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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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张子华带着国民党的电台呼号密码和曾养甫及湛小岑的信件，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所在地。为了直接促成国共双方高层谈判，周恩来于8月31日和9月1日分别亲笔致信曾养甫和陈果夫、陈立夫等，首次表示愿意外出商谈。周恩来给曾养甫的信说：（前略）国难危急，是此非联合不足以成大举。弟方数年呼吁，今幸贵方所表同情者，复得兄出而襄赞。
救亡前途，实深利赖。弟方除已致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弟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诚意和愿望外，兹为促事速成，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承允面叙，极表欢迎，惟。。弟等外出不易，倘兄及立夫先生能惠临敝上，弟等愿保兄等安全。万一有不便之处，则华阴山麓亦作为把晤之所。。。为慎重秘密计，现仍托黄兄回报并携去较妥靠之密码，至呼号波长——如来约，凡机密事，统可电中相商。晤其约定，即希告黄兄先来布置一切，以便弟得代表弟方兼程前往也当然，周恩来更希望能够直接与负责与中共谈判的陈果夫和陈立人兄弟进行面谈，故他在给二陈的信中特地表示：敝方为了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
为了在国民党上层迅速造成便利于国共合作的气氛，这时，周恩来还分别致函胡宗南、陈诚等人，希望他们作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能力排俘议”，劝蒋“立停内战”，“重谋国共合作”，9月8日，毛泽东也分别致函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朱绍良、毛炳文、孙蔚如、李济琛、李守仁等人，并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他们为促成国共合作而尽责尽力。
9月20日，张子华辗转赶赴广州，在递交了周恩来的亲笔信之后，于27日面见了曾养甫。此时曾养甫再度说明了国民党对两党关系的基本条件，即7月14日正式提出之四条，表示只有在此四条的基础上，才能考虑允许中国共产党公开活动的问题，以及目前苏区政权在中央政府领导下继续存在和中共代表参加国民大会问题。他并明确强调：两党并非“合作”关系，军队也必须改编。同时，曾再度提出邀请周恩来外出谈判问题，因为曾说他们的行动过于引人注意。之后，张子华通过国民党的电台致电中共中央，称曾养甫仍然希望周恩来能够亲自来香港或广州，与国民党负责人谈判。10月8日，湛小岑更进一步表示已经为此准备好一切。他在致周恩来的信中说：翔兄赐鉴：读澄川兄携来各件，敬悉我兄同意晤谈计划，至为欣慰。西南问题之解决，足法此间南顾之忧，而加强对敌人抗战之态度。苟西北能于此时造成统一局势，则整个民族革命战线将赖以完成，联苏外交亦必实现。如是，则远东局势已可控制，日帝国主义之崩溃可期，弱小民族之解放可立而待也。此实转变历史行程千载一时之机，想兄等对于前次此间所决定之办法原则必能接受也。现办好太原行营护照六张，通告安全当可不成问题。谈话地点以在广州为最合适，因曾、陈二兄均在此，蒋先生在日内亦南来也。期间以十月底较妥，飞机往返需时不多，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亦宜早日解决。把晤匪遥，诸容面叙，弟当扫塌以欢迎。余由澄川兄面达。
颛此敬致革命的敬礼诸友及颖超姊前乞代致意弟岑十月八日为了便于中共高层代表成行，陈诚致电西北“剿匪”总部叮嘱放行。
10月9日，中共中央收到张子华于9月28日由广州发来的电报，当即复电表示同意，但要求以国民党暂时不进攻红军为条件，14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广州，称：（一）寇进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宁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候和议谈判集力抗日；（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若一面进攻一面谈判，似无此理；（四）在进攻未停止，恩来未出去以前，准备派在沪之潘汉年同志进行初步谈判。
21日，中共中央接广州方面20日来电，表示同意由潘汉年进行初步谈判，毛泽东立即于第二天电告潘汉年，要潘“直接去见陈立夫”。至此，国共两党问下层代表的接触和联络工作告一段落，高层会晤及谈判工作开始进行。
《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9月下旬，中共中央专门召集扩大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共产国际8月15日发来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政治指示”之后，就开始起草《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恩来带往谈判”。该草案显然是参考了中共中央北方局送来的他们在此前与国民党方面在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各种文件和双方曾经形成的谈话记录草案，具体他说明了中共中央关于实现两党合作的基本设想和基本条件。该草案主要内容如下：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鉴于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侵略之有加无已，危害中国领土主权之保全与民族之生存。一致认为，惟有两党合作并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实行对日武装抗战，方能达到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与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之目标。因此，双方派遣全权代表举行谈判，订立此抗日救国协定。
二、双方共同承认，互夫最大之诚信与决心，一致努力于下列之伟大的政治任务。
甲、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乙、实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丙、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三、为力求以上政治任务之完成起见，双方同意实行下列各项必要的步骤与方法：甲、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
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经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停止进攻红军与侵犯苏区，取消经济封锁，并承认经过单独协商，一方面调动进攻红军之部队离开现在区域开赴抗日战线，一方面划定红军必须的与适宜的根据地，给以必需的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供给兵员的补充，以便红军安心对日作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经过苏维埃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下令红军不向国民党部队攻击，承认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之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的指挥与统一的编制，红军担负一定之防线与战线。
丙、中国国民党方面承认改革现行政治制度，撤废一切限制民主权力之法令，允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惩办汉好与亲日分子，释放政治犯，释放已被逮捕之共产党员。中国共产党方面承认停止以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之言论与行动，承认在全国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召集根据普选权选举的全国国会时苏维埃区域选举代表参加此国会，苏区实行与全中国一样的民主制度。
丁、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在全中国未召集与民主政府未建立之前，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召集基于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举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之必要，此种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或国防会议有决定一切抗日救国方针与方案之权。
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迅速建立统一全国的军事指挥机关（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及由此机关采取真正对日抗战的一切实际军事步骤之必要。中国国民党承认，红军军事委员会及总司令部有选派代表参加全国军事委员会与总司令部之必要，并保证该代表等顺利进行其工作；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国民党人员在此种机关中占主要的领导地位。
己、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承认，为着实行真正的对日武装抗战，有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之必要，同时对日本以外之其他国家在不丧失领土主权条件下，应保持友谊并取得其帮助。
草案同时主张，两党中央应“各派出同数之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之机关”，并在忠实执行此协定的同时“双方均保持其政治上与组织上之独立性”。10月上旬，该草案正式形成，并很快由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带往上海。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上层人物中主张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统一抗日的倾向也日渐突出。宋庆龄、何香凝等于10月下旬正式提出建议书，征求附议签名，得到了孙科、冯玉祥等国民党重要领导人的积极响应。而蒋介石也直接了当地告诉冯玉祥，关于同中共关系问题，他已考虑很久。在他看来问题主要有三点：（一）人的问题，“这好解决，从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这好办，待我们实行宪政时，各党派都可参政，共产党当然不能例外”。
（三）军队的问题。“这是最不易解决的问题，谁敢去领导他们的军队呢？何况现在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送他们到外蒙古去吧！”
蒋同时还希望冯玉祥和其他人能够想到办法，使红军“能够服从统一与服从领导”。
显而易见，国民党内部这时是存在着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气氛的，而对于蒋介石说来，问题的关键只是在于军队，军队问题如能解决，其它问题都是次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