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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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文灏默默无言。
于是，孙越崎回报李宗仁说：“如果你能亲自去一趟，他会同意的。”
李宗仁果然前往翁家面请。翁文灏又一次出山，担任了代总统府秘书长。蒋介石自1949年1月宣布“引退”后，住在奉化溪口。他表面上不管不问，暗地里却在布置排李反和，并且在作下一步的准备。他指使汤恩伯等人出面，下令把上海、南京等地工厂迁往台湾。对于迁不走的，就破坏掉。2月中旬，蒋介石给接任吴忠信的代总统府秘书长翁文灏发电报，邀请翁到溪口面谈。翁文灏征碍李宗仁的同意后，应邀前往。他原意是想见到蒋介石，劝蒋真正退休，完全放弃政务，“庶可停止内战，告罪国人”。凭着蒋介石和他多年的交往，他暗抱一线希望，也许蒋介石能够听取他的意见。几天后，翁文灏怀着彻底失望的心情，带着大儿子翁心源回上海了。在溪口，他看到蒋介石并非真正引退，而是实际上牢牢控制反gemin实力，加紧反gemin部署。他知道无法打动蒋介石，但决心再也不被蒋介石牵着鼻子走。但他在方便中做了一件有益的事。当时孙越崎已有投向人民之意，故意托辞不执行把南京五厂拆迁台湾的命令，引起蒋介石的不满，说他受了地下共产党的包围，翁文灏为孙越崎做了解释。
2月27日，由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四人率领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从北平返回南京。于右任、翁文灏等和各办代表到机场欢迎。以后，南京政府对于如何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由行政院长何应钦召集了四次会议加以研讨，翁文灏以代总统府秘书长身份参加。
4月1日，南京政府代表团前往北平正式谈判。翁文灏站在送行的行列中。他真诚地期望和谈成功。他希望能为和谈尽一份力量，以减轻自己的罪责。
翁文灏的希望再一次落空了！1949年4月20日午夜，中国共产党向中国国民党提出的在和平协定上签字的最后期限到了。李宗仁忽然反悔，拒不签字。翁文灏看到了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无可救药。
在南京城下的隆隆的炮声中，翁文灏悄然地到了上海。四五天后，他即动身飞往台湾。本来，他准备带着在中国石油公司任工程室主任的大儿子翁心源同行。行前两天，孙越崎劝道：“心源尚年轻，你何必害他呢？我看心源不要走了嘛。”翁心源听了孙越崎的话，也对父亲表示，自己不愿意到台湾去，并且说：“请父亲到台湾后，就让我的妻子和儿女回来。”翁文灏点头同意了。不久，翁心源的妻子、女儿回到了上海。
5月21日，翁文灏从台湾来到香港。这天，正好是钱昌照在党的安排下离港北上解放区的日子，也是孙越崎从广州逃到香港的第三天。但是，翁文灏到香港时，钱昌照乘坐的轮船已开，两位老朋友未能见面。
孙越崎见到翁文灏，问他来这里干什么？翁说：“我要去广州向李宗仁辞去秘书长之职。”
第二天，翁文灏即去广州。两三天后，他又回到香港。从此，他脱离了国民党政府。
“宁当战犯，不当白华”
“翁先生，吴兆洪和资委会的人都在大陆，钱昌照已经回去了，我不信也即回去，你的儿子、儿媳和孙女都在大陆，你和老父、老妻接到香港来，慢慢和共产党联系，得到许可，也回国内，阖家团聚，老朋友也可常见面。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鬼，请你好好考虑。”孙越崎语重心长地对翁文灏进行劝说。
“我何尝不想回去。可是，我的罪恶太大，不可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翁文灏叹了一口气，忧心忡忡地说：“我的问题，非得到毛泽东主席同意，否则不能解决。但这就太难了。”
孙越崎点点头说：“你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只要你有回国的决心，我认为有邵力子在北平，可以请他帮忙，也不一定没有希望。目前，最主要的是你要做两件事：一、必须从思想上，对台湾的关系一刀两断。蒋介石是利用你，发戡乱令，发金圆券，是害你，你应该恨他。二、快把老父、老姜接出来，到香港住，可以自由行动。时间晚了，想接怕也接不出来，万一将来不能回大陆，住香港也比住台湾好。”
在香港的周太玄、杨东莼也来到翁文灏隐居的铜锣湾石油公司宿舍，做他的工作。留在大陆的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得到中共上海华东统战部的同意，派戴世英来香港动员翁文灏回国。
