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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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深切痛悔。等于说，孙固有罪，其罪可诛，朕宅心仁厚，不咎既往。
然而，演戏和作假，究难天衣无缝，《祖国》即以《孙立人案件献疑》为社论，提出下列疑问：（1）孙立人身为陆军总司令，“部下军官何止千百”，没有人可以担保，其中“一个共谍都没有？”以此责孙失察，“实在不合情理”。
（2）孙立人的去职，既不能以“失察”为理由，真正的理由，是说他在“军中作小组织活动”，但《祖国》作者提出一个疑问，“何以黄埔同学可以联系，孙立人所训练的学生不可以联系？何以别的将领可以进行军官联谊组织，孙主人则不可以进行？”
（3）有联系活动，并不表示准备进行“兵谏”，报告书仅根据几个下级军官的供证，引人入罪，是无法服人的。
（4）关于郭廷亮案件部分，无确凿证据，仅郭本人的供词，该刊认为有下列疑点：“既无证人，又无证物，是怎样破获他的间谍活动的？
既无证人证物，郭廷亮怎么会供认是共谍，自寻死路？
假如郭廷亮是共谍，一定在台湾还有同伙，给他下命令或接受他的命令；对中共方面，也应有通讯联络方式；何以他长期孤零零地无联系地进行工作？
郭廷亮的证供，是否可能‘苦打成招’，经过别人歪曲？
调查报告书，字里行间，‘用了很多假定的语气’，这种调查，和‘法治的精神’背道而驰。”
不明就里的读者，可能会反问：“为什么台湾的报纸，对孙案的公正性，未置一词？”了解舆论工具控制在“官方”手里的特性，那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台湾监察院”，煞有其事地成立以曹德宣、陶百川为首的五人小组，进行调查，可惜该项报告，始终未获面世，列为“监察院”密件“加锁加封”，甚至事隔多年，当事人陶百川要求借阅，均遭挡驾。个中蹊跷，应是本案的关键之一。
陶百川坦言，其“结果与其它机关提出的报告，颇有出入。”这“颇有出入”四个字虽含蓄，却具画龙点睛之妙。五人委员，天良出现，给蒋介石写一长函，为孙将军和郭廷亮等“剖明事实”，郭乃由死刑减为无期徒刑。郭廷亮判定“匪谍”罪而幸免一死，台湾无此先例，假释后，获准离台赴港，又是例外之例。自然，不是五人小组“剖明事实”的功劳，仅能说，蒋经国有好生之德。郭不幸为夹缝中人物，不死已属大幸矣！
用常情判断，孙有一肚子委屈，现实环境使他无法施展，愤世嫉俗，以至挺而走险，那是可能的。然而，孙军人出身，难道他一点机警都没有，对台湾的严密特务监视，茫无所知，敢轻举妄动，引火烧身？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孙和部下的联系有之，那是基于长官部下，心心相惜的朋友师道之情，不一定就是同谋不轨。
观全案，郭廷亮成为孙案主角，孙受郭的牵连，于是成为“兵运”的来源。即使报告书说的全是事实，中共要吸收郭为地下工作人员，也不能儿戏到仅凭一面之缘，即下达任务！
以“匪嫌”入人于罪的，如后来的柏杨、李荆荪等，不一而足，早是台湾上下铲除异己分子的故伎。其妙处在于，无人可代为伸冤，无人敢于闻问，训练有素的特务人员，有“认真作假”的本领，使用各种技巧，会让你自己挖井，自己往下跳。
孙立人受贬后，彭孟缉上窜，由中将御升二级上将，以黄埔六期的小老弟，继病故的桂永清为“参谋总长”，充分显示着蒋经国的势力，更见抬头。情治系统出来的人物，掌握台湾的军事大权。
孙案爆发前后，“总政治部”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且借重青红帮敌血为盟的办法，把个人崇拜推到新的高峰，可以解释为孙案的回响和补救，台湾统治上层的虚弱与恐慌暴露无遗。
幕后恩怨1988年，台湾报纸杂志掀起了一阵“为孙立人辨诬雪冤”的浪潮，一些幕后恩怨再一次被新闻界曝光。
三十三年来，孙立人一直被“限制”居住在台中市一栋日式洋房里，终日“诵经礼佛”，不问世事，生活受到有关单位的“照拂”，但没有个人自由，其心境之苦与际遇之惨，不言而喻。
孙立人家属透露，孙立人的“幽居生涯”过得十分恬淡。他晚年的心愿是希望他的长官能明白他的“处境”，宽有他“个性上”的缺失，相信他毫无“谋反”之意及“挟外力自据”的意图。然而，他的心愿未得到长官的谅解，相反的，他所得到的讯息，却是“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的沦调。当局婉转告诉他，若其中真有冤屈，日后“历史”自会还他一个公道。至于在“政治”上能否还他“清白”，却需要从长计议，毕竟，这其中的是非曲直，当局也有难以处理的苦处，希望他能了解当局的“处境”，不必在这件事上引起更多的波澜。
