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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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月20日左右，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收到吴国桢于1月15日从美国寄来的一份启事，要求台湾报纸给予辟谣。广告内容如下：桢远在国外，忽闻道路谣传，谓桢苟取巨额外汇，并云前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之去职与此有关等语，查桢此行来美，曾经由行政院陈院长批准，以私人所有台币向台湾银行购买美金5000元，作为旅费，此外并未由政府或政府中之任何人员批准拨给分文公款，桢亦未有此项请求，与王氏更从未谈过去美费用问题，桢闻此谣传后，已于1月2日以党员身分函请张其昀秘书长转呈总裁请饬政府彻底查明，公布真相。至桢在美生活，除夏间遵医嘱曾赴美国西部高山地带休养医治气喘外，自10月起即在依利诺州艾凡思顿城公寓旅舍居住，房屋两间另一小厨房，内子执炊，桢自洗碗，以旅费不敷，遂接受各方请求演讲，已接受者约20余处，每次讲费约450美金，一面借以维持生活，一面亦以国民一分子资格为国宣传，以演讲关系曾赴纽约四次，旅馆费用，由请演讲者供给，曾在所谓最华丽之华都饭店演讲两次，广播一次，但从未寓居该处，此间本国侨胞及美国友好均深知悉，勿庸置辩。查桢为国服务二十余年，平生自爱，未曾贪污，在此国难当头之际，若尚存心混水摸鱼盗取公帑，实将自觉不侪于人类，惟以道路阻隔，深恐以讹传讹，故特启事周知，如桢个人有任何劣迹，敬请国人检举，政府查办。这样一则广告，对当局并无冒犯之处，张其昀身为党的秘书长，应立即向蒋介石请示，并力陈拒刊或缓刊的利弊得失。殊料张是官僚，学会官场的太极拳，将启事交吴父，吴父跑遍各报，不得要领。
吴忍无可忍，再想到留台的儿子吴修潢，放行无期，亲情难遏。于是在美发表了对台的三点“政见”：（1）“除非吾人能在现行政治区内实施民主”，则无法争取台湾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全力支持，更无法争取自由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同情与支持。（2）目前的政府过于专权。国民党的经费，非来自党员，而靠国库支出，目的在永恒一党统治。
（3）政治部完全拷贝苏联，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取共产主义的方法’。”
吴的意见，知道内情的人，早见怪不怪，美国公众，当然闻所未闻，经吴登高一呼，美国的大众传播，如获至宝。报纸如著名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杂志如《展望》、《纽约客》、《时代》、《新闻周刊》等，无不争相报道。
隔海对骂国外闹得轰轰烈烈，台湾的报纸，只字不提。2月26日，身为“立法院长”的张道藩，始揭竿而起，和吴隔海骂战。
张和吴曾在南开中学同学，自称是“老朋友”，这天的发言，一面孔的春秋大义，且非常情绪化。指吴“反动”、“狂妄”，上海市长任内，临阵脱逃，反对“耕者有其田”的根本大计等等。公开招待记者，说吴“非法犯纪”，罪名包括：“擅离职守，拒办移交，私自滥发钞票，抛空粮食，并在外汇，贸易，林产等问题的处理上，非法乱纪，专擅操纵，有意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共达十三条之多。
第二天（27日）吴国桢在美立即威胁称，万不得已时将公开揭发台湾内部zhuanzhi独裁的事实。同时致函“国大”，攻讦蒋介石卖国集团一党专政、党组织与政治部控制军队、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六点。要求“国大”：一、彻查国民党经费来源，令“立法院”议定“政党法”，保障各方反共人士俱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二、撤销军队中的党组织及政治部；三、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确规定特务机构的权力，对于主持特务机构之人选，不得由当局派其亲属主持；四、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提讯者亲友之控诉；五、组织委员会彻查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能自由，并追究责任；六、撤销青年团特务组织。
