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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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二三年间，国民党已经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孙文东和这个军阀勾结，西和那个军阀勾结——如段祺瑞、张作霖等——依然是不能发展。适值俄人在波兰、士耳其连次失败，决定‘西守东进’方针，倾全力以谋中国，看着这垂死的国民党，大可利用，于是拿来了八十万块钱和一大票军火做钓饵。那不择手段的孙文，日暮途远（穷），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孙文晚年已整个做了苏俄的傀儡，没有丝毫自由。（孙文病倒在北京时，一切行动都在鲍罗庭和汪精卫监视之下，凡见一客都先要得鲍罗庭的许可，每天早半天鲍或鲍妻在病榻前总要两、三点钟之久，鲍出后孙便长太息一声，天天如是，此是近来国民党人才说出来的，千真万真。）自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以来，只有共产党的活动，哪里有国民党的活动。即专以这回北伐而论，从广东出发到上海占领，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挥而成功者。（说来真可耻，简直是俄人来替我们革命。）党中口号皆由第三国际指定，什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资本阶级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来。除了这些之外，国民党还有什么目标来指导民众？”又说：“思永来信说很表同情于共产主义，我看了不禁一惊，并非是怕我们家里有共产党，实在看见像我们思永这样洁白的青年，也会中了这种迷药，即全国青年之类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国前途担惊受怕。”[75]
此时的梁启超不只是替儿子担惊受怕，随着形势发展，自己也越发惊恐紧张起来。1927年4月2日，他给女儿梁思顺信中说：“我大约必须亡命，但以现在情形而论，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来打算这几天便回天津，现在拟稍迟乃行。”19日给孩子们的信中又说：“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岛死去，前日我们在京为位而哭，好生伤感。我的祭文，谅来已在《晨报》上见着了。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我得着电报，赶紧电汇几百块钱去，才能草草成殓哩。”[76]
5月31日又说
：“本拟从容到暑假时乃离校，这两天北方局势剧变，昨今两日连接城里电话，催促急行，乃仓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阅成绩恰已完功，本年学课总算全始全终，良心上十分过得去。今日一面点检行李，（因许多要紧书籍稿件拟带往津。）下午急急带着老白鼻往坟上看一趟
，（因为此次离开北京，也许要较长的时日才能再来。）整夜不睡，点着蜡结束校中功课及其他杂事，明日早车往津。”[77]
第二天，梁启超入城，尚未登车回津，突然得到王国维自沉颐和园的噩耗，惊愕中复奔回清华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着刀割针刺般的噩梦不断纠缠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虚弱的病体越发不支，而北伐军势如破竹的锐风与王国维自杀身死的悲剧，给梁启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体一下子垮了下来，不得不反复到医院救治，且不断靠输血予以维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归来，本想做一番事业，因时局变幻纷乱，党人与各派军阀之间激战正酣，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梁思永无奈，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下来，除到城内故宫博物院、历史博物馆参观，并向郭宝昌等鉴瓷名家和文物专家请教外，大多数时间憋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古物陈列室，整理、研究李济从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带回的古物标本。
1928年5月底，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期结束，梁启超将学生论文评阅完毕，身体不支，即请假回天津养病。6月8日，北伐军击溃奉系军阀，攻占京师，北洋政府宣告覆灭，国民政府旋改北京为北平。清华学校由梅贻琦“暂代校务”，听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8月17日，南京国民政府议决，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留学欧美的著名“海龟”罗家伦为校长。自此水木清华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年9月底，梁启超再度入协和医院，治病期间托人觅辛弃疾材料，以便撰写《辛稼轩年谱》。一日，忽得一朋友送来的《信州府志》等书，梁氏不胜狂喜，遂不顾病情未愈，携书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连续笔耕七日。此时死神已开始“嘭嘭”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乏术，只能听从死神的召唤了。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57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同仁抚棺恸哭，梁的友朋故旧、学生与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间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发出了“痛斯人之难再，嗟举世之皆瘖，天丧斯文悲天悯人”的哀叹。[78]
四个月后，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宣告解体。[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国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归国，此时李济已离开清华投奔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组主任。感念旧情，李济把梁思永推荐给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组工作。自此，继梁启超之后，命运之神又赋予了李济一段奇特的因缘，与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开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与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释：
[1、2、3]《西南联大?战火的洗礼》，赵新林、张国龙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报》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报》，1937年7月31日。
[6]《南开大学校史?大事年表》，南开大学档案馆档案。
[7]《国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转引自《冯友兰自述》，冯友兰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据时为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开大学》一文中回忆：当时学校已放暑假，师生大多已离校，“7月28日夜间，留守在校舍的有杨石先和我，还有几位职工。29日凌晨1时，我们听见多处的枪声，拂晓，驻在海光寺的日军开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开大学。接着就是对南大各建筑连续的炮轰。”（《中国现代史料选辑》第5册，上册）。
何以日军面对中国守军的进攻的同时还要拿出精力炮击、轰炸南开校园呢？除了日军华北驻屯军指挥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开大学与中学之间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日军需在附近展开火力以保指挥首脑安全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南开大学师生长期积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赴东北考察时，亲见日本人经营满蒙之精心与野心，“今东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国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鲜”，本着“匹夫有责之义”，回校后成立了“满蒙研究会”（后改名为“东北研究会”），组织教授赴东北调查实况，搜集资料证据，开展学术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众，提醒军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开“东北研究会”编写了20万言的《东北经济地理》，系统介绍了东北各省的自然资源和人文地理，作为南开大、中学必修课教材，令学生“加深了解何以东北对祖国是那样重要、神圣”。之后南开大学一直作为天津抗日救亡运动中心，与日军、汉奸展开长期或明或暗的斗争，从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一旦战争来临，南开首当其冲地置于日军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开大学遂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史》，第23页，郭建荣主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据曾担任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荪说，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南下，并在长沙办临时大学，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我们刚到长沙时住在圣经学校，是教会办的，在长沙西门外。为什么叫“长沙临时大学”，因为在抗战前两年，清华已感到北京这个地方有危险，所以停止建设一座大楼，把这个钱拿出来，在南方找一个根据地，以备后患。选中了长沙，在岳麓山底下，是乡下，那是个空旷的地方，投资大概30万块的样子，那时30万块钱很值钱。1937年战争爆发时，那个房子还没盖好，里面没整修，恐怕还得几个月的时间才能用。在南京，几个校长开会的时候，认为这个地方既然有清华那个底子在那里，几个学校搬到那去，几个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决定搬到长沙。临时这几个月怎么办呢？就看看长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长沙一看，有个圣经学校。因为是打仗，他们人都散了。当时就说把这个圣经学校给租下来。圣经学校有两个地方。一个是主校，就在长沙，另外一个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经暑期学校。夏天他们到那去，可能是嫌长沙太热了。我们两边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长沙西门外。在长沙只有半年。到长沙后，文学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个圣经学校，法学院是在长沙，我是在长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两个地方。（见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学访问记——陈岱荪先生访问记》，载《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刘培育主编，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