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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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于右任病逝87岁的于先生于1964年8月12日因感冒及眼部浮肿等症，住进了台北“荣民总医院”疗治，病情曾一度好转，后来又发现有肝硬化症，病势转趋恶化。11月10日晨呼吸突然急促，血压迅速下降，曾一度进入弥留状态。经过医师注射血压升高剂急救，心脏跳动始回复规则。但终因年事过高，延至晚间8时08分而溘然长逝。
国共两党能够再度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富强，一直是于右任先生晚年的心愿。台湾和大陆，台则国家兴，分则民族损。现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的倡议，犹如春风吹拂着海峡两岸，全球爱国的炎黄子孙无不竭诚拥护。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我们可以深信，在大陆和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促进下，于右任先生生前的宿愿——祖国的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第五节陈诚遗嘱未提“反攻大陆”
临终留下三点遗嘱1965年2月27日，台湾“中央社”公布一则陈诚病情，全文如下：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37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54年8月，副总统食量突呈异常之增加，同年9月发生持续性病变，疲乏以及出汗诸症状，但尚无肝病之症状，惟在10月间肝脏发现肿大，此后数日连续之检查，发现肝脏增殖甚速，由于此项肝脏之增殖，癌症之诊断已明显，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作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奉总统指示，组织医师诊疗小组为副总统诊治，并立即寻求海内外对此症有名望之专家对于治疗上之意见。数位专家曾延聘会诊，经会商结果，一致认为目前对肝癌一症，尚未实验上之治愈方法，因此，医师诊疗小组及各顾问医师决定治疗之准则及主要任务，均为安排如何使副总统获得安适，所有治疗之方法均循此原则。副总统于数月来历经克服几次濒危之病况，在忍受最少之痛苦下，度过近似常人之生活。
1965年3月3日上午，陈感重病不起，命29岁的长子陈履安取来纸张笔墨，想亲自写下遗嘱，无奈腕力不济，便口授由陈履安笔记：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之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
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
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在台北官邸病死。
由于他的遗嘱没有提到“反攻大陆”，台湾当局要修改发表。陈的夫人说：“要就不发表，要发表必须原文。
6日，台《中央日报》照登了陈的遗嘱，但未加论评。同一天，台湾的各报纸都用大量篇幅刊出了对陈一生的评论及陈为蒋所做的各种各样功德。《中央日报》评道：陈副总裁的信条至为简明。守原则，没有例外。定政策，必求其贯彻。
为此曾得罪于人，而人亦无可怨怒。为此曾遭受挫折，而任何挫折皆不足以摇撼其决心。
《联合报》说：关于陈副总统毕生伟大的事迹与丰硕的功勋，自当宣付国史，彪炳史册，非本文所能及。而我们对于陈副总统最为感戴永志不忘者，乃以台湾作为三民主义模范者也罢，作为反攻复国根据地也罢，其能有如今日之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政治的进步，军事的壮大。。固由于蒋总统的英明领导以及全体军民的共同努力，然躬与其事，直接主持此一艰苦奋斗历程、转危为安、扶危定倾、励精图治、惨淡经营者，当推陈副总统为第一人。
《征信新闻报》则称：陈副总统服务党国40年期间，是现代中国由混乱而统一；再国外寇而由统一趋于分崩；最后复由分崩离析重归入坚强团结局面的时候。陈副总统在这个期间内，除了表现出他坚毅勇气和卓越的军事、政治两方面才能以外，还表现了他永久不渝的对国家对领袖的忠诚。现代中国政治圈内，陈副总统是一位特殊人物，他的不阿众苟同的性格，使他在早年革命时期便赢得了刚愎的批评。然而，这也正显出他的坚定勇敢性格的一面。而这种坚定勇敢才能够在众人指为不当，只要他问心应该如此，还是毅然独行其事。我们感觉，在今天这泄杳成风的环境中，他的坚强自是的性格与忠于自己良心的勇气，是一剂矫时良药，可惜我们已失去了他。
