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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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则设立生产管理委员会，统一管理台湾区的国营事业，国省合营事业及省营事业，有计划的发展工矿生产，并确定以下四项原则：配合粮食增产计划，扩建化肥工业与水利建设。
扩充电力建设，以为发展工业之基础。
增加外销产品的生产，以争取外汇。
增加省内必需品的生产，以节省外汇。
不过，当时我们统一公营事业的管理与革除公营事业的积弊，曾遭遇不少困难。
＜三＞实行三七五减租——土地问题本是中国民生问题的中心环节，当时台湾的情形与大陆各省大同小异，所以我们要社会进步与人民的生活改善，便不能不从解决土地问题做起。然而，解决土地问题，谈何容易，尤其在那种危急情况之下，阻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是，经过多方面的思考，我终于下了最大决心来做，采用和平渐进的原则，先实行三七五减租。当时我们做这件事，是只许成功，不容失败的。如果失败了，我们便要整个失败，彻底失败。结果，由于各方面的配合努力，这个政策得到空前未有的成功。
三七五减租政策的成功，其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在社会方面，增加了人民的向心力与社会的安定力。在政治方面，改变了人民对政府的观念，同时也提高了政府的信用。在经济方面，改善了多数人的生活，增加了粮食及副业生产，促进了社会经济繁荣。在文化教育方面，增加农村儿童青年就学与升学的比率，提高了农村社会的文化水准。在土地政策方面，替后来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打下了基础，铺平了道路。
＜四＞改革币制——当时因台币与金圆券相联，所以大陆的币制愈恶化，台湾的金融愈混乱。同时，中央在台之军公费用与公营事业资金，多由省府垫借，台湾财政不堪负荷。面对这些危险的情况，要稳定台湾的金融，必须改革币制。然而，要想币制改革成功，必须做到：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贸易收支平衡。充足的准备。其他有关政策与币制改革相配合，尤其是政府自身的信用。民国38年1月至3月，两度飞京商洽，均未获解决办法。5月间再赴广州，始获得如下结果：关于军公垫款，允以中央存台物资折算归垫。
中央在台生产事业，全部交由余指挥监督。进出口贸易及外汇管理，亦由省统筹调度。
中央拔借黄金80万两作为改币基金。
至此，币制改革乃于民国38年6月15日付诸实行。同时并实行以下各项措施：修正黄金储蓄办法，加强管理黄金储蓄，缩短兑现金期限，扩大办理黄金储蓄地区。
切实增进各种赋税及公卖收入，并督促公营事业所得盈余依限解库。
交通等公用事业之费率，按照成本及杂持费调整提高，以期自给自足，免由公家贴补。
各级政府机关实行栽并骈枝机构，淘汰冗员，搏节开支。
由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统筹管理国营、省营、国省合营之各种生产事业，使其合理配合，以谋发展。
由金融机关对于生产事业，尤其输出品生产方面，充分贷款扶助，并减低贷款利息。
调整外汇价格，促进输出贸易。
提倡消费节约，对于奢侈品消费，赋课重税，以资限制。
取缔地下钱庄，抑制游资活动，停止商业银行发行本票，防止银根泛滥。
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人尽其才，学尽其用，乃是国父与总统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十年来，教育与社会脱节，所学与所用脱节，也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大原因。
社会政治的进步，要依靠人事上的新陈代谢。如果陈旧的血液不能排除，新鲜的血液又不能注入，那个社会与政治当然要落后，要发生问题。当时台湾的情形较大陆有过之无不及，青年受到匪谍的蛊惑，不愿安心求学。政治力量虽可制止学生昙课游行，但要造成良好的风气，使青年自觉自发的求上进，就必须实际替他们解决问题，而最重要的就是学校毕业后的就业问题。
基于以上的理想和理由，所以当时我们决定举办大专学校毕业生就业活动。这个办法实行以后，对于鼓励青年上进，造成良好学风，以及安定社会人心，无形中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社会与政治各方面，人事新陈代谢的风气与制度，尚未能形成；同时，社会经济与学校教育的发展，彼此也尚未能达到理想的配合，所以这个办法的继续推行，便发生许多困难。今后这个问题的解决，显然仍要从发展社会经济的建设，加强教育与社会的配合，以及促进人事的新陈代谢各方面继续努力。
