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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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得回黄能转绿，松揪故土得凭依。
1950年12月，翁文灏从法国来到伦敦，准备乘飞机去香港。谁知，英国当局竟然以停发护照横加阻挠。在翁文灏的斗争下，终于在第二年1月初来到香港，并于当夜转到广州，由中共广州市委派人送到北京。
经过一年多的漂泊，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时，翁文灏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在北京火车站，翁文灏受到党和人民政府的代表们以及老朋友孙越崎、儿子翁心源夫妇等家属的热烈欢迎。他激动得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1953年1月8日，翁文灏写完了由58首七律组成的诗体回忆录《回溯吟》，回首往事，展望前程，他既惭愧悔恨，又欢欣鼓舞。他深深感激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和祖国人民对他的宽宏大量，在《回溯吟》的最后写道：自度辛勤卅载更，愧于政理失分明。
猿人演进惭多昧，军阀贪私痛久行。
枉历六旬虚用力，尚须多日苦收成。
愿从社会前途想，细绎史篇判浊清。
本是负有盛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在进入蒋介石政权之前，本来是一个负在盛名的地质学家。
1889年6月29日，翁文灏出生在浙江鄞县的一个富户人家。14岁，他考中了秀才。3年后，到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会办的“震旦”读书，主要学习法文和数学。1908年，翁文灏远渡重洋到比利时罗文大学攻读理学博士，专习地质、岩石专业。1912年，他以优异成绩获理学博士，成为我国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当时比利时的一家报纸惊呼：“最好的成绩被一个矮小的黄种人夺去了！”
第二年春天，翁文灏回到祖国。他在北京参加留学生文官考试，名列第一，分配为农商部地质科签事。
本世纪初叶，中国地质科学人才奇缺，人们对于地质学的重要意义几乎一无所知。当时，北京大学因为地质专业招不到学生，竟把原有的地质专业停办了。担任农商部地质科科长的丁文江为了培养地质学人才，把北大地质专业原有的图书、标本一古脑儿借了过来，开办了一个地质研究班，后来改称地质研究所。翁文灏和丁文江、章鸿钊一起，投身于造就一代中国地质学家的教学工作，讲授矿物学、岩石学两门课程。两年后，地质研究所一期研究生班的20多名学生结业，为造就中国地质学家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中，翁文灏充满激情的序言，至今仍放射着他的爱国思想光芒：我国地大物博，而生息休养于斯土者，不自研求之，自考察之，而坐待他国学者之来游迨，既知考察研究之不可已矣。而必要之知识，相当之经验，又不可不求学于他国之校与他国之师。孜孜研究者数年，劳劳奔走者数百千里，而于本国之地质仍不免于耳食之谈，隔膜之见，此诚未可讳言者也。地质研究所诸生未得更贤于余辈者以为之师，是诚憾事。然而以中国之人，入中国之校，从中国之师，以研究中国之地质者，实自兹始。登泰山而考片麻岩，涉长江而观冲积层，其胜于余辈为学时，不亦远哉！
“到处游踪欣涉跋，试从形迹溯源渊。”翁文灏极其重视野外实地地质调查和室内化验等科学实验。他在担任地质研究所教师期间，先后同丁文江、章鸿钊带领学生“三年之中从事于实地之观察者，北抵朔漠，南涉鄱阳，往来奔走，而不敢以室内之普通讲义及外人之已得成说自封。”1920年12月16日，甘肃发生8.5级大地震，死亡达20余万人。翁文灏闻讯，立即前往调查。当时，银元还不普及，他身上带着纹银，坐上一辆骡车，冒着严寒的北风出发了。由于行程十分缓慢，一路上饥寒交加，长期缺乏营养，赶到震区时已经患了维生素缺乏症，以致脚软得不能举步。但是，他坐在骡车上仍然坚持实地调查，终于完成了我国现代地质学家第一次实地调查大地震的创举。
地震调查归来后，翁文灏陆续发表了《甘肃地震》（1921年），《甘肃地震的历史记载》（1921）、《中国某些地质构造对地震之影响》（1922）等一系列论文，评述甘肃地震的频度和烈度，列出比较详细的地震分布表，对地震的起源提出构造成因的意见，并绘制了一张现在看来也相当合理的中国地震分布图，突出大地震和活的大断裂的密切关系。
翁文灏作为一个地质学家的卓越贡献，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他于1930年出版的《锥指集》一书，有通论，地质学、地震学、矿床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地理学方面的27篇科学论文，基本上包括了他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结晶。