夺台沧桑新闻谋体的评价，自然是歌功颂德。但做为蒋介石的重臣，陈诚为建立台湾这个“小朝庭”，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1945年是台湾历史的转折期。8月15日日本总督安藤利吉对台湾的日本军民宣布天皇“终战治勒”后，拥有10个师17万精锐部队的日军台湾司令部内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一派主张接受诏令等待盟军接收；而以少壮军人为主的另一派则认为在台湾的日本军队丝毫未损，岂可不战而降？
这些争议，迫使安藤总督不得不出面劝告少壮军人不得轻举妄动。但是一部分少壮军人仍不死心，遂有计划联合台湾士绅，在盟军未到前，宣告台湾独立。
这些少壮军人透过“嘱托”（顾问）许坤泉联络台湾全岛知名人物——林献堂、林熊征、许丙、简即山（四人1945年4月被选为贵族院议员），及辜振甫，会集于草山（阳明山）的日本少壮军人指挥部，商议有关“台湾独立”的事项，除林献堂虚与委蛇不置可否外，其余人则紧密与这些少壮军人联系。
安藤总督坚持不可轻举妄动，迫使这些顽固的少壮军人计划流产。
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大纲”，任命陈仪为长官，筹组长官公署的人事。
陈仪筹组的长官公署成员，以他福建省主席（1934——1942）任内所识拔的浙江、江苏、福建人士为主，再点缀几个他比较熟悉的台湾籍中下级行政、军事官僚。内地成员是秘书处处长夏涛声、民政处处长周一鹗、财政处处长张延哲、教育处处长赵乃传、农林处处长赵连芳；工矿处处长包可永、交通处处长严家涂、警务处处长胡福相、会计处处长王肇嘉。台湾籍人士则有财政部特派员游弥坚、外交部特派员黄朝琴、台北州接管主任连震东、高雄州接管主任谢东闵；两位台籍将领则是出任台湾警备司令部第一处处长苏绍文（上将）、副官处处长王民宁。。。
这些台籍人物便是所谓的“半山”，他们的共同特征都是离开台湾一二十年以上，有一个外省籍的夫人，在国民党政府担任中级职位的行政、军事干部。
陈仪的接收部队进入台湾后，了解到这段演变后，立即以“叛乱”罪嫌将许丙、简即山、辜振甫、许坤泉逮捕入狱。他们的禁闭，提供了“半山”发展的机会。
国民党接收部队象蝗虫一样，啃光日本人所遗留的一切，首先是囤积在各码头、车站仓库，足供20万大军生活两年的大量粮食，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报销殆尽。接着的，是饥渴地填补任何一个日本人所留下的职位，甚至扩充编制。因此，日本人仅用18300人能运转的行政工作，陈仪长官公署最少估计也使用43000人以上，每个处长、局长、科长级人物，都有个人的部下和一大群亲戚朋友在支领薪水。
日本50年殖民统治所留下的数万幢的房屋，40万亩土地，及银行、工厂、戏院等账面价值156亿日元（20亿美元）以上的庞大公私资产，更是各方争夺的目标。由陈仪的九大处共同控制、指挥的“日产处理委员会”，便集体处理这庞大资产，来满足各方的需要。
当年的台湾，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实是东海中的金银岛，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几十亿（美元）可用来复原、重建的资金、资源消耗殆尽，台湾的工厂停工，商店关门，物价更是节节高涨。
衣锦还乡的“半山”人物在陈仪的任用下，黄朝琴出任台北市长，刘启光任新竹县长，谢东闵任高雄县长。他们在短短的几个月内，便成为地方举足轻重的人物。
1946年4月的省议员选举，当选的“半山”议员仅有黄朝琴、李万居、刘兼善、郑品聪四人。但是黄朝琴在陈仪的支持下，逼退了最有声望的林献堂而当选议长。李万居则同时当选副议长，加上连震东担任参议会秘书长，省参议会的议事可以说落入“半山”的掌握。
同年8月的国民党参政员选举，“半山”的林忠以最高票当选，林献堂则落为最后一名。11月的“制宪国民大会”代表选举，11名区域代表中，“半山”也取得黄国书、李万居、郑品聪、连震东四席。
接着台湾的三大民间银行彰化、商工、华南改组。中部资本的彰化银行由林献堂任筹备处主任，南部资本的商工（改名第一）银行则由黄朝琴任筹备主任，北部资本的华南银行最初由板桥林家的林熊征任筹备主任，后因林病故改由刘启光出任。
因此，借着长官公署的支持，“半山”的势力隐然开始掌握台湾的政治、经济资源，而成为台湾新兴的集团势力。
1947年5月魏道明上任后，陈仪的旧部大批返回大陆，只剩下财政处长严家涂出任省财政厅长。魏道明的16个省府委员中，引进了8名台湾籍人士，他们是：丘念台（兼民政厅长）、游弥坚（兼台北市长）、李连春（兼粮食局长）、林献堂（兼通志馆及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南志信（山胞）、陈启清、杜聪明、刘兼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