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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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渠三月三日于抗日后方瓦窑堡董健吾走后，张子华应张闻天、毛泽东等领导人之约，前往山西汇报工作。3月15日，张子华在山西石楼前线汇报了工作之后，返回到瓦窑堡，当日，林伯渠有信给罩振，张学良、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等，托张子华带回南京。信函说：别来十载，音讯久疏，远承惠问，欣慰无既。外患日亟，亡国灭种之祸迫于眉睫，凡属华族，应放弃襄昔政治上主张异同之清算。不问任何阶段、任何派别、任何团体、任何武装部队，一同团结，急起直追，以求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之胜利，海内贤能应同具此见解也。来示一抗一联，语重心长，确为卓识。惟吾人更有进者，则以革命胜利，不仅恃外之有联，而恃能发挥并善用其本身之能力，。。所虑者，吾不能发挥民力，而反妨碍民力之发挥。与敌战而自缚其手，欲不亡也得乎？苏维埃深虑全国志士空有冲天之愤，不及尽其能力。是以有召集抗日救国会议电所列举之主张。吾几读之，谅为同意。弟虽碌碌，亦为革命饱历艰辛。诗曰：兄弟阂于墙，外御其侮。。。翘首钟山，不胜悬系。
随着董健吾、张子华带着中共中央的建议先后返回南京，国民党谋求与中共中央的联络工作已告成功。由于双方仍处于隔绝的状态，只有董健吾口头转述中共的条件和林伯渠的信件作为凭证。当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到南京出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三人签名的信件时，更使国民党莫衷一是，不知谁能真正代表中共中央。直至4月初湛小岑等再托张子华进入苏区，于5月带回周恩来亲笔信之后，国民党开始把联络的重点转移到陕北。
相互试探阶段1936年3月底，周小舟和吕振羽相继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再度前往南京与民国民党代表接触，以探明国民党对于停战协议和联共抗日的真实意图。中共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并以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三人的名义致函曾养甫，表示了对政治解决国共两党冲突的愿望和对国民党政策的不安与疑惑。同时，刘少奇还托周小舟带去了他的一篇以陶尚行为笔名发表的有关中共统一战线新政策的文章。在周小舟带去的和谈条件中，根据红军东征的情况，增加了要求国民党停止拦阻和进攻红军。协商红军北上路线并提供给养的内容。
国民党鉴于周小舟带来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信件，开始重视这次谈判，在与周小舟、吕振羽多次交换意见之后，陈立夫和曾养甫等经过秘密磋商，并取得蒋介石的同意，向周小舟等提出了四项条件作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其内容是：一、停战自属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趋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文由国民革命军改编。
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
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
四、希望共产党的领袖来京共负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俄。
从文字上看国民党的四项条件，在统一军队和政权形式方面比以前灵活了。鉴于红军仍有重返内地之实力，国民党方面希望把红军进一步引向靠近外蒙的边境地区，远离中国腹地。此举既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省区，又可促使红军以外蒙为依托与日本冲突，从而造成苏联干涉，使日本再也无力南侵，可谓一举多得。
5月15日，国民党方面正式形成上述文件，曾养甫、谌小岑并分别有信复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等。只是因5月初又得到张子华自陕北转来周恩来和林伯渠的信件，邀请他们前往陕北苏区面商联合大计，故曾养甫、湛小岑二人遂将上述信件一式两份，一份交予周小舟，并附曾致毛、彭、周的信；另一份交给董健吾，并附谌小岑至周恩来的信。
谌小岑在致周恩来的信中写道：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然兄等尽可求其实质，而不必求其表面与名义。苟中日战争爆发，则现政府之组织势必有所变更，而加强其国防的性质，自不待言。军队编制与番号，自必重新组织，亦所当然之事实。欢迎抗日分子之参加，乃势所必然。故今日之问题，在如何方能发动此战事耳。就现势以观，欲求避免目前国内之矛盾，最好另辟新土。
苟合作成立，民主权利份属当然。唯党与军之行动，或须有所分别。此则根据此间当局之意旨，非弟个人敢有所主张也。
这封信实际上是对南京方面四项条件的一个较为具体的说明，它表明南京方面在军队与政权问题上并没有丝毫让步的打算。这种态度，自然是中共中央无法接受的。
果然，6月中旬，中共中央先后收到由董健吾和北方局转来的国民党四项条件，以及曾、谌两人的信。毛泽东说：曾养甫等人的信件及条件，“满纸联合抗日，实际拒绝我们的条件，希望红军出察绥外蒙古边境，导火日苏战争”。
