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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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她邮来四丈紫红缎子。
学位证书到手后，宋霭龄登上火车去了旧金山，大约25年前她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回到上海后，宋查理在他的虹口书房里给她摆了一张桌子，在山东路印刷厂秘密政治总部又给她摆了一张桌子，于是，她作了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帮助他处理信件，润色讲话稿和宣言，为发给他（不管当时他身在何地）的电报编码。这就为宋查理腾出时间，使他能集中精力担负起革命党司库的职责。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日本，宋查理一家也随后来到，暂由孙中山有势力的日本朋友提供住所。后来搬到离东京稍近的地方，在横滨一处海边绝壁之上占了一座楼房，可以俯瞰东京湾，这是外侨上流人士集居的地区。宋查理和孙中山又恢复密谋举事的旧业了。宋霭龄仍然担任孙的秘书。当宋查理将孔祥熙引人家门时，宋霭龄感觉到孔正是她朝思暮想的理想男子。此人身材矮胖，带着年轻人的稚气，举止谦恭，但并不引人注目，如说男方缺乏魅力，那么她也是一样。在一群亡命日本的脱离现实的政治流亡者中，他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别人陶醉于种种卤莽冒失的乌托邦计划中，而孔祥熙却与货币息息相关。对宋霭龄来说，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用动力却是要付钱的。她对其中的奥妙进行了长期的观察，才完全搞懂了。使朱利安·卡尔有权有势的，是金钱；使宋查理从一个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的，也是金钱。
餐桌旁坐着宋夫人、长着一对天真不疑的眼睛的庆龄和两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良和子安。在查理的左右，分别坐着宋霭龄和孔祥熙。这两个人在金钱问题上同样绝不装腔作势，而全然是触电一样的敏感。
在中国各地的集市或市场上，小摊贩、水果商手里拿着银元，轻轻地相互敲几下，仔细听那撞击的声音，清脆的是银元，生意就成了；声音不对，就是假的，生意就拉倒。从云南到满洲，银元每时每刻都在易手，每天重复千百次这种熟悉动作。今晚，宋查理拿起两块银元轻轻地撞击，果然清脆悦耳，正是财运亨通啊！
他们在次年春天结婚了。
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沱。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到地面，冲进明沟里，然后又将它们一大片一大片地打着旋儿，顺着雨水流进东京湾，在那银白色的海面上飘浮着。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婚礼开始之前，天色放晴，竟然是一个温和的诗一般的四月天气。霭龄身穿粉红色素短褂、长裙，上面绣着梅花。她那一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上也插着一支同样的传统鲜花。
婚礼仪式是在一座山上的小教堂里举行的。查理一家人都来了。参加仪式的还有孔祥熙的表兄妹和几个朋友。礼毕，宋霭龄换上了一件苹果绿的缎装，上面绣着金色的飞鸟。新婚夫妇乘车来到游览胜地镰仓。孔祥熙仔细观察一簇簇的菘兰花和透过初晴天气的微弱的阳光，说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孔祥熙在日本呆了不到两年，1915年秋回到太谷。这时，他名气大了，满以为起码可在省里混个一官半职。谁知阎锡山并不买他的账。据老人们回忆，在1919年阎曾请孔做过山西省的参议，但并不给他实权。所以没过多久，他就离晋而去，到外省找出路去了。以后，孔祥熙当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实业部长，开始飞黄腾达起来。他对阎锡山一直耿耿于怀，经常通过他的铭贤学校搜集山西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和阎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政治上积极钻营的同时，孔祥熙在经济上也努力谋求发展。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孔祥熙曾从阳泉倒贩过一批铁卖给外国人，挣了许多钱（有人说达20万元）。以后，孔就开始筹办他的祥记公司和裕华银行。1915年秋，孔祥熙先筹组裕华银行，预计资金10万元，但他当时只拿出了5万元给聘来任经理的牛九宜办行。答应第二年春季再交5万。可是到了第二年春天，孔祥熙却又忙着开办样记公司去了。牛九宜对此很不满，便辞职而去。于是，孔只好将裕华银行暂并入祥记公司内，先集中力量办他的祥记公司。这个祥记公司主要是个买办性的商业企业。它主要经销英商的亚细亚煤油、卜内门洋碱、太古洋白糖等。总号设在太谷城内西街（今西大街37号）、总经理是孔的族弟孔祥吉（人称孔老七）。后来，祥记公司的买卖越做越大，在全国各大城市都设立了分公司，尤其是天津、上海等码头的分公司职权很大，所以太谷的总号慢慢地只成了一个老号。人们大多以为祥记公司的总号在天津，这其实是个误会。