翁文灏曾创立了东亚燕山运动的学说。这一学说阐明亚洲东部侏罗纪和白垩纪间有造山运动，至今仍是中国和东亚构造地质学中的重要篇章。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国造山运动也有欧洲阿尔卑斯运动的某些特点，提出中国也有“纳布”构造和“纳布”构造的重要经济价值。本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在“纳布”构造下盘找到了较大油气田，证实了翁文灏几十年前的创见的正确，引起了中国地质、石油方面研究人员的重视。
翁文灏还创建了中国矿产区域论，说明锡、钨，汞分带的理由。他首次提出我国成矿系列的概念以及他对成矿规律的论述，对后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翁文灏还担负了继地质研究所结束后成立的地质调查所的领导工作，长达十数年之久。在此期间，在翁文灏主持下，地质调查所积极开展了地震、燃料、土壤新生代等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许多活动是开创性的，在国际国内都很有影响。
地质调查所经费少得可怜，翁文灏对于“全所经费不及农商部欧人顾问”所支付的费用，极为愤愤不平而又无力改变现状。他只得紧缩开支，把十分有限的财力全部用于地质调查。他在任期间，上百人的地质调查所，始终只有两个非专门的人员：一个会计，一个杂务。他从不用秘书，所有的公私信件都是自己缮写，往往一早上写几十封，写得手腕酸痛，提不住笔为止。信写完了，他就到各研究室去考察、指导工作。1933年，所里经费稍有增加，下文江等同事见翁身体不好，工作繁重，劝所里置买一辆汽车。翁文灏说：“一辆汽车的费用，至少可以做两个练习生的薪水了。为我自己舒服而少用练习生是不应该的。”
长时期来，翁文灏就洁身自好。他留学归来时，家道已经中落。1920年前后，翁文灏的亲家、大女儿慧娟的丈夫张悦联之父张寿庸，担任了北洋政府财政部长。张寿庸请翁文灏去做税务差使，说：“这个差使，奉公守法的人，一年也可以有6万元的好处。你去一年，先把生活问题解决了，再回来做科学工作不迟。”翁文灏回答说：“谢谢你的好意。我的生活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多钱。”到了1921年，他父亲已经彻底破产。翁文灏上要赡养双亲，下须抚养7个孩子（大女儿出嫁不算），家里生活十分困窘。但翁文灏为了维护地质调查所创办初期同人相约不在两个机关拿全薪的原则，1931年代理清华大学校长3个月后，当会计科派人把1800元薪金送到他家里时，他竟然分文不受，原壁退回，做了清华学生的奖学金。
翁文灏以一颗赤子之心，站立在中国地质学界的前沿，努力奋斗，获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个时候，他不关心政治，不过问政治，政治却来找到他的头上。可惜的是，找他的是现代中国历史上黑暗政治，其代表人物是蒋介石。
牯岭之行与武康之难翁文灏与蒋介石相识，始于他的牯岭之行。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钱昌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担任常务次长兼国民政府秘书。
这年冬天，钱昌照每天上午在教育部工作，下午到蒋介石住的地方与蒋一起会客。一天晚上，钱昌照向蒋介石建议筹办一个国防设计机构，并且解释说：“国防设计应该是广义的，其中包括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及粮食和专门人才的调查等部门。”蒋介石似乎很感兴趣，连忙问：“哪些人可以担任这些工作？你拟一张名单交给我看看。”
十几天后，钱昌照把拟好的一份名单交给蒋介石。接过名单，蒋介石的双眼在四五十人的名字上溜来溜去。他看见在军事方面有陈仪、洪中、杨继曾等，国际关系方面有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教育方面有胡适、杨振声、张其昀等，财政经济方面有吴鼎昌、张嘉璈、徐新六、陶孟和等，原料制造方面有下文江、翁文灏，顾振等，交通运输方面有黄伯樵、沈怡、陈伯庄等，土地及粮食方面有万国鼎、沈宗翰、赵联芳等，其中许多人不曾相识，连名字也是第一次见到。他不住地指指点点，向钱昌照问这问那。然后，在军事方面人名旁边，用笔添了林蔚。他对这张没有宋、孔和二陈的人，也没有当时在国民党政府负实际责任的人名单表示同意，又嘱咐钱昌照：“请钱先生和这批人谈谈，再选一部分人和我见面，或者算是讲学吧！”
第二年夏天，翁文灏应邀从北平来到牯岭，与蒋介石相见。他与蒋介石同为浙东人，虽素不相识，但这第一次见面，却相谈甚洽。
翁文灏在谈到国家大局时，言辞恳切地敦促蒋介石说：“政府诚然有保全整个领土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