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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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稍稍平静之后，他又说：‘如果爸爸是胡说的，那么我希望他不要再错下去了，不能再错下去了’。吴修潢的性格似乎是比较内向的，在学校除了功课，他对课外的团体活动，一向无多大兴趣，而且许多想法也很不健全。他心中所念念不忘的，还是到美国去念书。他的爸爸临走时曾对他说：‘孩子你不要难过，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他仍寄予无限的希望。可是由于吴国桢在国外种种卑劣的行为，倒先作了儿子的罪人了。”
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时期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台湾当局为维护蒋介石和蒋经国的形象，曾策动“上书”、“声讨”运动，但结果也干事无补。
台湾内部的反应，包括“副总统”陈诚在内，都觉得蒋经国做的太过火。陈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尚难逃小蒋特务系统的监视，一般人的处境如何，可恩过半。吴出此下策，谁曰非蒋经国逼人过甚所至。
胡适在离台返美前说过这样一段话：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批评政府或许对于国家还有点好处，假使吴所讲的话有一部分是真实不假，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因其系出自吴国桢之口便拒绝加以考虑。。。假使那封信讨论到几项根本问题，其所发生的结果竟能使实行改革成为必须，那岂不是说对于国家倒反有了益处吗？
语虽委婉，但颇能代表台湾“沉默大众”的心声。
在王世杰事件和吴国桢事件的全部过程中，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始终是支持王、吴等亲美分子打击蒋经国。据悉，王世杰一被免职，美驻台大使蓝钦即认为是蒋经国的阴谋，马上向华盛顿密告蒋经国对美国的对台政策经常不满，如任其发展，可能成为“台湾铁托”。当吴国桢遭到张道藩的攻击和被免去“政务委员”职务后，美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罗伯逊向吴保证，在任何情形下吴皆可在美居住。
美国最大报纸《纽约时报》、有时反映国务院半官方意见的华盛顿《邮报》、亨利鲁斯的杂志，一向主张积极援蒋的斯克浦斯——霍华德报系以及拥护麦克阿瑟和塔夫脱等“孤立派”的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等均著文支持吴国桢。其中柏德逊——麦考米克报系和芝加哥论坛报老板麦考米克上校当听知吴被蒋以吴必须有两年的稳固职业才能给其子吴修潢去美护照为难时，曾立即聘请他做芝加哥论坛报远东部的顾问。
蒋介石在遭到吴的抨击后，曾怒骂吴“已在一个外国之庇护下空论及滥言民主及自由”，“与共党分子毫无互异之处”。但后来通过美驻台大使“劝告”蒋不要再行攻击吴国桢，继续下去对蒋不利，蒋只好无可奈何地下令禁止继续刊登攻击吴国桢的文字。美国方面之所以在蒋介石召开“国大”和改组“行政院”的期间支持吴国桢向蒋叫骂，也是为了压迫蒋多吸收亲美分子入阁。
吴国桢由盛而遽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是第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第二个重要的分水岭是，1954年12月3日“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在华盛顿的正式签字。
也就是说，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态势，台湾被列入美国防卫线中的一环，第7舰队开始巡弋台湾海峡，美国军经援助开始大批涌至台湾。“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生效，一方面束缚了“国府”的军事行动（实质上等于放弃反攻大陆），一方面也使台湾第一次真正有“安全感”，从而奠定了日后台湾经济繁荣之基。
在这两个先决条件下，蒋家父子决定牺牲“不合作”的吴国桢。吴国帧所鼓吹民主，在蒋氏父子的心目中，实际上等同于“叛乱”。再加上美国国务院有意扶植吴国桢在台湾“称王”的腹案，吴焉能不遭蒋氏父子的整肃！“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红极一时的吴国桢率先成了蒋氏父子权力重新组合、巩固下的牺牲品。吴案的余绪，一为台湾“立法院”通过“引渡法”，一为蒋经国调职。蒋经国的新职为“国家安全会议”副秘书长。暂时离开“总政治部”的前台，但更上一层楼，成了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头子。
