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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利娜，咱们又多了一位过客，老过客里谁都比不上他。”
这是一八一五年八月的一个早晨，母亲悄声说出的话。冷若冰霜的绣花女不禁动心，抬头向街上看去，竟一无所见，陌生人走远了。
“他朝哪儿飞了？”她问道。
“他下午四点钟准得再来。我一见到他会踢你的脚通知你的。我肯定他还得经过这里，他走咱们这条街已经三天了，只是总不按时，第一天他下午六点经过，前天是四点钟，昨天是三点钟。我记得以前也不时见到过他，他大概是警察局的职员，八成搬到玛莱区住去了。”说着，她朝街上一瞥，又找补了一句，“瞧，穿栗壳色衣服的那位先生戴上假发了，这下他可是大变样！”
穿栗壳色衣服的那位先生显然可算得过往常客队伍的收尾者，因为老妈妈这时重新戴上花镜，吁了口气，拿起活计，同时朝女儿瞟了一眼，那一眼真非同寻常，就连拉瓦特恐怕也难分析：赞美，感激，对美好前途抱有希望，中间还掺杂着骄傲，为自己竟有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儿而骄傲。下午四点钟光景，老妈妈踢踢卡罗利娜的脚，卡罗利娜相当及时地抬眼看到了这位一出场便使满台增色的新角儿。这人瘦高个儿，气色惨淡，上下一身黑，年纪四十上下，步履和仪态自有一派端庄稳重。当他锐利的、浅黄色的眼睛同老妇人黯然无神的目光相遇时，老妇人顿时打了个寒噤，她觉得他具有识破人心的本领或习惯，而他的待人接物大概同街上的气氛一样冷得彻骨。令人生畏的面孔黄里泛青，是劳碌过度的结果呢，还是身体本来就单薄，老妈妈给这个问题作了种种不同的解答。但是第二天，卡罗利娜从那人动辄起皱的前额，看出了心灵长期受苦的痕迹。陌生人的腮帮有点塌，这是时运不济留下的记号，算是给这号人一点儿安慰，好让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一眼便能相认，从而团结在一起合力抵御不幸。那时天气燠热，再加这位仁兄过于大大咧咧，明明要穿过这样一条不卫生的小巷，出门时偏偏不戴帽子。多亏这样，卡罗利娜才能够注意到他额上刷子一般的头发，在面部散布的严肃神情。如果说姑娘起初目光顿时活跃完全出于一片天真的好奇，那么随着过路人远去，她的眼神流露出的那种亲切的同情也就类似目送送殡行列里的最后一名亲戚了。卡罗利娜一见那人所感受到的印象固然很强烈，却并不怡然销魂，也跟其他过客给她留下的印象全不一样：生平头一回，她把同情心用在她自己和她母亲之外的第三者身上。稀奇古怪的猜测给老太太令人生厌的絮叨增加了话题，卡罗利娜只不搭理，默默地用长针在绷架的罗纱上刺来挑去，她可惜没有把那人看个够，只待来日对他作出明确判断了。这也是生平头一回，她为一个街上常来常往的行人费这么多心思。通常，她对巴望在过路人当中为女儿找个靠山的母亲提出的种种假设，只是惨然一笑作为回答。那些轻率提出的主意居然没有引动任何邪念，卡罗利娜毫不在意的原因应该归结为她出于无奈的日夜操劳，这样拼命干活迟早会耗尽她宝贵的青春活力，免不了要糟蹋坏那样明澈的眼睛，并夺去她双颊上依然白里透红的柔和的皮色。
在足足两个月的期间，“黑先生”（这是她们给他起的绰号）行径变化无常，他并不总从杜尼盖街经过，老妇人常在傍晚时见到他，却未见他上午来过，他也不像其他被克鲁夏太太当报时钟看待的职员们那样在固定时刻出现，最后，除头一回照面时他的目光曾吓得老妈妈心惊肉跳之外，他似乎从没有注意到这幅别致的图画里的这两位女精灵。当时杜尼盖街除去一家阴暗的废钢烂铁铺有两扇大门之外，余下的只有一溜装着铁栏的街户，这些窗户透过与隔壁相通的气窗，照亮了邻屋的楼梯；眼前这位先生目不斜视，究其原因，用怕招惹是非来解释是讲不通的。因此克鲁夏夫人见他一直心事重重，两眼不是朝下便是向前，仿佛要在杜尼盖街的尘雾里捏算出前途似的，不免大为扫兴。虽如此，临近九月末的一天早晨，卡罗利娜·克鲁夏的俏丽的头被她房间的黑幽幽的背景衬托得光彩照人，在迟来的花朵和缠绕着窗栏的蔫蔫耷耷的叶片间显得格外娇嫩水灵，这幅日常的图景终于呈现出光和影的对比，洁白和粉红的衬映，同讨俏的绣花女绷架上的透明纱，以及椅子套的深褐、艳红的色调相得益彰，引得陌生人着实注意地把这幅生动场景的效果端详了半晌。黑先生的无动于衷早已使老妈妈心灰意懒，确实，她有心把线轴弄得噼啪响，使得这个忧郁和不安的过路人很可能是由于这种不寻常的声音，不由自主地朝室内瞧了瞧。陌生人仅仅跟卡罗利娜交换了一个眼色，诚然是迅速的，但通过这眼色双方的心灵有了轻微的接触，他们俩都有预感，即彼此想到了对方。