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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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由东北而进侵华北，亦必由华北进取长江，社会人心，都怕政府苟安一隅，不肯负全国责任，因此愈感恐慌。此为目前存亡所关，如果政府负起这个艰巨责任，必能取得全国拥护，增加新的力量。而且有了这种重大任务，那么经济建设等具体工作，得有确定目标，也可易于集中推动。至于政府工作，我并无专长，惟历年调查矿产，于主要富源，尚知梗概。”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向蒋介石讲起全国自然资源的分布概况。蒋介石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听完之后连声称道：“好！好！”过下一会儿，又对翁说：“翁先生，我要以巩固国防为己任，因此，设立一个国防设计委员会，延揽贤才，筹划各项工作。你是国家之栋梁，我希望你能多出主意，给我以实际的帮助。”
翁文灏完全被蒋介石所迷惑了。他天真地认为，蒋介石虽是一个军人，但尚能认识保全国土的责任和为此礼贤下士。这一错误看法，便成了翁文灏从一个致力于地质事业的科学家落入战犯泥坑的潜在思想根源。
这年10月初，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
蒋介石自任委员长，要钱昌照担任副秘书长，而准备委任二陈的叔父、百分之百的官僚陈其采当秘书长。钱昌照反对陈其采担任此职，面向蒋介石提出异议。
“那么，你看什么人比较合适呢？”蒋介石问。
“翁文灏先生可以胜任。”钱昌照的提议，马上得到蒋介石的同意。
然而，翁文灏却没有同意。他向蒋介石回复说：“我并无分头接洽各项事务的能力。况且，地质调查所是一个穷机关，我不能脱离这里。”后来，国防设计委员会改为资源委员会，蒋介石再次要翁文灏出任秘书长，翁文灏仍力辞未受。尽管如此，翁文灏心中却对蒋介石产生了知遇之感。
1934年初，翁文灏去浙江长兴调查油苗。这次调查中发生了一个意外事故，翁文灏险些丧命，那是2月16日，春节即将到来，驾驶汽车的司机多喝了几杯酒，行至武康桥上时出车祸，坐在车上的翁文灏当即因流血过多而不省人事。
消息传到北平，翁文灏的一位朋友写信给胡适说：“如此天才，如此修养，岂但是一国之瑰宝，真是人世所稀有！”还有一位朋友说：“翁咏霓（翁文灏的字）是50万条性命换不来的。”
当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刊出这些溢美之辞时，一位叫“子明”的人写信给胡适，讥笑说他们是“台里喝采”，“互相标榜，未免有点肉麻”。为此，丁文江写了《我所知道的翁文灏》，甚多赞誉，“差不多是一篇身后的墓志”。丁文江此文又引来了许多读者来信。其中一封长信责备翁文灏辞官不就，是“放弃了他不应该放弃的责任”。还劝说翁文灏：“不可狃于世俗结习，以为一入仕途，便有‘晚节不终’的危险；而正应上台去移风易俗才是。”
几个月后，从武康之难中康复的翁文灏读到这样的信，不由地很受感动。读者的敦促，蒋介石的拉拢，以及他对蒋介石的期望和知遇之感，诸般因素溶为一体，对翁文灏踏入蒋介石的政权产生了一种推动力量。这时，他对自己“只事研究不干国事”的一贯作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怀疑。从怀疑到摆过去，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距离。
失足的爱国者日本侵略军步步进逼关内，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然而，一心内战的蒋介石不顾外患临头，大敌当前，亲自坐镇江西，调兵遣将，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组织反gemin的“围剿”。
翁文灏从北平给蒋介石拍了一封电报，以忧虑的心情告诫蒋介石说：“华北将失，勿忘国计。”
蒋介行接到电报后，不日动身北行，在保定停车，于车中约见北平的知名人士。见到翁文灏，蒋介石一再表示说：“政府决不放弃北平。”其实，蒋介石根本没有抗日的打算。
1935年10月，蒋介石约请翁文灏任行政院秘书长。同时，被任命力行政院政务处长的有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何廉等人。一时间，这批人被称为“学者从政派”。
蒋介石的目的，不过是利用翁文灏等人的名声，给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府装璜门面，欺骗人民。但是，首先受欺骗的是翁文灏本人。蒋介石冠冕堂皇地对翁文灏说：“日本内侵愈急，你在南京政府受一官位，以便我们有事随时面商。”蒋介石“为了抗战”的这块假招牌，打动了一颗真正的爱国心。从此，翁文灏正式加入蒋介石政府。这是他失足的开端。
