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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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派张群赴日作友好访问；9月18日，蒋的代表张群晋谒天皇；日皇对缔结和约极表快慰，尤感蒋“总统”之宽宏大度，誉为“亚洲伟大领袖”。蒋旋派董显光为驻日“大使。
如此慷慨！如此大方！连日本的评论家都感到惊讶。《蒋总统秘录》的执笔人、日本《产经新闻》的编辑古屋奎二，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在中日和约中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乃是未见前例的条约。
抗战8年，（如果从“九·一八”算起，则是14年），战火烧遍20多个省市，中国死伤人员以千万计，财产损失无法算出来；而战后，中国不要一文钱的赔偿，这也是实行“民权主义”吗？
在历史上，中国曾三次被日本勒索战争赔款：
第一次是1874年。时日本派兵企图占领台湾，清政府派兵抵御，日本自知无法取胜，转而谈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中日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偿付日本50万两白银赔款。
第二次是1895年的《马关条约》，清政府付给日本的白银总数相当于日本国财政4年半的收入。
第三次是1901年的《辛丑条约》，仅日本掠去中国的赔偿，就达3400多万两白银。
在第二次偿付日本战争赔款时，清政府财政经济已非常困难，不得不五次大量举借外债。最终偿借款本金和利息共达6．9亿多两白银，而且还为“举借外债”丧失了大量主权。
日本在20多年内就勒索了中国三次大赔款，用这些钱大办教育及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军工体系，1931年凭借其军事实力又打进了中国的国门。向这个侵略成性、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害的战败国索取赔款有什么不应该！
东南亚受害国朝野并不同意蒋介石这位“亚洲伟大领袖”的搞法：台日谈判期间，1952年3月25日，菲律宾参院反对批准对日和约，坚持索赔；随后，香港也向日本掀起了索债运动；1966年12月10日，马来西亚中华商会要求半年内解决与日本所结的“血债”；1991年，南朝鲜为日本征用韩国“慰安妇”，要求日本予以战争赔偿。
蒋介石为了反共，所以就联日；为了联日，所以就牺牲民族利益，买来一个“宽宏大度”的“亚洲伟大领袖”。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政策，不是“似曾相识”吗！
由于日本是一个在原材料供应和成品销售两方面都离不开国外市场、“以贸易立国”的经济大国，同时美国也害怕过多的日本商品流入美国市场，因此日美两国政府都希望日本能与中国大陆做生意。
从日本当局来说，同中国大陆进行贸易最理想的境界是“不谈政治、只管经济”的“政经分离”。可是：“人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
195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派出以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为首的“贸易代表团”去日本，同以材田省藏为会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以池田正之助为首领的“促进日中贸易议员联盟”签订了《第三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有如下条文：一、互相间举办商品展览会，并各取得本国政府同意——对于事务之执行与人员之往来，给予各种方便及安全保障。
二、互相在东京与北京设置通商代表部，对于各该代表部及工作人员给予外交官待遇的权利。
中日双方朝野上下心里都明白，这种往来已大大超出了民间协定的范围；“政经分离”是不好“分”的。
“春色满园关不住”。事物发展有其自身的轨迹，只可诱导，不可抑制。人为的：或视而不见，或掩耳盗铃，或咒它死亡，那都是缘木求鱼。传说，鲧治水，用的办法是封堵、围截，治的结果依然是“洪水滔天”；禹治水，用的办法是顺其自然，予以疏导，引江河入海，于是民安居乐业。
王阳明是这样解释“致知在格物”的，他说：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
格得，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阳明先生把人们的主观意识、主观努力的作用夸大了。夸大了就要办“鲧治水”那样的事，请看：1956年4月14日，张道藩率“赶日亲善访问团”将赴日，蒋介石“属转告日本朝野，勿存与匪共存幻想。”蒋介石一“告”便可消灭那个“幻想”吗？何其自作多情！
