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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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半年前，就从长检讨，早下决心，不是我们妄想和夸口，事实上也许不会糟到如此地步。可惜这只是沉痛的回忆了。
宋院长说他已辞职，这是一种别有滋味的趋势，我们今天就讲今天的话，经济紧急措施方案是经国防会议通过国府颁布的，似乎非由行政院负责；然而此方案施行多久，希望得到什么效果才算完成，其中不完善的地方施行焉，会不会发生舞弊情事，应当为何设法预防和补充，如果发生相反的效果，这责任由谁负责？宋院长说他政策或许有错，错不错是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不过我们看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基本的政策与紧急措施相冲突，而没有一种如何使整个国民经济走上正当的道路的方法。
楼氏发言至此告一段落，接着他宣布关于黄金美钞的问题，将由张启允委员发言，物价管制问题，将由张九如委员发言，改善公教人员生活问题，将由简贯三委员发言。
楼在发言时，宋院长取下近视眼镜，换上深色的太阳眼镜，仰望着天花板，显示出极不耐烦的表情。而楼的预告节目，似乎有请宋院长少安毋躁之意。继楼而起的是立法委员周一志，他坐在最前排，迫近宋子文，穿着灰大褂，带着棕色粗边框眼镜，从容发言：楼委员预定的询问方式，我不赞成。因为对行政院长不能限于财政经济的询问。接着他讲起昨天在上海有一位朋友问他，明天宋院长是否会到立法院来报告？我告诉他：一定来。这位朋友说：如此你们立法院的地位也和汇率一样地自3350提高到12000了。我告诉他：行政院长应向立法院报告，不但是宋院长，将来就是任何人当行政院长，也应当来的。我对宋院长的感想有四：（一）在广东时代，我们认为国民党有两位财政专家，即是廖仲恺与宋子文。北伐时廖不幸殉难，宋主持行政院，初获好感，今天我以党员地位与宋院长讨论，宋的声望已一落千丈。《大公报》以买办来形容宋院长，宋院长也是总理遗嘱中签字人之一，如何洗刷这个买办之名？
（二）宋院长现在是同时作许多单位的行政院长，如中央银行、中纺公司、行总等。
（三）一切错误都想教共产党负责而不承认人谋不臧，是最要不得的。
回忆总理当年以3000元创办中央银行，全靠当时革命力量。现在政权在手，民治之不进步，不能只怪共产党之破坏。
（四）黄金政策失去了信用，且闻川滇黔实行黄金购粮储蓄券，至今还未归还。此外，关于通货问题，还是作合理整理？还是再发行？这个问题，今天能答复就答复，不能答复我也不勉强。
接着司徒德发言，谓：辞职有两种可能，一是自己政策有错误，一是自己政策行不通。若为前者，其辞职则使国家前途光明。此外，关于（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中之黄金政策，有无错误？（二）金钞黑市不准报纸披露，现在上海有无黑市，是不是“鸵鸟政策”？（三）工人生活指数冻结，致使上海国民党领导的总工会也在请愿，又在规定补助7万3千元总差额以后是否继续补贴？倘物价再涨有何办法？（四）解决银楼业问题，是否要改变此方案？（五）国营事业不加价，如何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是否要政府贴补？
紧跟着是张启元询问：（一）。经济紧急措施方案直致黄金潮闹得不可收拾始行发出，是否太迟，求金融安定，现在是否安定？（二）。已往抛售黄金，收回法币回笼，现黄金只买不卖，是否又是使法币出笼？出笼之后，游资是否又造成囤积居奇？（三）。银楼黄金规定三个月内卖究，三个月后全国银楼都关门了，数百万工人失业如何办法？（四）。已往黄金自由买卖，人民都为此储蓄，而今存钱的都要买东西，物价困之抬高？（五）。上海黄金检查动员数千人，骚扰人民、流弊太大，引起社会不安。（六）。外汇只得换玻璃丝袜，其正真生产机器为何反少输入？两年前呼吁利用私人国外存款，现在时过景迁；是否有改户事情？（七）自费留学生购买外汇问题，如何补救？（八）进出口办法不经本院通过，实行几天，美方反对又取消，问题经过如何？
