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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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延■任行政院长时，与蒋介石为腻友，经常到蒋官邸漫谈，每来必须携曼怕同行。曼怡口极甜蜜，称蒋为爸爸，称宋美龄为妈妈。蒋氏夫妇极为钟爱，视为已出。
谭死后，曼怡经常在蒋氏跟前。蒋氏夫妇自然要为干女儿选择“成龙快婿”。决定在年轻将领中，以胡宗南，陈诚两人择一而配。最后商量决定嫁给陈诚（这是曼怡自己嫁后语人）。
尽管胡宗南的年龄比陈诚大，但没有结婚，又是黄埔军校的一期学生，是“天子门生”，对蒋忠诚不贰，可以放心。陈诚年较小，但已结过婚，蒋考虑到陈诚早期与邓演达关系极深，以后才投靠自己，为了笼络，因此决定许配给陈诚。
蒋氏夫妇商量内定后，征询曼怡本人意见。谭问“现居何职？”宋美龄回答：“军长。”其实当时陈诚只是11师师长。谭又问：“是哪一军？”蒋介石在旁补充一句：“18军。”谭俯首无语。蒋事后擢升陈诚为十军军长，宣布陈诚因讨伐阎、冯有功晋级。
尽管一切都很顺利，陈诚与谭祥还是于1932年1月1日在上海举行婚礼，证婚人为蒋介石。男方由杜志远主婚，女方由谭泽■主婚，婚礼极为简朴，不登报，不发贴，不请客，不收礼，不铺张，只是举行仪式。来宾以谭宅方面者为多。新婚之夜，乃兄谭伯羽与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酒后兴浓，要闹洞房，深夜不离，陈诚请杜伟打圆场，说好第二天再闹，才罢休。
曼怡性格温存，磊磊大方，生活简朴，婚后夫妻感情弥笃。
陈诚与谭祥结婚之前，与上海劳动大学一个女学生陈德懿感情极好，来往已经四年。为与谭祥结婚，陈诚给她一笔钱，送她到美国读书，从此分手。在婚前，谭祥知道陈诚已有原配，对陈诚说：“你和她总得有个手续吧，可否给我看看。没有这个手续，我们的婚期只好推迟，再等一等吧。”几句轻言细语，急得陈诚急忙打电报，叫吴子漪星夜赶回青田，陈诚的原配吴舜莲大哭一场，死也不同意，可急坏了乃兄吴子漪，请来杜伟的父亲杜志远，再三劝导，才取得同意，但提出一个条件：“生不能同衾，死必须同穴。”经陈诚同意接受。吴舜莲不识字，吴子漪代笔签名盖章，办了协议离婚手续。吴舜莲被离异后，陈诚汇给她一笔款，作为生活费用，仍住在高市陈家，还是以陈家媳妇身份侍奉婆婆，婆媳相处和睦。1948年岁未，陈诚将吴舜莲接到台湾，并负责其生活费用，陈病故后，谭祥也一如既往照顾“吴姐”，直到她于1978年离开人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陈诚夫妇总算没有失信于这个可怜的女人。
陈诚和谭祥结婚后，其同学、十八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赵志尧和他的妻子叶耐秋，也是青田高市人，与谭祥关系搞得很亲热。谭祥经常到叶耐秋家，爱吃青田家乡口味的菜。赵志尧夫妇也经常到谭祥家里作客。谭祥屡次问及陈诚高市老家的情况，显然对吴舜莲仍以陈家媳妇的名份在陈家，心里总有点不踏实。谭一再在陈诚面前提出要一道回家看看婆婆，陈诚无奈，乃于1934年秋，陪同爱妻谭祥，一道回青田高市探望母亲。
谭祥一进门，便见到吴舜莲，连唤“姐姐”，倒使吴舜莲倨促不安，相对无言。谭祥雍容华贵纡尊降贵，对吴舜莲宽慰有加。乡亲们都夸谭：“倒底是书香门第出身，通情达理。”
陈诚夫妇回南京后，陈诚又汇了一笔钱，在青田城里新寺巷盖了一座楼房，让吴舜莲迁居城内，不再住高市陈家。
蒋介石和陈诚建立“翁婿关系”后，对陈诚更为宠信。
1947年，国民党东北大将熊式辉在东北节节败退，时任参谋总长的陈诚自告奋勇上前线，声称“九个月内肃清东北共军”。蒋介石便外放他当“东北九省军政长官。”但陈上任不到数月，进一步奠定了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他看到大势已去，就以“胃病大发”的借口，静悄悄地飞回南京，不管什么人看他，他一律来个闭门不纳。不久，就神秘地去了台湾。
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后，为了争取民心，稳定局势，他一方面打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的口号；另一方面重用“半山”官员。台湾回归祖国后，国民党当局为了支援其在大陆发动内战，不但没有尽快医治殖民统治和战后的创伤，反而加紧对台湾人民的掠夺，使当地民众对国民党人恨之入骨，省籍矛盾也相当尖锐。陈的聪明之处，是在于他巧妙地利用了“半山”这座桥梁，一方面压制异己，一方面扩张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他有效控制台湾为蒋介石准备后路的根本目的。
