国民党兵力不足、后方空虚、人民反对这三个弱点充分暴露，蒋军的重点进攻已处于强弩之末。因此，中共中央及时决定，举行全国性的反攻，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战局。
1947年6月30日夜，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乘蒋军在陕北、山东两翼拉长，腹心暴露之际，从鲁西南张秋镇到临濮集之间，一举突破黄河天险，趁势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56000余人，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迫使蒋介石从山东、陕北调兵回援，打乱了蒋的战略部署。接着，刘邓大军越过陇海路，向南实行无后方的千里跃进，8月底到达大别山地区，经略中原，从而在国民党统治的腹心地区，插进了一把利刃。美国驻华大使惊呼中国发生了“六卅事件”。美国总统急派魏德迈来华“调查”。当涉及到经济事项时，美国人大骂中国政府的贪污腐败，特别提出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寓公生活，其中点了孔祥熙的子女和孔手下红人徐堪的儿子。
同年秋，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奉命进行调查工作结束，向蒋介石提交一份15000字的报告，指告某些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外汇和物资，“其目的不是进口重建材料”，这个特权公司集团包括孔家的扬子开发公司。
面对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残局和反对派的步步紧逼，孔祥熙觉得大难将临，该远走高飞了。临行前，他和妻子宋霭龄在上海短暂逗留，清理他们的股份，把能够转移的财产全部转移到香港或国外。接着，他们重访了山西太谷的孔家，处理了房地产，关闭了官邸。1947年7月间，孔祥熙处理完在国内的股份和房地产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递交一份外交护照，并附亲笔信一封，要求延长该护照的使用时间。
这张护照是1944年签发的，当年出国赴美的名义是国府委员兼行政院副院长，任务是考察中国银行国外业务与洽谈美对华救济事项（孔同时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而现在，孔既非行政院副院长，又不是国府委员。外交部官员十分为难。不同意，有碍于孔的颜面，尽管他已经下台，然潜力亦殊不可侮：同意，则与规定不相符。考虑再三，决定以孔氏为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名义另办一张“官员护照”（较外交护照低一级），可承办人指出，中国银行仅能算国营事业，董事长不能算作正式的政府官吏。
正欲再想办法，蒋夫人宋美龄亲自打了一个电话催办。外交部官员因奉此意，灵机一动，给孔祥熙一个外交部顾问的名义，乃填发外交护照。
经过上述的曲折，虽有点委曲这位前行政院长，但外交护照，总算到手。然后，孔祥熙通知亲友，他要带霭龄去美国，因为她“身体欠安”，必须住在挨近纽约医疗中心的地方。
8月间，带着家小，溜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孔祥熙立刻就买了一块咖啡园。这块土地，足有25英方里的面积，用汽车环绕一周，非三小时不能走毕全程。孔氏本人便住在咖啡园里的一所华丽别墅，闭门幽居，绝少外出，雇有男女侍仆十余人，追随左右，听候差遣。其后孔氏离开南美，来到纽约，那时适值解放战争后期，有许多做过他部下的要员大吏都相继逃到美国去，他为了安插他们，特在纽约开了一家银行，自任董事长。是时他在纽约分行设了一个私人办公厅，每天规定时间，接见来宾，逢客必见，已毋复当年豪气矣。
尽管是流亡者，美国的新闻工作者仍对他们感兴趣。1949年3月，《纽约新闻》刊登了一份孔家财产清单。该文开始即说：“天文样的数字，恐怕连孔自己也未必完全记得清楚了。”所以，该文作者自认：“这里的材料也还是不完全的调查。”
据该文作者“调查”所得，孔所独有及大部分占有的事业，计有：银行6家，公司商号20家，新闻报纸3家，地产在山西、上海、香港及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均有大批。
他所经营的事业可说种类繁多，范围广大。在银行方面，他曾直接支配中国、中央及农业三行，以及后起的中信局，他有独资的裕华银行，还有他大量投资的福钰银行及谦泰裕银行。
至于他的公司商号方面，最大的是每家都有一个“广”字冠首的连锁性的百货公司，如重庆的“广茂兴”等。在抗战时的重庆，他经营的公司真不少，有“祥记公司”，“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华盛贸易公司”等。“祥记公司”是做运输生意的，单是自备汽车就有三十多辆，当时往来于西南各省，生意做得极大。“广记纱号”则是当时大后方最大的棉纱字号，其力量与官办的“福牛号”居于伯仲之间，而“福牛号”事实上亦是在他控制之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