询问至此，有人提议请宋子文先作答复，宋于询问时辗转于座位中，此时起立，以一种无可奈何的音调说：别人说我是买办，但当年收回关税自主，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买办的事吗？我承认自己是经济的行政院长，日夜为经济问题焦虑，没有力量顾及其他政治问题，结果一事无成。错就错了，现在我已是辞职的人，再说话也没有用。遂转身向孙科说：“本人要求退席”，孙未及向全体立委宣布，宋已大步走出会场。全场哑然片刻，但接着就掀起一阵笑声。有人讲：“宋院长如此作风，实已失去行政院长官态度。”立法委员李晋芳则以轻快的声音说：“宋院长先报告辞职，意在造成‘安定’作用，好在在座各位部长并未说要辞职，应请继续询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立法院非审判机关，也无法把他提回来，人主既去，尤如人之将死，我们还应继续询问。”
这时立法委员简贯三跳出座位说：“宋院长虽已辞职，但对他的政策造成的影响仍该负责。”另有人谓：“立法院是对事不对人，不能‘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而停止询问。”
于是，孙科宣布，请俞鸿钧、王云五两位部长继续答复。
俞鸿钧说：今外汇提高，进出口联锁办法可不必采取。又黄金政策实行数年，最初使法币回笼，平抑物价，以后为稳定物价转之稳定金价，凡此均为因时制宜之举，不许报纸登载黑市消息，系恐过度刺激人心与市场。目前有黑市存在，不容否认。但如谓要根本消灭黑市，则是说外行话。
王云五答复工资问题称：现在许多工人，按生活指数给薪，已超过战前所得。但工资可影响生产成本及于物价，工人生活固值重视，而一般民众生活，政府亦不能忽视。
俞王两位报告毕，立法委员陈顾远、钟天心等便将询问目标转向贝祖诒。贝氏答复，首先宣布关于通货发行，黄金外汇数字，因奉主席命不能发表。继称：香港及沿海走私是大漏洞，贝氏曾与香港当局商讨，已得合理解决，但尚未获伦敦方面批准。贝氏长约一小时的报告，结论是关于政策方面，他只负执行命令的责任。
到了12时40分，报告会才结束。同日下午4时，国民党最高国防委员会及国民党中常会举行联合紧急会议，任命蒋介石为行政院长，翁文灏继任行政院副院长。与此同时，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呈请辞职，由国民党政府特任张嘉璈为中央银行总裁。
在当时“家天下”的中国，用人脱不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句老话。
中央银行一向是“家天下”的“总夹万”，“经理”既然易手，管“夹万”的“账房先生”——总裁怎能不换人呢？所以作为宋门大将的贝祖诒跟着“TV”（宋子文英文名字的缩写）去职，那是自然的事，更何况贝祖诒与宋子文有着相当微妙的关系。
贝祖诒是江苏省吴县人，出身于地主兼买办阶级家庭。
第一次世界大战发了横财的“颜料大王”贝润荪就是他的哥哥。贝与宋是留美同学，交情很好。
早在1944年，贝祖诒就任职于中国银行，1924年，已经是中行上海分行经理。1935年4月1日，南京政府兼并中行后，由宋子文出任中行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贝则以近水楼台之便，一跃而为总行副总经理，从此时起，他就开始作入幕之宾，成为宋子文的主要助手，其地位仅次于宋汉章。
1939年，宋子文在英美借到一笔稳定的外汇借款之后，贝祖诒即被派任“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的委员，并于1942年一度代理中行总经理的职务，这时他已成为国民党政府一等财务官，所以一到宋汉章年老退休以后，他就取其位而代之了。
抗战时，贝祖诒负责处理黑市外汇，很得美国上层人物的欢心。有些狂妄而别有用心的美国人说，当时中国只有半个人懂国际汇兑，就是指贝祖诒而言的。
他既有中国国际汇兑问题“权威”之誉，因此，宋子文和美国谈判20亿“美援”贷款计划时，他就任谈判代表，成为TV宋手下的第一红人。
1944年12月宋子文当行政院长后，贝祖诒正式接任了执行黄金政策的中央银行总裁。此后，他除了乐此不疲地与宋子文朋比为奸，运用其国际汇兑的“学识”抢了巨额外汇之外，又想在黄金买卖上捞他一笔。他不好自己出面，于是推出詹莲生为代理人。
詹莲生也是江苏吴县人，又是贝家的亲戚，过去当过贝家颜料生意的经纪人。贝祖诒任中国银行沪行经理时，詹就在上海金交易所里与贝暗相勾结，利用中国银行的资力，大作投机生意，赚了大钱，因而在金业方面形成詹的势力。
詹莲生的活动本钱，除了依仗贝祖诒集团外，还有他所控制的“金牛党”。詹以五家（同丰余等三家金号和方九露等二家银楼）金号银楼为基础，控制着当时上海金业公会，并在其中形成一集团（大都是金价波动期间成立的金号，未备案），操纵金价，打击集团以外的黄金买卖，相当嚣张，当时有“金牛党”之称。
当中行抛售黄金的时候，詹莲生就是上海黄金商人与中行进行勾结的总代表。因为：（一）上海金号银楼两业公会会员购买黄金，按规定须填具申请书，由上述五家金号银楼代表转呈批准，然后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