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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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钱与人是两大难题，但在陈英士侄子陈果夫的大力赞助下，两大难题分别迎刃而解。他以家传的商业经营手腕，在上海炒做股票，一举成功，所得款项大部赞助黄埔。同时黄埔前四期学生，亦是陈果夫在上海募得浙江、江苏、安徽的4000人以及华中的3000人。此外，他亦从上海买军火接济黄埔，解决了黄埔有兵无枪的困扰。1926年，陈果夫弟弟陈立夫自美国匹兹堡大学取得采矿硕士学位返国，获荐任蒋介石私人机要秘书，蒋、陈从此紧密结合，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于区区五年内即告成功。
1926年北伐开始，革命军势如破竹，此时陈果夫担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部长为蒋本人）。11月陈立夫返国，两人奉蒋介石之命，秘密集结势力，准备打击国民党内的左派力量。
孙中山死后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地位并不高，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在党内地位皆在蒋之上，蒋介石为了斗倒这些人，便以“反共”的名义在上海进行清党，陈果夫在国民党二届中执会掌握组织大权，在此次清党工作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在清党期间，国民党左派逼使蒋介石于1927年8月第一次下野，出走日本。但是蒋在离开中国前，他预作绸缪，把军校交给了朱绍良（当时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党务则交给陈果夫，准备东山再起。当时，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已在上海设立了一个叫“浙江革命同志会”的地下组织，结合“青帮”的黑社会武力，对反蒋的左翼分子与国民党人作了一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蒋介石出走日本后，国民党南京政府由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和老军人李烈钧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把持。上海的二陈兄弟，即以反对中央特别委员会为名，召集了留在上海的各省市党部人员，组织了一个名叫“中央俱乐部”的组织以资抗衡，这就是CC派的起源。
提到CC派（当时称为CC团），有人说是二陈英文姓氏合在一起的简称，也有人说是中央俱乐部英译CentraIClub简称。实际上中央俱乐部确以两陈代表人物，这两种说法其意义是一样的。
蒋介石到南京复职后，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CC团”
也在陈果夫的指挥下，继续拥戴蒋介石，为他排除异己，把持中央及各省的“清党委员会”，大肆搜捕中共党员及民主人士，造成一场暴戾的白色恐怖。CC派因为和蒋介石反共的路线不谋而合，便在国民党内迅速扫荡异己，建立了自己庞大班底。
为了彻底清除党内左派和维护党员对蒋的效忠，陈果夫决定设立一个国民党自己的党工训练学校。1927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蒋介石任校长，陈果夫任总务长，从此CC的势力更为庞大，党内人士争相投靠CC，蔚为升官发财最时髦的风尚。
蒋、陈家族最风光的时代，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称，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被看成是国民党中除了蒋介石之外的头号人物，两陈除了掌握党权之外，还分别拥有全国大多数银行的主控权，以及全中国最大的特务组织——中统的领导权，其庞大无比的影响力，在当时几乎无所不为，无所不能。蒋、陈之所以得天下，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蒋缺陈，必难成其霸业；而陈缺蒋，则谈不上后来的大红大紫。
正是因为这种渊源，四大家族中，只有他们陈家追随蒋家到了台湾。
淮海战役后，蒋介石决定“引退”。陈立夫先是力劝蒋死守南京，没想到，蒋却把他痛骂一顿。蒋下野后，他也下了跑到美国的决心。
1948年秋，《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在美国召开，陈立夫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出国了。陈在美期间，曾遍访美国朝野首要，与杜鲁门、马歇尔、杜威等人都有频繁的接触，稍后又到英国等地进行考察，一直游滞了三个多月才兴尽而归。
陈立夫回国时，正是张群访问日本结束前后，因此许多敏感人士都强调了陈立夫出国的外交色彩，而把张陈二人比做国民党政府外交阵线上的东西两个触角。其实，张群到日本，是政学系独霸政坛，大红大紫的最初几天，也是他本人遍飞国统区出尽风头的时期，而陈立夫出国则是静悄悄的偃旗息鼓，甚至自上海起飞时，只有潘公展、方治等寥寥的几个人到机场送行，连上海东道主人吴国桢都未露面，可见陈出国时的黯然。