主台一年一般认为，陈诚在台湾省主席任内，成功地控制了台湾。1956年台湾《中央日报》社长胡建中访问陈诚，要求他以“我与台湾”为题写一篇文章，陈在该文中回忆了他主台一年的情况，其中难免有失实和诬蔑之处，但个别地方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一部分内容摘录如下：当时台湾的情况，可以用两个字来说明，一是“乱”，一是“危”，这种乱与危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项，扼要说明：＜一＞人心方面——当时由于大陆局势恶化，所以台湾人心也随着动摇悲观，大家终日惶惶不晓得共匪几时来攻，也不晓得台湾能守多久。稍有办法的人，不是近走香港、东京，便是远走美洲，而不走的人，则认为已如釜底之鱼，只有等待末日的来临了。当时很少有人相信，我们能够在台湾有所作为。
＜二＞社会方面——因为人心动摇悲观，于是匪谍乘机活动，造谣惑众，聚众滋事；并以学校为中心，开始制造暴乱，煽动学生罢课游行。其目的显在打击政府威信，破坏社会秩序，使人民不能生活下去，使政府不能治理下去。
＜三＞政治方面——政治方面的最后危机，就是匪谍勾结少数野心分子，运用政治的分化，企图颠覆政府。同时，匪谍更由香港与大陆源源而来，向政治军事与社会经济方面渗透。此外，当时中央在台湾的军政和经济的单位很多，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划分不明，系统也非常庞杂甚至形成了一种可怕的纷乱现象。
＜四＞经济方面——台湾经济过去依赖日本，光复后则与大陆联系，因此，大陆局势恶化，台湾经济在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尤其台市与大陆上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上金融的混乱，使台湾的金融也不能安定。当时我们每天要开会决定台币与金圆券的比率。同时，好商囤积居奇，买卖黑市金钞，致使物价波动不已，人民生活朝不保夕。
＜五＞军事方面——当时在台湾的部队，只有两个不健全的师，根本不足以抵抗共匪来攻，同时，撤退来台的部队，既复杂而又残破，官兵虽报国有心，但作战乏力，尤是加深内部隐忧。
＜六＞国际方面——当时美国对中国援助，实际上已经停止，美国白皮书的发表，等于宣告中华民国政府的死亡。同时，他们还运用各种方法来打击我们。很显然的，他们希望中华民国政府赶快死亡；而后来事实证明，他们这种做法是受了共产分子的操纵和利用。至于好心肠的外国友人当时所思考的，是如何使这批反共人士免于共匪的屠杀，因为在他们看来，台湾之陷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那种危机的情况之下，我第一个想法，认为要确保台湾，并使台湾成为反攻的基地，必须将政权真正建立在民众之间，使政府与人民完全打成一片。决不可再蹈过去的覆辙，使政府离开人民，成为建筑在沙滩上的一座高楼。一次，我与梁寒操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便提出“人民至上，民主第一”
的口号，我认为这与我的想法完全吻合，所以后来就拿这两句话作为施政的最高准则。
怎么做法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当时情况危急，我们一方面不能不作应变的准备，另一方面又不能不作久远的打算，根据这两方面的考虑，我们又决定一个原则，即从进步中求安定。因为如果不实行改革，造成进步，决不可能求得安定。
民国38年1月5日，我接篆视事之后，对于省政府人事，可以说全部未动。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情况危急，行政不容停顿。
第二，我们要革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恶习，要求树立良好的风气与制度。
第三，当时各部门的负责人员，大部分都很健全，实际上没有变动的必要。
这里所要说的，只是几项具有重大深远影响的施政。
＜一＞肃清内部匪谍，实施出入境限制——当时我们实行这一措施，是基于两种事实的需要。一是我们不能让匪谍自由进出，否则，便无法保障我们内部的安定。二是台湾的经济能力有限，如果不对人口移入作合理而必要的限制，则一时人口增加太多，连吃饭都要发生问题。由此可知，当时限制出入境，实在是保卫台湾所必须采取的一项措施。后来我们对于此一措施，不断修正放宽，当时全省人民全力支持此一措施，但各方仍多反对之声。所幸当时大家都能明辨大利大害，此一措施乃能顺利推行。
＜二＞建立独立自给的经济——当时台湾经济与大陆联系，大局恶化以后，我们要考虑如何使台湾经济能够独立自给、不因大陆丧失而使台湾经济发生不可解决的困难。本此认识，我们一方面决定以增加粮食生产为中心，先解决吃饭问题。因为当时粮食产量只有100万吨，而台湾人口则不断增加，如果不全力增加粮食生产，则军粮民食随时均将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