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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得多妙啊！库蒂尔说得多妙啊！”皮克西沃对勃龙台说，“他就要请求人家为他树碑立像，作为人类的造福者了。”
“应该引导他得出结论：蠢材的钱，天公地道是聪明人的财产。”勃龙台说。
“先生们，”库蒂尔说，“让我们在这儿笑个痛快吧，在别的地方我们得正襟危坐洗耳恭听那些可敬的蠢话，这些蠢话是临时制定的法律所认可了的。”
“他说得对。先生们，”勃龙台说，“这是个什么时代啊！在这个时代里，凡是智慧的火花一出现，人们就用适应当时情势的法律来把它扑灭！立法者们几乎全数都是出身于小县份，他们在自己的家乡通过报纸来研究社会，拼命把火关在机器里面，一旦机器爆炸了，便痛哭流涕和咬牙切齿！这是一个只制订税法和刑法的时代！对于当前的情状有一句话可以概括，你们想知道吗？就是——在法国宗教界已荡然无存了！”
“好极了，勃龙台！”皮克西沃说，“你触到了法国的痛疮了，税法比战争时期的苛捐杂税使我们失去了更多的征战胜利。我曾在一个部里当过七年苦工，同些小市民们混在一起，部里有一个职员，是个有才干的人，他下定决心要改革全部财政制度……当然，我们使他敲掉了饭碗。否则的话，法国会变得非常幸运，它可能以重新征服欧洲来自娱，我们是为了各国的和平才这样做的。我用一幅漫画就把拉布丹杀死了[47]！”
“当我说‘宗教’的时候，我指的不是陈腐的说教，我是从广阔的政治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儿，”勃龙台又说。
“你解释解释看。”斐诺说。
“我来说吧，”勃龙台继续说，“最近人们纷纷谈论里昂事件[48]，谈论在大街上被大炮轰的共和国，可是谁也没有说出事情真相来。其实共和国利用起义，正如叛变者抓住一根步枪一样。事实真相，我说起来又古怪又深奥。里昂的商业是一桩没有灵魂不能自主的商业，除非有订货而且肯定能收到贷款，它不会织出一码绸布来。订货一停止，工人就挨饿，工人整天劳动，赚的钱不够活命，比一个苦工囚犯还不如。七月革命[49]以后，工人困苦到了极点，丝绸工人举起了义旗：‘与其饿死，不如战死！’这样的宣言政府应该注意研究，那是由于里昂生活费用昂贵所造成的。里昂想建造一些剧院，想变成首都，因此就征收一些完全不合理的食品入市税。共和党人嗅出了为争取面包而起义的风声，他们就把丝绸工人们组织起来，工人就为两个目的而战斗。里昂也获得了‘三天’[50]的独立自由，可是一切又复归平静，丝绸工人又回到他们的窝棚里去。到目前为止，丝绸工人一直是诚实的，人家给他多少捆丝，他就还给人家多少绸布，现在他发觉商人们是在剥削他们，工人就把诚实推出门外，用油涂了手指，他仍然半斤八两地交回来，可是丝上涂了油，于是法国的丝绸商业就有了‘沾油绸布’的污点，这可能使里昂毁了，也使法国的一个部门的商业毁了。制造商们和政府，不去消除坏事的根由，却像某些医生一样，用烈性药物把病硬压下去。照理应该派一个能人到里昂去，一个像泰雷院长[51]那样的被人称为不道德的人物，可是他们偏采用了军事镇压！这次骚乱使那不勒斯绸布涨到每码四十个苏。这些那不勒斯绸布可以说都卖出去了，制造商们一定也发明了某种控制生产的办法。这种事先没有计划的生产办法应该在我们国家存在，因为法国最伟大的公民之一，里夏尔·勒努瓦[52]，曾经在没有订货的情况下，包着六千工人做工，给他们饭吃，却遇到一批愚蠢的部长们，让他在1814年的纺织品价格大革命中倒下去，使他破了产。这是唯一应该为一个商人树碑立传的事例。可是今天为这个商人的后代募捐，却找不到捐款人，而人们却捐了一百万法郎给富瓦将军的子孙。里昂是有它的结论的：它认识了法兰西，这个国家毫无宗教情感。富歇[53]认为里夏尔·勒努瓦的故事是一个比犯罪更为糟糕的错误。”
“关于做生意的方式，”库蒂尔开口说，仍然回到他的话未被打断以前的话题，“总要有一点卖狗皮膏药的味道，卖狗皮膏药这个词组听起来很不好听，其实是介于贬义与褒义之间的一个词组；因为，我要问，卖狗皮膏药是从哪儿开始的，又是在哪儿结束的，什么叫作卖狗皮膏药，请你们告诉我谁又是卖狗皮膏药的？好吧，凭良心说，这倒是最稀罕的一种社会要素！黑夜办货，白天出售，这种买卖方式简直是胡说。一个卖火柴的小贩也本能地有独占的欲望。独占一种商品，是圣丹尼街所谓最有道德的老板的梦想，也是所谓最胆大妄为的投机商的梦想。存货多了，就必须卖出。要卖出，必须股东买主，这就是中世纪商店招牌的来由，也是今天广告小册子的来由！我实在看不出招徕顾客同把你的货物硬塞给顾客之间，有一丝一毫的差别！商人吃进劣货，是可能发生的事，是应该发生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事，因为卖方总是在不断地欺骗买方的。好吧，请你们去问问巴黎最老实的人，就是那些最有名的商人吧……他们全都会得意扬扬地告诉你们，当他们吃进了一批劣货以后，他们怎样想出巧妙的办法把货物脱手。