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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鹏严令任何人不准谈及此事涉及皇后，所以这件事情始终没有任何人讨论，至于那些西域女子遭遇了什么，郭某人也不在意。
曹兰想怎么样也不是他想要干预的，能否享用到那两名美艳的西域胡姬，郭某人也不做他想，只要曹兰高兴就成。
他好几天没去后宫，一直都在勤政殿里和臣下商量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情。
他要改良避讳制度，也要改变去二名的规定。
这是王莽成为皇帝之后定下的一条规定。
不准所有人用两个字的名字，必须要改为一个字，只有犯了罪的人才会被改回两个字的名字，所以单名为贵，双名为贱，影响了一个时代。
西汉时期还有董仲舒霍去病朱买臣这种两个字的名，单字名和双字名并无太大区别。
但是到了东汉，上流社会的人那是清一色的单字名，包括郭某人本人，双字名不是没有，但是极其罕见。
这就是王莽的锅。
王莽称帝以后大规模搞改革，首当其冲就是各种名字。
别说人名了，地名和国名都在更改的范围之内，也因此引起了大规模的反感。
他是国内也改，国外也改，改的范围很大，次数很多，甚至还有朝令夕改的，令人无所适从，倍感厌恶。
国外也是如此。
比如他将匈奴国号改成降奴，单于改成服于，把高句骊改为下句骊，还逼着匈奴单于把自己的名变成了单字名。
过足了天朝上国皇帝的瘾。
该怎么说？
任性？
如果说国名地名等政策还有政治意义在里头，那他的去二名政策就让郭某人很反感了。
这个政策的出现也有社会原因，因为在严格的避讳礼制的约束下，二名因其难讳的原因，为了避讳而不得不使用更加方便避讳的单字名，于是王莽颁布了令中国不得有二名的规定。
避讳是个大命题，是封建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莽这种极度推崇周礼作为自己执政合法性的人采取这种政策来收买人心，想来也是很正常的。
王莽的头颅到现在为止还在郭某人手上，储存在洛阳仓库里当一个政治摆设。
虽然他已经死了很久了，但是这个附和礼制的政策，还真让郭某人感到郁闷。
九百九十二 于是魏帝国的避讳制度就这样定了下来
王莽的脑袋在新莽末年被砍下来之后，一直都被东汉皇室所收藏。
汉献帝被董卓带去长安的时候，也把王莽的脑袋带着了。
后来这颗脑袋兜兜转转还是被郭某人得到了，就和传国玉玺一起献给了刘健。
刘健禅位之后，这东西自然也回到了郭某人手上。
东汉皇室收藏这颗脑袋是为什么，郭某人大概也能想出个理由，大概就是汉室皇族的一种嘲讽。
郭某人作为代汉的皇帝，和篡汉的王莽自然不同，为了表示这种不同，也要收藏着王莽的脑袋。
所以王莽真的挺倒霉的。
尽管如此，他也是被他自己一系列摸不着头脑的改革给害死的。
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就没有人对王莽满意的，连底层老百姓都不觉得王莽的新政对他们有好处，可见王莽是多么失败。
纵使如此，他的去二名政策还是流传下来了。
不仅符合礼制和避讳的需求，也成功让人们都觉得单字名尊贵，双字名低贱。
以至于某些犯人因为政治原因被改了双名，从此就在人前抬不起头，在子孙后代面前也抬不起头，严重的甚至还会自杀。
单字名和双字名的区别恐怖如斯。
但是在郭某人看来，这就不太方便了，而且也不是很好。
这一时期人口少，这样搞还好，重名率也不会很高。
毕竟郭某人立业之前，很多老百姓有个姓就不错了，不识字的情况下一个小名伴随终生，根本没有取名的条件，表字就更不可能了。
所以单字名没什么问题。
郭某人开始统计人口之初，就要求老百姓都要有姓，也要有名。
不能是小名，必须要大名，不会取那就让基层官员帮他们取名，于是一水儿的刘大王二李三什么的，反正只能取单字名。
但是后来，随着人口统计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人面临重名的情况，而且还有很多人需要避讳。
包括郭某人做了皇帝以后，他的这个【鹏】字，所有人不能用了，必须要避讳，郭单作为太上皇，那个【单】字也不能用了。
这就给很多人取名字带来了特别大的麻烦。
字就那么多，你改来改去，还能自己造字不成？
学武则天？
到时候一个张伟横行天下，你也是张伟，我也是张伟，他也是张伟，要是出了一个皇帝叫张伟，好了，大家一起改名吧。
为了避讳，朝廷规定，以后写到【鹏】字的时候，就要用【朋】来代替，【单】字就要用【一】字来代替。
这样搞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名会成为帝国的一个巨大麻烦。
所以郭某人处理完一些大事情之后，这种不算大事的大事也要提上日程，改变避讳制度和废掉【去二名】这个政策也就势在必行。
郭某人召开了会议，召集了尚书台的官员和内阁的官员，和他们商量改变避讳制度和去二名的政策的事情。
骤一听说，大臣们都觉得有些奇怪，不知道皇帝怎么突然想起了这个事情。
也就是枣祗对这个事情有所预料，于是站出来表示支持。
“近年来户籍人口统计越来越多，人口增长速度之快前所未见，而陛下要求每人必须登记正名入户籍，若是只用单字名，便会出现很高的重名现象，于朝廷统计不利。
今后我魏户口若越来越多，重名者也会越来越多，一个张三也就罢了，千百个张三，谁知道谁是谁？这样一来，对朝廷统治会很有很大的麻烦，不得不考虑到这样的问题。”
枣祗开口说道：“陛下此举，有利于国。”
枣祗表明了支持的态度，然后郭鹏看向了其他人。
比如礼部尚书崔琰。
崔琰感受到了郭鹏的目光。
他只好硬着头皮站了出来。
“陛下，臣以为，单名为贵双名为贱这种事情已经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已经成为习俗，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事情，骤然改变，恐怕会有一些阻力，会有很多人感到疑虑。
而且最大的阻力不在重名，而在避讳，按照礼制，后人当为前人避讳，当为君上避讳，若是二字名，则避讳的范围会大大增加，会给后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若遵循礼制，为尊者避讳，则双名断不可行，若是不行双名，如枣部堂所言，这重名情况也的确令人为难，该如何改变，恐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决定的事情，臣请陛下三思。”
崔琰说的虽然不那么好听，但是也的确是实话。
从春秋时代【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开始，避讳就是后来所有人的烦恼。
但是对于君主专制来说，这也是一种助力，从各方面提醒着人们要注意上下尊卑，利于统治，是封建伦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避讳是一个大命题，内涵很多小命题，比如国讳、家讳，圣讳，内讳，宪讳，个人讳等等，种类十分繁多。
随着时间推移，封建君主专制日益加深，避讳的规矩也越来越多。
而在郭某人所处的时代，避讳主要涉及到官方和家族层面。
比如关于对皇帝的避讳，对皇帝的父亲的避讳，还有二重君主制之下部署对上官的避讳，以及家族中后人对先人的避讳。
对郭某人来说，维持避讳原则也是对统治有利的事情，贸然废除避讳，必然遭到巨大阻力，也不利于统治。
所以为了便与人口统计和未来施政，郭某人决定召集群臣，对避讳制度进行一次更改和总结，从各种层面上确定魏帝国的避讳原则，给后人留下一定的自由空间，也便利于广大黎民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