蒋经国恼羞成怒，立刻又组织所有报纸杂志，利用社团、“立法委员”、省“参议员”以及学校、青年和军人的名义集中攻击吴国桢。台湾“中央社”甚至指骂吴为“共产党的同路人”。
另一位和张道藩搭挡上阵的是吴的湖北同乡陶希圣，陶撰《两把刀·杀到底》一文，刊台北《新生报》，口诛笔伐，“正气”凛然。
一片谩骂声中，惟独《自由中国》的一篇文章，较为心平气和。
“吴国桢2月7日及16日指摘政府的话，尚系空空洞洞的词句，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这些原属空洞的词句，现在一经张院长的质询，吴国桢已申言要举出事实以支持之。果如此，我们倒是欢迎的。但我们要强调一点，即吴氏如要举出事实，最好是回国来向立法院公开作证，如同1951年5月间联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被罢黜后向美国国会作证一样，堂堂正正地说出政见之争何在，并确确凿凿地指出我们政府有哪些不民主的事实，有哪些过于专权的地方，有哪些人认为对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这样一来，即不说其效果之如何有利于政治民主，就凭这个作证的本身，也可使我国政治向民主前途跨进一大步。我们该还记得，当时麦克阿瑟在其国会作证时所引起的‘杜鲁门麦克阿瑟大论战’，是如何显得民主国家的气派吧！我们对吴国桢作如此希望，希望其回国作证，正可觇验吴国桢的政治道德及其道德的勇气。”
可惜作者虽较其他台湾报纸的文章具有理性，却昧于世情，满纸书生之见。吴国桢果能堂堂正正地“向立法院公开作证”，他还要远适异邦吗？连出钱刊登广告的自由，如是拖延不决，要最高当局批准，复要求吴有“道德勇气”，岂非强人之难。倒是作者批评张道藩的一段，尚不失为谠言佳句。“张院长的质询，其内容是由立法院新闻室发布，刊载于报章的。其文字当与张院长当时所说的话没有两样。我们细读这篇文字，又不得不为张院长惋惜。不得不为一个作为民主国家的立法院院长惋惜。为什么呢？我想，凡是懂得‘民主不仅是指政治制度，同时也包括生活方式，更重要的还包括心理状态’的人，读到张院长这篇质询词，就一定感觉到一股非民主的气氛，洋溢在字里行间，尤其是被张院长使用的‘危害国家’、‘反动’等字眼，实在有点刺目。就我们所习知的，在民主国家中，对政府的批评、指摘，乃至于攻击，不仅是常有的事，而且是必有的事。但民主的政府从未以‘反动’的帽子，加在批评者指摘者或攻击者的头上，至于人民代表机关的主席，更不会骂他们为‘反动’。而且政府并不等于国家。批评政府的言论——也止于言论更说不上是‘危害国家’。动不动给人带上帽子，是共产党型的政治作风，民主的政治技术，压根儿没有这一套。”
台湾当局明知理亏，仍顽抗到底，3月9日，国民党党报以《吴案应究办到底》发表社论，硬指吴所谓“政见不同”，是“阴谋诡计”，意图使“法律问题转变为政治问题”。同时重弹外国自由主义污蔑台湾“独裁专政”的老调，说吴与“外国的‘粉红色伙计’携手”，“以自由破坏自由”。
兔死狗烹意在传子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院读书。。在大陆未光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作为事件的尾声。
“总统43年（1954年）3月17日令：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5月借病请假赴美，托故不归，自本年2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谣诼，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共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级官吏，负重要职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吴国桢的儿子吴修潢，后来通过美国驻台大使蓝钦求情，当局放人。但事件过程中，也深受其害，台湾报纸曾作如下报道：“自从吴国桢发表诋毁政府的言论后，却使吴修潢深深陷入苦闷之中，同学们的冷嘲热讽，使得他再也安不下心来研习功课，三天两次请假。为了逃避一部分同学的椰榆和白眼，他拿起父亲吴国桢的印章向学校要求转学，虽然经学校当局劝阻了，但是他的苦闷是可以想见的。他已是失去了蹦跳的活力，眼镜下是一双失神的眸子。问起他对他爸爸最近的言论有何感想时，他带着些愤怒和难以掩饰的痛苦说：‘那是我爸爸的事，我完全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愿意念书，其它什么问题我都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