然而，陈立夫在这种低调的情绪中，除了和美国反共派握手言欢外，仍替国民党政府或者说是蒋介石做了相当的事情。
当陈立夫默默地踏进国门的时候，有几桩事情摆在他的面前：即政学系的人正在政治舞台上春风得意，立法院内意见分歧争斗激烈；其兄陈果夫奄奄一息地睡在病榻上。显然，这种情况不是构成他有所作为的环境，所以归国后的陈立夫，看来比出国时更加沉默。他对时局好像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能不出面就不出面，出面做事时，这事一定是“总统”的意志。譬如陈刚到上海，听说南京立法院内正有小小的风波，以陈顾远为首的太子派连遭打击，甚至连孙科也露出倦动之意。于是，陈立夫特意在上海多住两天，没有参加立法院集会，以避瓜田李下之嫌。此后，国民党为了推行所谓的总体战，决定党政军统一指挥，湖南与河北的省党部主任委员都由省主席兼任，党政合并实际上是取消党部。这个现实的做法，对陈立夫不能说不是打击，然而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好像无动于衷，从种种角度看，归国后陈立夫是处于“隐居”地位，换句话说，以陈立夫为代表的CC集团，当时不能说是穷困潦倒，但说他们“静以待动”至少不过份。
同样地，在立法院中，也有类似的现象。虽然传说陈立夫在立法院中拥有350到400个席位，但从逐日的集会中，看不出他有多少集体的力量。因为当时立法院中个人主义笼罩一切，谁也不服谁，任何方面的人只要能出头，就必然受到打击。CC集团的人，自也不想在这种局面中有所作为，因为说政府好话不会得到舆论的好感；放大炮者遭人忌尚是小事，还会牵扯到政治纠纷，替自己找麻烦。于是，与陈立夫相同的作风，便渐渐传染到CC派的每一成员。在立法院集会中，除程天放、张道藩、肖铮等常说几句话外，很少看到陈派其他立委有任何活动。
国民党完成“改造”
1952年“双十节”，国民党在台北阳明山召开“七大”。会上，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政纲》和《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大会检讨了国民党存在的弊病：党的组织松懈，精神涣散，党纪废弛，党德沦丧，若干党的决议未能贯彻实施，遂致革命功败垂成，国家几于覆灭！现本党改造重建，前途日见光明，本大会全体同志于痛定思痛。。固应益加反省，对革命失败的教训，更当永志不忘。
这该是实践王阳明“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的“知行合一”学说吧！难怪把蒋介石要把草山更名为“阳明山”，看来蒋介石、国民党在台湾是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了。
大会通过了“反攻大陆”的决议，即：向中共进行心理、政治、军事等多方面的作战。“反攻大陆”的确是蒋的本心，也代表了部分人的意愿。他希望美国全力支持，但也感到不可能，便只要求“精神上支持便够”；他宣传中共是苏联的工具，但又多次说，反攻大陆时，“俄不会出兵”。
大会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选陈诚、蒋经国、张其昀等32人为中委，郑介民等16人候补。在随后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陈诚、张道藩、谷正纲、吴国桢、黄少谷、蒋经国等10人当选为中常委，张其昀为秘书长。
新的中常委的产生，标志国民党“改造”的完成。
原来的元老及文武要员怎样处置呢？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历史上有“得天下”以后“诛功臣”的古今经验，似乎还没有“失天下”以后如何对待他们的借鉴，蒋的创造是设“总统府资政”、“国策顾问”和”战略顾问”等闲职。
——是设立“中央评议委员会”，由吴稚辉、于右任、何应钦、钮永建、阎锡山、胡宗南、陈济棠等48人组成，名位甚高，实权无有，敬之以礼。”礼之大本、以防乱也”，古人已把这个问题说透彻了。
二是实行军官假退除役制度，公布的假退出役人员名单有：一级上将，阎锡山、徐永昌；二级上将：何键、林蔚、朱绍良、杨爱源；中将加上将衔：孙震、杨森、李品仙、罗卓英、钱大钧、刘士毅；中将加上将待遇：秦德纯，俞济时；中将：陈继承、周垒、韩德勤、万耀煌、熊斌、徐庭瑶、谷正伦、贺国光、刘汝明；。。中将计37人，少将80人；此外还有大批上校、中校和少校。
台湾官多兵少，这些将校们不宜再掌兵权了。
逃到台湾的国民党诸元老，纷纷遭到蒋介石的贬逐。有的因为与蒋有宿怨，如白崇禧在台湾如同软禁，当“国大”罢免李宗仁“副总统”之职时，白崇禧故意高举赞成罢免票，以表心迹。白这种“待决之囚”的处境，叫台湾同仁见了为之可怜。白崇禧和薛岳的家，都曾被蒋介石派人搜查过。何应钦到台湾只被任命为无实权的”战略顾问委员会”的主任，以后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阎锡山为国民政府在大陆担任了最后一届行政院长，到台湾后即住到台北郊外山上，写什么“反共”理论文章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