遗愿绵绵无了时吴国桢把想说的话说过以后，重新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书斋。他的朋友刘宜良（著名作家江南）在谈到吴时，认为他没有染上那种“上台趾高气扬，下台牢骚断肠”的官场病，具有学人本色、名家气度。当官不成，再操旧业，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时常还作些学术讲座，所得收入以补家中开支之需。1967年，他离开居住多年的芝加哥附近的伊万斯顿，应聘前往乔治亚州的萨瓦娜阿姆斯壮学院任教，讲授中国文化，深受学生欢迎。到退休年龄时，校方应学生请求又续聘3年，薪金由学生捐助解决。刘宜良曾劝他在讲授之余撰写回忆录，记下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吴国桢表示：败军之将不足以言勇，不写。他说，他准备广集史料，埋头著述，立志写出传世之作。此作就是后来出版的专著《中国文化史》。
远离祖国的吴国桢，一直关心着故土上所发生的变化。对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决定实行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四化、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伟大决策，感到由衷佩服。正如他给友人信中表示的那样：“虽身入美籍，然仍炎黄血裔，能不为之欣然？”还说：“现在中共有一个空前难得的机会，为国家、为人民，创造一新的社会经济制度，这一点，我寄予厚望。”“中国照目前的情况进步下去，发展经济，下个世纪，将和美国、日本，鼎足而立。”一次和刘宜良论及往事，谈到现代史上的国共人物时，吴国桢以历史见证人的身分，把周恩来、邓小平誉为安国定邦之士。他说：“《邓小平文选》，我反复看了3遍，这个人我非常佩服。”这些认识、看法并非心血来潮、一时冲动。吴国桢作为过来之人，看到过封建社会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看到过南京政府官场黑暗、人民痛苦；他也听到了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声。经过在美国30余年的观察和思考，理性和良知使他正视现实，愿意向祖国靠扰。当初被国民党方面骂作“共产党同路人”的吴国桢，现在真成了“共产党同路人”。
晚年的吴国桢夫妇，有一事反复索绕心头，就是希望回国一游，亲眼目睹祖国新貌，1983年底，他的儿子媳妇借讲学之便先行回国，联系吴国桢回国具体事宜。根据吴国桢的愿望，当时的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杨静仁发出了邀请。原定1984年春东归的吴国桢、黄卓群夫妇，因黄卓群女士有病未能成行，遂推到同年9月。岂知6月6日，吴国桢突然病故在异国。
异乡难埋思乡情，吴国桢的心愿成了遗愿，永无了时。他只有神游故国，魂归大陆。这真是：“长恨绵绵思乡人，不尽哀思游子魂。”
第三节孙立人去职“王朝”芒刺1955年4月，在印尼万隆召开了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提出了亚非各国应本着“求同存异”的方针，加强团结，一致对敌。经过协商，同其他与会国一起努力，达成了基本上符合和平共处的十项原则，即“万隆精神”。
周恩来同参加会议的印、缅等七国代表团长举行会谈，讨论缓和远东局势，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周恩来严正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是美国造成的。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但任何谈判都丝毫不影响中国人民行使自己的主权——解放台湾的行动。并表明我国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方式和和平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尽可能的条件下争取和平解放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诚意和正确方针博得了国际舆论的好评，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会谈。这对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促成中美双方的相互了解起了好的作用。我国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一系列的胜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6年3月，蒋介石在接见美国合众通讯社社长时说：本人坦白认为：自由世界在亚洲冷战中，正遭遇失败，很不幸的，至少在亚洲，自由世界的外交已造成一种支持与鼓厨中立主义的印象。。。今日所谓中立主义，一方面使共产集团之收获益臻巩固，而另一方面使俄、共政治经济的邪恶势力之渗透发展，较前更为容易。而其最大作用，就是可使自由亚洲人民对于西方国家对共产主义所持之最后意向究竟如何，更感惶惑。故在亚洲赢得冷战之主要措施，为美国应有一坚定反共政策之表示。
蒋介石到底要求美国应有何种“坚定反共政策”？无外乎帮他“光复大陆”。但华盛顿的当政者，是现实主义者，比蒋介石清醒得多。反共保台可以。与八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战？决不冒这个险！蒋介石有怨气，可是，台湾小朝廷的存亡，又唯美国的庇护是赖，不敢太造次。
实质上，既有了“美、中（台）共同防御条约”为庇护，蒋介石已看出长期偏安的局势已定，他也就乐得在海岛上称孤道寡，安享天年了。要紧的就是如何稳定岛上的政局，发展岛上的经济建设，将最后这一点江山，妥妥当当地传给子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