1956年9月，蒋介石《答法国记者问》：日本若干方面曾一再主张开放对大陆贸易，但余不信渠等能代表大多数日本人民或日本政府之态度。日本私人贸易商曾与匪帮签订若干贸易协定，但无堪称有何成效。日本经济之未来发展，实在于与自由亚洲国家及我忠实华侨合作，扩充其与东南工地区的贸易。
蒋介石挖空心思阻拦中日贸易的发展。在蒋的心目中，他害怕中共军事力量强大，也害怕大陆中国人民富裕。所以我们说，蒋“怀念大陆灾胞”是假的，提倡“仁爱为接物之本”，也是口是而心非。
如果说，在战后最垂青于蒋介石的，在美国为艾森豪威尔总统，那么，在日本则是岸信介首相了。1956年6月，岸信介亲到台北与蒋会晤，张群以“总统府秘书长”身份亲任翻译。首相此行，意在向蒋表明，他仍在推行“政经分离”政策，“希望予以谅解”。“有朋自远方来”，抚今追昔，蒋当是怀有无限感伤的。面对这位邻国首相，他可以充分为自己说项。蒋介石对岸信介说：中华民国政府在大陆失败，搬迁到了台湾，地位较弱，固不容许言；而在日本除了有远见、有抱负的大政治家仍能了解台湾今日之重要性外，一般的人或已不堪重视。现在而谈中日合作，若仅就此观点而论，余甚感慨然。以上是“感伤”。“依旧，依旧，人与绿杨俱瘦！”
不过，我们须得知道：现在苏俄对亚洲，有两个最紧要的目标，一为消灭台湾，一为赤化日本。此二目标如能达到，则其统治亚洲即无问题。所以中、日两国，断无一个灭亡而另一个尚能存在的道理。故此两个国家必须衷心合作，日本得到安全，中国又能反攻大陆。两国合作，方有真正力量。因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共同认定：
第一、苏俄是日本与中国共同的敌人。
第二、日本与中国一定要共同反共。
以上是“说项”。只差一点没有说出“沙陀帮兵”了。20年前，蒋也曾“联共抗日”；“20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变成“联日反共”了。但这个“遣将不如激将”，不大讲究逻辑：何以见得苏俄只定了这两大“目标”？何以见得这两个“目标”能代表亚洲？何以见得台、日必须“共存共荣”？事物发展有它自己的轨迹。日本朝野没有被“赤化日本”的话吓住。1957年7月16日，日政府宣布放宽对大陆禁运；16日，台“外交部”认定此决定“非仅助匪侵略，且冒政治风险”。1958年2月，日本钢铁代表团到北京签订了贸易合同；继之，日中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协定》。
面对黄海海域出现的这股“暖流”，蒋又是“抗议”，又是“正告”，又经过多次“会谈”，虽争得了一点虚荣，但实质无改变。
1959年3月4日，浅沼稻次郎率日本社会党访华，周恩来、毛泽东接见了他们；这已经是“纯政治”了。
1960年，池田勇人又继岸信介组阁，表示将“以前进态度并保持弹性和对方（大陆——引者）打交道”。翌年1月，池田向国会演说，宣布调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是今年日本重大问题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是一个善于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杰出外交家。丰富的政治阅历，使得他善于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他及时地向日本提出了“政府协定、民间契约、个别照顾”的“贸易三原则”，和“不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关系正常化”的“政治三原则”。这些，都先后为池田内阁接受了。
老实说，这时候大陆正是人祸天灾、经济困难之时，中日间的贸易还不可能大发展。1961年后，大陆情况开始好转。
1962年11月，廖承志与高崎达之助的贸易备忘录签订了。
太平洋西部的柔风，轻轻地在中日上空吹拂！
池田内阁为什么“向左转”？首相9月18日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或可看出端倪：中共在三五年内不会有变化，（这位日本政治家，真是“不幸而言中”，“三五年”之后，大陆便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引者）；台湾反攻大陆政策，没有依据，近乎幻想。
池田捅了马蜂窝了！
政治家们常有一两点藏得极深的用心：或不动声色，始终秘不示人；或故设疑冢，引人误入歧途。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彼此“心照”是可以的；但千万不可“宣”、不可“揭”。池田勇人，冒里冒失，“一语中的”，公开的指明“反攻大陆”根本不可能，这是蒋20多年来始终最为忌讳的心事。在台湾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碰到这带电的铁丝网上。
9月20日，陈诚在“立法院”报告，对池田言论深感“意外与遗憾”。
蒋介石最恼火，9月21日，他反唇相讥：在“九·一八”的时候，池田只是中国东北的一名低级官员，当时池田的上司——日本军阀曾经预言：只需2个师的军队，用3个星期的时间，便可使中国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