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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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尽管如此，他要求向苏联政府转达这个想法。
我回答说，我当然会把他的话报告我的政府。历时2小时的会谈有80分钟被用来谈这个内容。
从上述报告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蒋介石这时对于利用苏联方面的压力来解决共产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愿望。甚至与苏联签订互助军事条约问题同解决中共红军问题相比，占次要位置。但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却让蒋介石十分扫兴。本来蒋认为，他完全可以利用苏联支持中国统一，乐于与南京政府签订军事互助条约的态度，来迫使中共就范，通过莫斯科来解决共产党问题。不曾想，苏联竟一口回绝。这意味着，在莫斯科谈判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时机不成熟。事情明摆着，如果苏联继续为中共撑腰，在莫斯科谈判的中共代表的要价只能比国内高。与其如此，不如在国内与明显处于困境的中共中央直接谈判为好。这样一来，莫斯科的两党谈判就必不可免地结束了。尽管邓文仪1月27日离开莫斯科之前，还信誓旦旦地写信给王明，保证很快就可以回来继续谈判，结果却只能是泥牛入海，音讯全无。那一边自然让不明真象的王明大有上当受骗之感。一度冷清了两个月的“抗日反蒋”口号，又于1936年2月间再度高唱了起来。
数路并进找中共就在邓文仪受命前往莫斯科与中共代表团王明等人接触之际，同样受蒋之命寻找共产党线索的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属下的曾养甫等，也通过正在交通部工作与周恩来有过同学之谊的谌小岑，转经翦伯赞，找到了中共北方局的关系，并向后者秘密转达了希望具体磋商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关系、联合抗日的意图。
1935年12月底，中共北方局经过研究，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羽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秘密接触，宣传中共方针，探询对方真实意图。
1936年1月，周小舟、吕振羽与湛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谌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养甫的意图，首先拟就了一个具体的意见书，要求中共及红军放弃阶段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赞助其统一中国的努力，以便最终实现合作抗日。而周小舟等则根据中国共产党1935年《八一宣言》中所列十大纲领提出对案，并特别要求国民党方面首先作到以下四项：（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抗日爱国运动这次接触中，国民党方面明确表示可以考虑承认共产党在组织上的存在与独立，乃至释放政治犯等，在湛小岑拟就的书面意见中，他甚至表示可以划定一个特别区域来供共产党人实验诸如“集体农场”之类的理想。但其核心的要求毕竟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共产党必须同意：（一）协助联苏；（二）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三）帮助蒋先统一，后抗日。
蒋介石的“统一”与“合作”的条件及形式，在这里反映得十分清楚：“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的标准，就是依据国民党的军队和政权形式，把共产党的军队和政权“统一”到国民党军队与政权中去。
这自然要引起共产党代表的不满，周小舟认为：“很明显的，他们想要借苏联的力量以要挟日帝，以作投降的条件，也即是取得奴才的地位；又要借抗日的无耻欺骗，以完成其法西斯的统一”。
以曾养甫直接负责，由谌小岑出面与中共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所进行的会谈，虽然在实质问题上没有结果，但双方交换了通讯联络方法，为以后的进一步接触作了准备。会谈至1月下旬告一段落，周小舟返回天津向北方局汇报。
蒋介石在寻找中共的线索方面，可以说是多头并进，与中共北方局的接触只是其中的一头。另外还有董健吾和张子华两个线索。
1936年1月，南京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宋子文及陈果夫兄弟等分别通过宋庆龄等人先后找到原来属于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并分别于1月中旬和2月中旬委托董、张二人经西安转入陕北苏区，以便与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系，转达蒋介石政治解决两党关系的意图。
