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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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初，陈立夫等人受蒋旨意四处找潘汉年谈判。8日，潘由沪到宁，而陈已由宁飞沪。经张冲安排，潘复于当晚乘车返沪。10日，陈立夫终于在上海沧州饭店与潘汉年开始了正式的商谈，据潘汉年的报告称：十日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致陈及蒋的信顺便亦文他。
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中共”，我给（说）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原（愿）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
第一，既愿开诚合作，我就好有任何条件。
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
第三，目前可保留三千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材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材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
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
潘当即表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的均非收编而是讨论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此设想！”这样来磋商合作条件，恐“尚非其时”。陈则表示：在目前这种条件下谈判确实一时难于成就。但他认为，如果周恩来能全权代表军事出与蒋先生面谈，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商酌，如从3000扩大力1万之数。考虑到双方立场相差大远，潘不再与之谈整个解决的条件，转而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然而陈立夫断然否定，称：这决无可能，因“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的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11月11日，潘汉年将与陈立夫的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12日，中共中央复电潘汉年，对于国民党方面谈判条件突然变得如此苛刻感到不解，要求潘汉年弄清楚“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中共中央电称：据张子华谓，曾养甫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党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
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但目前彼方条件却与此大相径庭，周恩来出动也无法接受。
一夜之间坐到谈判桌前在10月底，红军为实现打通国际路线，接取苏联军事援助的战略计划失利了，中共军事上正感到十分被动。此时对两党谈判希望颇高。故中共中央这时在谈判条件上不能不作出远比《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大得多的让步，甚至准备同意“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然而，国民党方面在接到中共中央给潘汉年的电报后，却很明确地否定了张子华转达的条件。陈立夫在19日与潘汉年的谈判中称张子华所说四条“纯属子虚”，并再度重申10日所谈的原则，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潘汉年报告说：（陈立夫）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先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分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变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接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职责在南京，与红军元关。我们可以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后方，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然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再作）考虑。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与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
显然，陈在前往洛阳面蒋说明情况之后，并没有能够改变蒋介石的想法。尽管张冲当晚10时又去找潘，对他说：上次所提红军保留3000，说的是目前保留红军番号3000人，其余的红军部队均由南京方面编遣。但张冲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蒋要如此安排。他只是说：“坚持10日所谈原则，实在是蒋先生的意思，陈先生个人也是左右为难。但他相信，如果周恩来能与蒋先生亲自面商，条件或有松动的可能，而且蒋先生也是坚持要求周恩来出来谈判的。据此，潘汉年当晚通过南京国民党方面的电台电告中共中央：据陈先生转达蒋先生意见：一、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二、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三、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
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中共中央在11月下旬接到潘汉年的这一电报，随即接连两电潘汉年，拒绝派周恩来前往谈判，并明确表示：国共十年对立，今求联合，完全是也只能是为了对日抗战，挽救中国子危亡地位，在当前则尤为保卫华北与西北，抗拒日寇进攻而有停止内战共同救国之迫切需要。彼方之同意谈判，其出发点当亦不能外此。
然如皓电所言，殊不见有任何之诚意，无诚意则失去谈判基础，只好停止以待他日。
中共中央决定，先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酝酿一处，发动一处，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在蒋尚有“围剿”红军之可能时，彼方必然步步进逼，要价日增，“此时实无谈判之余地”。
12月初，陈立夫与潘汉年再度谈判。陈立夫终于表示了一些让步，同意红军大部不由军方编遣，但只同意保留30000人，并坚持其它各点，对此中共中央再度表示拒绝，并决心不惜以战争求和平。
12月12日，由于蒋介石决心推行大规模的“剿共”军事计划，终于迫使早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等发动了西安事变，一举扣留了亲临西安督战的蒋介石等人。西安事变的爆发，使蒋介石计划的大规模“剿共”计划和把红军赶往外蒙边界的设想，一时间再无实行的可能。而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的公开结盟，更使蒋迅速以强大实现其统一中国的方针受到致命的打击。国共两党最高层的谈判在一种完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发生了。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先后与宋子文、宋美龄进行了直接的商谈，会谈虽然没有直接讨论到改编的意向和大致时间，以及南京方面通过张学良解决红军今后一时期的给养问题，从而正式承认了和平改编的原则。潘汉年与陈立夫几次谈判不能解决的停战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自然，蒋也如愿以偿地见到了周恩来，双方就最终确定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达成了共识，审时度势，蒋介石当着周恩来的面，同意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条件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于是，自1935年底至1936年初开始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与谈判，在经历了众多的周折几近夭折之际，竟于一夜之间达成了正式妥协。南京方面终于放弃了以武力摧毁或驱赶共产党到外蒙边境去的计划，坐到谈判桌前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了。
西子湖畔秘密会谈1937年的3月下旬，周恩来由陕北秘密抵达上海，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代表潘汉年会合，再由沪乘车来到杭州。这两位被誉为“谈判圣手、外交长才”的中共代表急赴西子湖畔，当然不是为游山玩水，而是要与蒋介石进行一场关系到国共合作、民族危亡的秘密会谈。
“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曾以中共的全权代表身份置身于这个巨大风暴的中心，斡旋于矛盾各方，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在西安，蒋介石对周恩来许诺：“我再不打内战，以后你可来南京与我谈。”但在张学良送蒋被扣以后，周恩来如果再去南京，蒋介石能否遵守信义，已使人感到难以放心。故毛泽东度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协商。”
然而，西安会谈历时月余，终因国民党内顽固派的阻梗而成果甚微。所以，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由他向国民党方面“申明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