最著名的米纳尔商行就是靠这种买卖起家的。圣丹尼街只卖给你一件油污的丝绸连衫裙，它所能做的仅此而已。最有道德的商人也会用最老实的态度把这句最最缺德的话告诉你：‘买卖不利，尽快脱身’。勃龙台已经把里昂事件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你们；我嘛，我也用一件小故事来说明我的理论。有一个纺羊毛的工人，抱负不凡，子女众多，极爱他的妻子，十分相信共和国。这家伙买进一批红羊毛，用来织成一大批鸭舌帽，你们可以看见巴黎街上的顽童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你们马上就知道为什么。共和国被推翻了，经过圣梅丽事件[54]以后，这些帽子都卖不出去了。当一个工人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手上有一万顶红羊毛帽子，卖给任何一个帽商都不要，这时候他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同一个银行家盘算着要将投资在不可靠的企业的一千万股票脱手一样。你们猜这个工人怎么办？这位工人可以称得上是市井的劳、卖帽子的纽沁根！他到一个小酒店里雇了一个花花公子，就是那种在郊区舞会里叫警察头疼的轻浮子弟，请他扮演一位住在默里斯旅馆的采购货物的美国船主，叫他到一家大帽子店里去，这家店的橱窗里还放着一顶红羊毛帽子，他对老板说他想买进一万顶这种帽子。帽子店老板认为有同美国做成一大笔生意的希望，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里，用现钞把帽子全数买下来。你们当然明白：美国船主不见了，手头有的是一大堆帽子。如果因为这些缺点而攻击贸易自由，那无疑等于攻击司法，借口说司法对有些犯罪没有处罚，或者非难社会结构不好，因为社会产生了一些坏事！从圣丹尼街的帽子到银行和股票，请你们自己做出结论来吧！”
“库蒂尔，给你一顶皇冠！”勃龙台一边说一边把餐巾揉成一团放在他的头上，“我要更深入地讲一讲，先生们。如果目前的理论有缺点，错处在谁身上呢？在法律身上！在整个立法机关身上！在那些从县里来的伟大人物身上！这些伟大人物是从省里选派上来的，他们满脑子塞满了道德观念，这些观念在日常生活中是必需的，除非同正义发生冲突；但是如果这些观念阻止一个人发展到一个立法者应站立的高度，那么这些观念就是愚蠢的了。法律可以禁止情欲的某种发展（诸如赌博呀，彩票呀，街头女神呀，一切一切），可是法律永远不能消灭情欲本身。消灭情欲等于消灭社会，社会虽然不产生情欲，却至少助长情欲发展。因此，赌博的欲望是潜伏在每一个人的心底里的，无论是年轻姑娘，一个外省人，或者一个外交官，都一样，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得到不劳而获的财产，如果你严格禁止赌博，赌博的欲望马上在别的领域里决堤而出。你愚蠢地取缔彩票，女厨娘照样揩主人的油，她们把揩油得来的钱存入储蓄银行，她们的赌注现在不是五十个苏了，而是二百五十法郎，因为工业股票、有限无限两合股票，都变成了彩票，变成没有赌桌的赌博，不过看不见赌具，而骗局是事先策划好的而已。赌场关了门，彩票不出售了，白痴们便大声疾呼：法兰西比以前有道德得多了，好像他们已经把赌棍全部消灭似的，其实人们继续在赌博！不过，现在利益不归国家，因为国家用一种麻烦的捐税代替了娱乐中支付的捐税；自杀的人也没有减少，因为赌棍向来不会自杀，自杀的只是他们的被害者而已！我也不谈流到外国的资金和法兰克福的彩票了，国民议会颁布法律，对贩卖法兰克福彩票者处以死刑，可是检察官和同业公会负责人就专门做这买卖！这就是我们的立法者的愚蠢的人道观念的真正含义。鼓励人们存钱在储蓄银行是十分愚蠢的政策。假定市场上有些风吹草动，政府就会造成为钱而排长蛇阵，就像在大革命时期为面包而排长蛇阵一样。有多少储蓄银行，就有多少动乱。只要三个顽童在街角举起一面旗子，那就成了一场革命。可是这种危险无论多么巨大，我觉得总比不上人民的道德败坏更可怕。储蓄银行就是把利息所产生的恶习注射到人们身体内的工具，这些人暗中筹划一些罪恶计划，既非教育，也非理智所能阻止。请看这就是讲博爱所得到的结果。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应该是一个抽象的犯罪分子，否则社会就管理不好。一个诚实正直的政治家就仿佛一架有感情的蒸汽机，一个掌舵时谈情说爱的舵手，他们会使船沉下去，一个贪污了一亿法郎而使法国繁荣强大的总理，不是比一个廉洁而使国家陷入困境的总理好吗？黎希留、马扎兰、波唐金[55]在他们各自执政的时期都拥有三亿财富，而那个有道德的罗贝尔·兰代[56]却不会从滥发纸币、没收贵族僧侣财产中大发其财，还有那些害苦了路易十六的有道德的白痴们，在这些人中你们赞成谁呢？难道还要犹豫吗？你继续说下去吧，皮克西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