＜六＞准备实施地方自治——国父早就告诉我们，地方自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好比造屋，地方自治是筑基的工作，基础筑得坚实，房子便不会倒塌了。当时台湾情势虽属岌岌可危，但我们想到国家的久远前途，所以决心准备实施县、市地方自治。
实施地方自治，我国尚乏先例，各种法规更付阙如。同时，地方自治之成败，则关系国家前途之命运，所以我们要做好这件重大的工作，必须有计划、有步骤、有准备。为策划准备这件工作，民国38年8月15日正式成立“地方自治研究委员会”，研订了各种有关法规与调整行政区域方案，并确定实施的步骤。
对于这件大事，我只做了一点开路的工作。现在台湾实施县、市地方自治已有三年，在此三年中，我们发现不少缺点，亦改正不少缺点。今后只要大家有远见，有信心，我们必可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成就，实现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
＜七＞整编来台部队——当时台湾的最大隐忧之一，就是一部分撤退来台的部队，溃不成军，即余前面所说的报国有心，作战乏力，因此部队愈多，隐忧愈大。其时，我兼任台湾警备总司令，有保卫地方安全的责任。在那种危急的情况下，我只有采取非常手段，一方面加重整编训练，另一方面则安顿他们的生活。当时这件事所遭遇的困难与危险，非身临其境，不能想象。所幸各方面都能体念时限，推诚合作，使我们消除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隐忧。民国38年初，我以带病之身，出主台政，原属见危授命。是年12月21日，得卸仔肩，自属心安理得。但一般认为，当时政府改组，未免事出突然，甚至至今还认为是一个没有揭开的迷。当然，现在知道这事内幕的人还不多，此时我只能告诉大家，那仍是苏俄在国际间与其在各国的同路人，利用我国一般人迫切冀望援助的心理，多方布置而成的一个政治陷阱。其目的就是要从我们内部打垮中华民国政府。>
即使不能达到此目的，至少也可分化我们的团结，分散我们的力量，破坏我们的反攻准备。我虽不能说，当时吴国桢是布置那个政治陷阱的一分子，但后来吴的叛国行为，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共产国际所选择利用的一个适当人物。
从上述回忆可以看出，陈诚对自己主台一年所取得的成绩颇为自信，也为后来的免职耿耿于怀。他把自己的免职说成是共产国际的布置，这当然十分荒唐，实际上是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了在绝望中乞求美援才免去陈诚台湾省主席的兼职，而安插亲美派吴国桢。据说蒋的这项安排事先没有告诉陈，所以陈事后曾一度表示消极，向人抱怨过去蒋经国、宋美龄在蒋介石面前破坏他，并挑拨“半山”派倒吴。
据说陈诚是1950年美国向蒋介石提出不得任用的二十余人之一，不得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的喜欢。为此，陈曾对美国作了些谄媚。1951年曾由蒋梦麟等人从中奔走，并托胡适在美国活动，为此把台湾大学校长一职给予蒋梦麟、胡适的亲信钱思亮。此后陈与美国的关系有些好转，如美国报刊对陈倡导的“三七五减租”运动曾予捧场。蔡斯和陈也取得一些谅解。
同室操戈1949年12月21日，陈诚被免去台湾省主席后，并没有被蒋介石所冷落。次年3月蒋介石“复职”后，他又受命担任“行政院长”。此后，蒋便大力扶植陈诚、蒋经国的势力，排除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地位。其办法是：通过军事整编，改组政府机构，兼并非陈诚嫡系的部队，打击与排斥政学系、CC系在政权上的势力，以加强陈诚在军政方面的控制；通过“改革”国民党，强化特工，以培植蒋经国在党特方面的势力。在大陆时，陈诚是蒋介石嫡系中“实力派”领袖，握有相当大的兵权，拥有部分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少壮军人的支持，与王东原、郭忏、周岩、霍揆彰、万耀煌、罗卓英、朱怀冰、何联奎、周致柔等自成一系，并与其亲信方天、刘云瀚、胡琏等共同组织过封建法西斯团体“干域社”。
大陆解放，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和非嫡系的各地方派系的杂牌军队大都在解放战争中被我歼灭，最后能逃到台湾的不是很多。但因蒋预先在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保留了陈诚的部队，所以当蒋逃往台湾之后，便利用陈诚所拥有的残余兵力为资本，整编其他非嫡系的残余部队和孙立人原在台湾编训的“新军”，拼凑起约40万的兵力。据当时资料显示，蒋军整编前的陆军12个军、2个独立师中，属于孙立人系的部队只有第80军和第167军（原何应钦系）
2个军，而属于陈诚系的则有第5、6、18、19、54、75、87等7个军；此外，为其他蒋嫡系的有第50军及第52军（原关麟征）部队；派系关系不详的有
第45军、独立13师、独立32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