1927年以后，孔祥熙当了财政部长，对自己的裕华银行，自不能不大加整顿一番，于是请进中国银行驻张家口分行的经理温忠保（字象丞）任裕华银行总经理。资本20万元，全行人员增至五六十人，以天津法租界8号路为总行地址，副经理张汉臣兼上海分行经理，太谷分行经理史思德，运城办事处主任程子和。当时经营存放款汇兑等业务，惟上海行虽名义上由天津总行管辖，业务却并不由天津总行领导，而是受宋霭龄直接指挥。裕华银行主要进行下列业务：一、代国民党中央银行销公债。国民党财政部常感财政支绌，唯一弥补之道，即是滥发各种公债，委托“国家”银行兜售推销，裕华银行亦列为委托行之一。其办法是事先接到蒋中央秘密或口头通知，按近两日交易所公债行市平均价格与各银行作价结算，每百元抽手续费两元。因通年票面数字宠大，手续费确系一笔不小数目。如通年能分售1000万元，手续费即能得到20万元。若交易所票面稍涨，则伺机抛售，好处更多。
二、代财政部汇交阎锡山军饷。蒋中央政府每月拨发阎锡山补助军饷50万元，财政部指定山西裕华银行承汇。从表面看来两无贴费，像是代财政部甘尽义务。其实向山西迟解三五天，以月息六七厘计算，每次即得利五六百元，通年亦可得到万元之谱。若遇利息稍涨，或用其它方法抽调，获利更多。但和阎锡山打交道，也不是一帆风顺，若遇银根变化，抽调不灵，阎锡山动辄以“贻误军饷军法从事”相恫吓。1937年日军侵入山西，阎锡山逃往临汾的时候，上海闸北大战正酣，上海无法调拨款项，而阎锡山逼款急如星火，太谷行只得随军往晋西送现款，后来在潼关解交了事。
三、出放国民党财政部贷款。1937年春季国民党财政部以统一公债押借裕华银行贷款1000万元，月息九厘。此项上宋霭龄存进200万元，行中原有100余万，所缺600余万元，是以原公债向中国、交通等国家银行以月息六厘五或七厘转借而来。至“七七”事变后即行收回，约有半年之久，从中获利约14万元。在上海，私人银行向国家银行转抵押借款是一件极普通的事。借上国家银行的款再向国家机关放出，确是一件非常滑稽荒谬的事情。可是只要内幕有人，就能办到。裕华以这种手段获利的操纵人，不是别人，就是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婆宋霭龄。
四、投机倒把买空卖空。上海裕华银行，除了与财政部和中央银行联系获取特殊利润外，宋霭龄还常常利用国际消息指使买卖美商股票。例如美国可得士航空公司股票，票面美金1元，交易所价格常是美金6元上下；通用汽车公司股票，每股美金100元，价格常是60元上下；固得橡皮公司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20—30元之间；花旗、大同等银行股票，每股美金价格常是30元上下。平时价格涨跌幅度不大，若遇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化，则是朝夕数变。如中日战起，美国航空汽车股价不跌，名银行股票则大跌。宋霭龄消息灵通，随时令行中买进卖出，数年之间，获利颇巨。
五、在上海交易所投机。上海交易所大部是做公债、棉纱、棉花、黄金等买空卖空和实收实交的生意。上海裕华银行在张汉臣经理时期，也不时看风头做投机生意。不过买空卖空任何人也没有十分把握。裕华做此项生意，赚钱自然皆大欢喜，偶尔赔了钱，孔祥熙对张经理即大加斥责说：“我不是要指你们投机发财，代客人（大概是指宋霭龄）买卖未尝不可，行内做此种生意，简直是胡闹。”弄得张汉臣啼笑皆非。后来张迁居饭店养病，不理行事。1936年冬，孔又请来住过裕华的王吉甫以副经理代行经理职务。
裕华银行从1932年至1936年终，全行除一切开支外，净获纯益55万余元之谱。宋霭龄说：“此项纯益是由我动脑筋赚来的，不是由银行经营业务所得，应由我分配。”她先给合记（宋霭龄私人户头）拨出30万，又给庸德堂（孔祥熙户头）拨出20万，其余5万余元由行内同人分红。每人工资1元分到1元2角。
“七七”事变后，上海很快沦为战场，上海行结束业务，除留少数人留守外，职员大部还乡，行址迁到法租界迈尔西爱路根德坊。宋霭龄携行员李延根避居香港。孔祥熙在1937年4月间为参加英皇加冕出国。冬季回国，随蒋中央政府西撤。同时因战事关系，太原、天津两行也停止营业。
蒋中央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裕华银行运城办事处人员也移转到重庆。当时孔祥熙给了他们法市5万元。令他们仍以裕华名义经营银行业务，维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