1月中旬，董健吾受宋庆龄之托，化名周继吾，并由孔祥熙给一个财政部“调查员”的身分，携宋庆龄用以慰劳红军的一大包云南白药及宋庆龄电台的呼号密码，赶赴西安，准备进入陕北苏区。由于雪大路阻，董在西安耽搁40余天。张子华于2月10日左右受罩振、谌小岑的委托，前往陕北，同时并带有罩振写给林伯渠的亲笔信。信称：迈园吾兄，别久思深，如何可言。目前吾人所负之责任日趋严重，而环境日益险恶。唯一认识，就是谁敌谁友；唯一办法，就是一抗一联。此真千钧一发之时机，不容再由误者也。弟与兄虽地角天涯，而革命精诚自信彼此一贯。某同志前来，切盼兄润兄等决定大计，完成孙先生之国民革命。弟不敏，当赴汤蹈火以从。书难尽意，诸乞亮照不备。弟鸣手启。
张子华于2月中旬到西安，与董健吾不期而遇。在西安，“剿总”司令张学良电询蒋介石证实董、张使命后，二人即由张学良用专机送至延安，然后再由东北军原619团团长高福源陪同，通过东北军的封锁线，于2月27日晚抵达陕北苏区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
当晚，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接见了董健吾和张子华。
第二天，留守瓦窑堡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博古正式接见了他们二人。二人称：此次使命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但实际负责的全是CC系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目的仅在于了解中共可以“输诚”的条件。若中共肯于向南京政府“输诚”，则蒋可同意：甲、不进攻红军；乙、一致抗日：丙、释放政治犯；丁、武装民众；戊、顷（倾）蒋尚有款。
二人还认为，南京国民党内部目前正在发生分化，CC系陈果夫等主张联共反日，曾扩情等则反对联共；政学系黄乳、王克敏等亲日，反对联合苏联与共产党；其余如冯玉祥、陈诚、孙科、张群、于右任、翁文灏等，则主张联共抗日。故形势对中共颇为有利。
对于蒋介石主动找中共谋求政治解决方案一事，中共中央作出比较灵活和积极的反映。周恩来于3月2日明确表示：“对蒋及南京方面，应答应派正式代表去”。不论蒋介石耍什么花招，我们都必须估计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蒋现时之弱点，抓住他找我之一环，向全国各方活动，并得与全国群众见面。这千载一时之机，万万不可放松。”至于谈判条件，原则上可依照前此宣言、通电中的主张，但应说明，有些条件在实行时可以协商，仅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根本主张，军事上则应声明红军愿意“东向抗日”及“集中军队与联合行动”。
正在山西石楼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参照周恩来的意见，于3月5日联名臻电博古等，决定向南京方面提出五项基本条件，作为联合抗日谈判的具体步骤和前提要求，即：甲。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乙。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丙。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迈进；丁。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戊。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之改革。
中共中央并非不知道蒋介石关于“输诚”、“统一”要求的实质内容，从当时李克农与张学良的秘密接触中，已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策略，即取消苏维埃红军，纳入三民主义的轨道，引进共产党代表于国民大会，在共赴国难口号下取消苏维埃制度与暴动策略，接受南京节制，以最后瓦解红军”。
为此，中共中央的对策也很强硬，即：对方提出取消苏维埃，我则提出取消南京政府，主张“全国人民公决”，并成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中就取消双方政府，建立人民公意的政府进行初步的讨论；对方提出取消暴动，我则提出取消国民党一切压迫制度、封建剥削，实行全国抗日，说明如此则自无暴动之必要。“否则，以暴动战争对付日帝与卖国贼是中华民族的神圣事业。”
董、张带来国民党的条件中没有取消苏维埃红军及其暴动政策的话，中共中央自然也不打算在自己的条件中提及这种问题。
3月5日，董健吾接到中共中央五项条件的指示，即刻与高福源一起离开瓦窑堡，经洛川返回西安再转回南京。林伯渠托董健吾带函给宋庆龄，感谢他慰问红军，并希望宋庆龄能够为红军征得部分财政上的援助。该信称：庆龄同志：不通音问，弹指十年。每从报纸得悉言动，知耿耿此心虽海角天涯而如在一室也。正值红军东进抗日之时，忽奉到先生珍贵慰劳品，万人欣腾，。。我在苏区负财政之责，已历四年，虽支出浩繁，限无陨越，只是大战开始，依靠全国民众“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无庸讳言。特寄来抗日基金筹募条例一份，收据一组，望大力为之筹焉。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对海外华侨宣言，佩仰其历来帮助中国革命之爱国举动。。。在我们率领广大民众走上神圣民族革命战争之战场时，爱国侨胞必然予以热烈协助也。旅旗在望，握谈有期，书不尽言，敬候明教。民族革命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