傍晚四时陌生人返回时，卡罗利娜听出了他踩在石板路面上的脚步声，当他们互相端详的时候，双方都是经过考虑的，过路人的眼睛由于一种善意的感情而有了生气，他微微一笑，卡罗利娜红了脸。老母亲用满意的神态观察了他们俩。从这个值得纪念的早晨起，这位黑先生每天两次穿过杜尼盖街，只有几次例外，这种情况两个妇女都注意到了。她们按照他回来时刻的不规律性，判断他不像一个低级职员那样说下班就下班，到时候不差分秒地走过这里。在冬天的头三个月，每天两次，当陌生人走过她家大门和三扇窗子前的人行道时，卡罗利娜和陌生人就这样互相见面。日复一日，这种短暂的会见具有一种善意的亲密性质，从而建立了某种友好关系。卡罗利娜和陌生人起初显得互相了解，然后由于经常彼此观察面孔，他们就加深了认识。这样的会晤不久成为陌生人应该对卡罗利娜进行的一种访问，如果偶尔她的黑先生经过时没有给她微微一笑，这微笑一半是由他富有表情的嘴或褐色眼睛里的亲切目光形成的，她就会觉得这一天若有所失，就跟把读报当成一种乐趣的老人那样，天天少不了，以致在盛大节日的第二天，往往不记得当天无报，或者实在不看不行，到处乱转去讨一份报纸，借以欺骗一会儿自己的空虚生活。这样的天天照照面，尽管时间很短，对陌生人和对卡罗利娜，却具有类似亲朋好友交谈的乐趣。少女在她沉默的朋友的聪明眼光前，掩盖不住内心的悲伤、不安和苦恼，而他在卡罗利娜的面前，也隐瞒不了内心的惆怅。
“昨天他遇上不痛快的事了。”这是女工凝视黑先生的变了样的面孔时经常油然而生的念头。——“啊！他可是太辛苦了！”这是卡罗利娜善于从其他一些细小差别中觉察出来而发出的一声惊叹。陌生人也猜出姑娘把星期天花在绣完一条连衣裙上，他对这连衣裙的花样感到兴趣，他看到随着房租交付日期的接近，这美丽的面孔由于不安而变得阴沉了，他猜出卡罗利娜什么时候熬了夜，但他尤其注意到使这姑娘的快活和娇嫩的面容失去光彩的悲观思想怎样随着他们相识日渐消退。冬天到了，花盆中的枝叶干枯了，一向以花朵装饰的窗子关上了，陌生人看到，卡罗利娜露出脑袋的那扇窗户的玻璃擦得特别明净，不由得会心地笑了。炉子里微弱的火光和两个女人鼻尖冻得通红，向他揭示了这个小家庭的贫困，如果这时他眼睛里表示出一点儿怜悯之情，卡罗利娜马上就高傲地假装快活。然而，他们俩的心底，刚诞生的种种感情依然被埋藏着，没有任何事件告诉他们彼此感情的力量和深度，他们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嗓音。这两位无言的朋友，像提防不幸似的，避免投身到更密切的结合中去。他们彼此都似乎生怕带给对方一个比自己想分担的不幸更为沉重的不幸。是不是这种与人为善的顾虑打住了他们的步子？是自私的畏惧呢，还是残酷的怀疑，使同一座城市里的熙熙攘攘的居民老死不相往来？莫非他们意识中的潜在声音警告他们临近的危险？究竟是什么感情使他们既各怀戒心又彼此相安，既互不关心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既在本能上息息相通又在事实上天各一方？这恐怕说不清楚。也许他们人人都想抱住自己的幻想。有时黑先生仿佛生怕听到那鲜花一般娇艳、纯洁的口中，说出一些粗俗不堪的话来，而卡罗利娜又似乎自惭形秽，怕配不上这位浑身透出有财有势的气派的神秘人物。至于克鲁夏夫人这位慈母，见女儿如此犹犹豫豫，可以说大为扫兴，从前她总是对黑先生堆起一脸殷勤的、讨好的微笑，如今却绷起了面皮。从前她没有为自己到了这把年纪还不得不下厨做饭而埋怨过女儿半句；无论什么季节，风湿痛也罢，重伤风也罢，她都没有这样唉声叹气；总之，那年冬天，她没法如卡罗利娜一直指望的那样，做出那么多的绢网。事情偏偏都凑到了一起，到了年底光景，面包价格涨到最高峰，一八一六年粮价猛涨，弄得穷人走投无路的严酷局面，那时已初见端倪。陌路人在这位他不知姓甚名谁的少女的脸上，注意到一种隐蔽思想的可怕迹象，那是她善意的微笑也驱散不了的。不久，他在卡罗利娜的眼睛里，看出熬夜留下的憔悴的痕迹。在那个月月底的某天晚上，陌生人跟往常相反，凌晨一点钟光景才返回杜尼盖—圣约翰街。夜深人静，他还没有走到卡罗利娜家的窗前，便远远地听到老母亲的哭声和年轻女工的更加悲戚的哀吟，一声声在沙沙的雨雪中回响。他尽量放慢了脚步，然后他冒着被人捉住的危险，伏在窗下，偷听母女俩的讲话，同时从发黄的纱布窗帘上的最大的那个窟窿，朝里面张望。窗帘上，满是大大小小的破洞，像一张被毛虫啃遍的白菜叶。好奇的过路人看到桌上有一张贴了印花的公文纸，放在两个绣花绷架的中间，桌上还有一盏灯，灯的两边是两个盛满水的球形玻璃瓶。不难看出，那是一张传票。克鲁夏夫人在哭，卡罗利娜的嗓子里有一种喉音，使本来甜美宜人的音色变了声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