1937年4月，蒋介石派翁文灏以行政院秘书长名义，加入孔祥熙任特使的外交团体，趁赴英国祝贺英王加冕之机，到欧洲历访英、法、德及苏联各国政府人士，探询对中日危机的态度。正当翁文灏在苏联访问时，“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了。这年9月，翁文灏从欧洲飞返南京时，日本侵略军的铁蹄已经踏进上海。目睹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人民惨遭蹂躏，翁文灏心中充满悲愤。
翁文灏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为此，当国民党政府移至武汉后，他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于1939年1月担任经济部长，兼任并入经济部的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工矿调整处处长。
蒋介石也已经不满足于只是让学者从政，他还要把可以利用的学者进一步拴住。新组成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各部长中，只有翁文灏、张嘉璈不是国民党员。于是，蒋介石指令国民党中央党部，一定要把这两个人拉入国民党内。蒋介石严词厉色地告诉翁文灏：“我已经向党部正式推荐，因此，你们一定要接受勿辞。”于是，翁文灏成了一名“钦点”的国民党员。
翁文灏就任新职后，立即着手进行建设后方工业基地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组织战区各地工厂、煤矿拆迁机器，迅速内运，择地重建。尽管翁文灏多方努力，主持人员和技术人员、工人不畏艰险，迁到内地的工厂却数量极少。诚如翁文灏在1937年12月22日《再致地质调查所同仁书》中所述：“中国从前太信任上海的外国租界，许多工厂都开在那边，内地许多富人的财产都搬在那边，只图一已的苟安，而放弃了全国的大局。此次战事却使东南富力大半灰烬，政府尽力协助，只搬回了工厂120余家，设备总价约计1万万元，其他许多一时措手不及。”
为解决后方燃料短缺的燃眉之急，翁文灏一只手抓住煤，另一只手伸向石油。他派地质学家孙健初等7人，到甘肃玉门老君庙进行石油地质勘探。为了在玉门油矿钻井，1948年在汉口他还同周恩来商定，调了陕北者根据地两部冲击钻机去玉门钻探石油。1962年，周恩来总理在大庆接见石油工作者时，追述了当年亲自批准派钻井队的过程。就是那些钻井队，打出了玉门油田的油井。这个油田不但为抗日增添了一份力量，而且也成为世界石油地质史上一个非海相油田的重要先例。这一非海相生油观点，为全国解放后大庆油田的发现拔除了理论障碍。
翁文灏致力于抗战所需的后方工业建设，虽然得到了来自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人民的大力支持，得到了国统区的广大爱国人士、科学工作者和工人的大力支持，仍然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些阻力和障碍，完全来自于他所从政的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大发“国难财”。抗战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要建造叙昆铁路，与法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的代表磋商借款办法。不料，宋、孔两家死力把持的建设银公司与法国资本家串通一气，无理要求铁路两旁的开矿权。翁文灏拒绝说：“造路与开矿性质不同，不应并为一事。”然而，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矿权，绝对不能帮助造路。”面对如此之个，翁文灏只能摇头长叹。
与四大家族肆无忌惮的巧取豪夺的行径共存并行的，是蒋介石法西斯特务组织无孔不入的破坏活动。翁文灏任经济部长和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时，任用了一批有爱国思想和事业心、为人正直、品行良好的高级职员。但这些人连人身安全也全无保障。1942年，章元善、吴闻天、蔡承新等忽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拘捕审讯，翁文灏提出质问，戴笠拒不作答。翁文灏愤慨之极，直趋蒋介石注地，向蒋介石说：“我既不了解军统为什么抓人，也不知道被抓之人有什么问题，无法向人们说清。我面请辞职，望能照准。”蒋介石“王顾左右而言他”，既坚拒不允翁文灏辞职，也不命令戴笠即行释放拘捕之人。翁文灏真是欲于无力，欲罢不能，内心苦不堪言。
翁文灏的高足朱森之死，是他最感痛心的一件事。1942年，在重庆大学任职的朱森，经翁文灏推荐，又在重庆沙坪坝的中央大学兼任地质系主任。当时，法币贬值，物价上涨。一般教授每月配给五斗平价米，算是特殊照顾。恰逢朱森带领学生外出调查之日，两校各发给他五斗米。朱森本人并不知道此事。特务闻讯后，秘密告发朱森“贪污”。教育部长陈立夫竟无理斥责朱森，并以教育部名义命令朱森免职。一气之下，朱森的胃溃疡骤发、不治而逝。
在中央大学饭厅，各界人士为来森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以示对国民党当局抗议。追悼会那天，饭厅上挂满了挽联，气氛格外悲哀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