当时，国共两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要想取得明显的进展，应当说是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共双方这时对对方都还缺少足够的了解，双方各自的立场和政策都还不够灵活，因而相互间的条件相差甚远。就中共中央而言，这时显然还没有放弃以苏维埃为中心来建立统一战线的立场，甚至还坚持着不久前在瓦窑堡制定的“抗日反蒋”的革命方针。因此，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条件一度充满反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说，中共中央下准备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接触，不打算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两党之间的问题。在考虑到自身的实力和明确规定了以“抗日”为第一位，而以“反蒋”
为第二位的方针之后，中共中央对于蒋介石南京政府的态度实际上是以后者对于日本侵略和对于自己的态度为转移的，他们显然并不反对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问题上与南京方面达成某种政治上的妥协。为此，当他们得知蒋介石国民党正在寻找共产党谈判之后，他们就希望这种谈判能够在他们所希望的条件下取得进展。因此，还在曾养甫提出四项条件，交与周小舟、董健吾等带回中共中央，希望双方进一步商谈之际，周恩来等也在陕北瓦窑堡致函谌小岑等，并托张子华将函带往南京等地，正式邀请曾养甫及谌小岑“惠临苏土，商讨大计”，“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他明确表示，希望谌等“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周恩来的信表明中共中央这时对于此项接触的存在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只是其根本主张仍未脱离得到共产国际七次大会认可的《八一宣言》的规定。
周恩来致谌小岑信称：十余年来，弟所努力，虽与兄等异趣，但丁兹时艰，非吾人清算之日，亟应为民族生存，迅谋联合。此间屡次宣言，具备斯旨，今幸得兄相与倡和，益增兴感。黄君回，面托代罄积愫，并陈所见，深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
养先生木为旧识，蛊代致意。尝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万一曾先生不便及来，兄能代表赉临，或更纠合同道，就便参观，尤所企盼。上信中的黄君即张子华，此时化名黄续。
周恩来在致张伯岑的信中，更明确提出中共对国共联合的基本主张：目前华北局势，非战无止日帝之迈进，华北沦亡，全国继之，救华北即所以救全中国。兄弟阋子墙，外御其侮，今日如能集合全国之武力与人力财力智力，共谋抗日，则暴日虽强，不难战胜。而民族战争之开展，端赖有一致之政省与军队。居今日中国，应不分党派，不分信仰，联合各地政府，各种军队，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以统一对外，并开抗日人民代表会议，以促其成。
由上所见，国共双方这时确有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愿望，但双方对于联合与统一全国武装力量的想法与意见，却有相当的距离。不过，由于周恩来发出正式邀请，特别是此后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对案，双方的接触和谈判毕竟结束了最初的相互试探阶段，开始进入正式交换意见的过程。
正式商谈6月下旬，周小舟等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再次来到南京，针对国民党方面5月间所提方案，正式提出了如下对案：一、为求中华民族之生存，C方确认：（1）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保卫中国华北、内蒙，并收复东北失地；（2）联合一切愿意抗日的党派及人民，共同奋斗，严厉制裁汉奸；（3）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释放一切政治犯；（4）与日本断绝交涉，并废除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条约，实行联合苏联及一切反日的外交。
二、在K方承认并确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放弃敌对K方的行动，K方停止围剿与封锁红军和苏区。
三、C方确认抗日战争须要有统一领导与指挥，C方提议在最近期间召集全国各党及人民团体（不论已立案否）共同讨论具体实现抗日联合战线之一切问题，例如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名称，红军及其一切抗日部队当然要服从这个政府的指挥。在K方执行第一条各项政策时，C方赞成K方在国防政府及抗日联军中占有指导地位。
四、C方在今天无意考虑取消苏维埃组织及红军之提议，C方也不要求K方及愿意抗日的其他各派变更原有的政治军事地位。但在将来，依据抗日战争的需要，C方赞成全中国真正民主的统一。
应当指出，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上述对案，较此前中共方面的历次主张以及陕北中共中央当时的态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