翁文灏深深地为这些老朋友、老同事的热诚相助所感动。7月间，他回到台湾，悄悄地把老父、老妻接到了香港。
在翁文灏来往于台湾与香港时，孙越崎写信给和平谈判破裂后留在北平的邵力子，说明翁文灏也有想回大陆的意思，请邵力子多加帮忙。邵力子当即给孙越崎回信，表示愿意大力帮助。
翁文灏回大陆决心已定，马上写信要在上海的儿子翁心源来香港接祖父和母亲回上海。9月间，翁心源从上海来到了香港。
11月，孙越崎离开香港回到北京，带了翁文灏的一封表明心迹的信，交给了邵力子。只等中共方面有所表示，翁文灏就打算回到大陆。当孙越崎因糖尿病住院治疗时，钱昌照来看望孙越崎，对孙谈起：“我从报上看到，翁文灏从香港飞往巴黎了。”不到一个月，变化如此之大，孙越崎十分奇怪。过了几天，翁心源从香港来到北京，孙越崎才弄清真相。
原来，孙越崎离开香港不久，陈诚派人到香港正式“请”翁文灏去台湾，并对翁文灏说：“投共必有危险，世界大战必将再起，你要认清局势，不去台湾也要移往美国。”
翁文灏坚决不去台湾。但是，他想到杨杰将军在香港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之事，感到真有些不寒而粟。“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他临时决定飞往巴黎。这只是一种避难之策。回国之心未变。他不去美国而去法国，原因也正在在此。
邵力子、孙越崎与翁心源经过一番商量，决定把翁文灏的情况报告周恩来总理。周恩来表示同意翁文灏回到大陆，但须稍等些时候，以便向民主人士方面做些说服工作。关于战犯问题，周恩来解释说：这是新华社的消息，不是党和政府的正式宣布，翁文灏对此可以放心。
1950年初，翁心源从上海调到北京燃料工业部石油总局工作。周恩来指定一位秘书与他联系。翁心源与孙越崎同住在一个大院内，他们经常与翁文灏通信，向他介绍新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此时，翁文灏正在远离祖国的异域漂泊。1950年1月末，他从法国来到了英国。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他曾被接纳为伦敦地质学会外国名誉会员。
这次，他在英国的伯明翰大学住了20天，在伯明翰，他又接到了剑桥大学教授李约瑟的邀请电。李约瑟在抗战时期，曾旅居重庆，与翁文灏时相会晤。这次翁文灏应邀来到剑桥，访晤李约瑟，两个老朋友重逢，感慨万千。翁文灏看到这位致力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书架上摆满了中文书籍，案头放着《计然新书》、《齐物要论》，正在写作规模宏大的《中国古代科技史》，不觉触动了自己的思乡之情。他又似乎想起了在1925年说过“我们自己的材料、自己的问题，不快快的自己研究，以贡献于世界，却要劳他们外国人来代我们研究”的那番话，觉得自己不止是十二分的惭愧，简直是一百二十分的惭愧。
3月下旬，翁文灏回到巴黎。他一面历访法国地质界的老朋友，一面于闲暇时到巴黎大学地质学系及地球物理系的图书馆去读书。他深知自己在地质研究上掉队了，如果能用这个机会好好地补补课，未尝不是一件难得的好事。
然而，动荡的世界，纷坛的局势，异国的孤独，思乡的情怀，翁文灏时时感到无法安心读书的苦闷。
这年10月，美国雷诺金属公司致函翁文灏，以优厚的待遇邀请他为该公司顾问。一天，美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斯柏劳司突然找到翁文灏的寓所，面请他早日赴美。与此同时，美国地质调查所也来函邀请，美国矿冶工程及机械工程学会在来函中，通知翁文灏说：“将特别召开大会欢迎您的到来。”逃到台湾的原工矿调整处的一位副处长，也一再写信给翁文灏，“动员”他到台湾去。台湾当局不仅“关心”着翁文灏，而且，蒋介石还使出了一个“断绝后路”的办法。那是一年前，台湾发表了许多人署名的反共宣言，尽管翁文灏人在香港，不知此事，蒋介石却让人把翁文灏的署名亦列入在内。蒋介石企图以此迫使翁文灏无家可归，只能就范。
翁文灏面前摆着三条路：一条是到台湾去，这是他决不选择的。
第二条路，他可以到美国去，过那种“白俄”式的生活。
第三条路，回到祖国的怀抱去。“宁当战犯，不作白华”，翁文灏把第二条路也彻底抛弃了，选择了
第三条路。他写道：“归乡虽少把握，叛国决非素心。审顾国局，不应逃亡。宁冒艰辛，归向祖国。”于是，他给远在北京的儿子翁心源写了一封家信，告诉儿子说：“我心已定，不愿在外蹉跎时日，近日即将归来。”
翁文灏踏上了归国之路。他在自述其生平的《回溯吟》中写道：毅然一叶向东飞，不畏榛关与棘扉。
焕发光华胜昨日，亲睹邱壑是邦畿。
才惭舒国屠龙尽，身比令威化鹤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