随着时光的消逝，“从长计议”的结果，使“孙立人”三个字逐渐为人们淡忘，而孙立人已是90高龄的老人了。当时对他“行为”颇不谅解的老“总统”，已长眠于慈湖十多年了；一度视他为政敌的蒋经国，亦于1988年1月13日谢世。这两位蒋“总统”的去世，无疑的宣告孙立人所身受的“冤屈”能获“平反”的机会已经非常渺茫。
据一位元老将领表示，孙立人的愤慨，值得同情。事实上，孙立人到底冤不冤？或许仅有两位蒋“总统”知道，而孙立人却不一定知道这其中的缘由。如果两位蒋“总统”在生前没有为孙立人澄清冤屈，未来也没有人会重视此事。
一位台湾当局权威人士表示，当年“孙案”的处置经过，是两位蒋“总统”亲自处置，除非他们生前将处置文件全数保存下来，或许还能还给孙立人一个公道。否则，在原始文件悉数销毁下，光凭“9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仍不足以洗清孙立人的“冤屈”。1955年8月孙立人去职后，时任“参谋总长”的彭孟缉，曾接获当局的指示，悉数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班”的史料与孙立人个人资料，以免引起外界的疑惧。故而现存孙案的处置报告，外界仅知“9人小组”与“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殊不知孙案的处置报告，一共有六份，依序为：参谋本部调查报告，这份报告由时任“陆军总政治部”主任高魁元、“总政治部”副主任蒋坚忍负责汇集，而由彭孟缉主持。该份调查报告做得十分详细，现存于参谋本部内，历任“参谋总长”未奉允准，不得私自阅览。
第二份报告，系“国防部”调查报告，由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马纪壮主其事，主要是提供给“监察院”“5人小组”参考之用，其机密程度不及参谋本部调查报告，现存于“国防部”。
第三份报告则是“9人小组”草拟的调查报告，也是引用最广的调查报告，毫无机密可言。
第四份报告，就是“监察院”“5人小组”的调查报告，尘封于“监察院”内，列为“极机密”文件。
第五份报告则是“军法局”审讯300多名军官的笔录，由当时任“军法局长”、现任“司法院”副院长汪道渊汇集而成。这份报告内容曾有部分外泄，后移存于“总统府”机要室内。
第六份报告，就是“立人专案”报告，由当时任“国安局长”的郑介民召集各情治单位主管成立“立人专案小组”的会议纪录。对孙立人于1947年10月来台训练新兵的过程，与人际之间及海内外之间的交往，都有详细的记载，唯该份文件存于何处，外人不得而知。
从上述六份报告的调查过程可知，“孙立人事件”并非是寻常的“政治”案件。其幕后所隐藏的是非恩怨，干事隔30多年后，令人无法理清其间的头绪。或许孙立人本人对于“兵变事件”都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甚至“兵变”部队的军事领导，如高魁元、阮成章，张国英、王永树、石觉、罗恕人、蒋坚忍、王多年、郭永等人，于事件后相继出任要职。相反的，不负实际责任的“总统府参军长”孙立人，却身受“重处”，而被“长期拘禁”，有人认为，这是老“总统”或陈诚的“阴谋”，但当时任凤山地区最高军事长官的石觉，却否认这项传言。
石觉生前曾将这次“兵变”的过程告诉某位国民党将领说，这次兵变并非是事先排练，也绝不是孙立人一手安排。还记得6月6日南部地区部队大校阅前夕，老“总统”还派专人前来指示一切，而后在6月5日，“总统府”警卫营部队南下进驻西仔湾地区；直到6月6日上午，才知道部队可能“出事”。不料，兵变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
对于石党的说法，当时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的易大德，与阅兵典礼指挥官罗恕人给予证实。而后易大德去职，二军团政治部主任一职则由孙立人一手提拔的将领郑果出任，以稳定军心。当然，许多将领认为，究竟有没有“兵变”之事，只有当时任第十军政治部主任的阮成章最清楚。因为举发兵变的人士就是阮成章。这也是孙立人于事隔30多年后，对阮成章仍“耿耿于怀”的关键所在。
据了解，“兵变案”发生后、当时任“陆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的高魁元，几乎长期驻节高雄，处理“内部”问题。而后高魁元唯恐“株连”过多，曾建议有关单位，尽速焚毁“第四军官训练”的资料，及“改叙”军校的期别与整编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