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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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从禁闭室里出来，刘春雷又惹祸了。
当骑兵的当然要练马刀，但新兵练刀不能骑马也不能使真刀，否则挥起刀来，朝前撩了马耳朵，朝后劈了马屁股，弄不好还能把自己的脚剁下来。所以一般是先拿一条长板凳，前端竖捆着一根扫帚，大家举着木棍左右比画，什么时候狂挥乱舞都不会打到板凳、扫帚了，什么时候才能上马。
战士们都明白这门技术关系重大，练得十分认真。可是，人人都想多练习，到哪里找那么多长板凳去？
刘春雷四下张望计上心来，“噌”的一下跃上老乡家的院墙。这地方好，高大宽敞，而且骑着墙头比坐在矮板凳上潇洒多了。于是伙伴们纷纷效仿，爬上院墙，“嘿嘿——哈哈”地左刺右砍。
正玩得高兴，房东老头出来了：“你们干啥呢？骑兵不骑马，骑我家墙头？”
“大叔，稀罕吧，我们这是在练刀法！”
“倒霉孩子，这哪是练刀，你们这是拆墙吧！……”
话没说完，“轰隆”一声，院墙真的垮了。营长气急败坏地跑来赔礼道歉，灰头土脸的刘春雷只好又回到禁闭室里去了。
当骑兵，光练刀可不行。新兵训练的第一课是照顾战马，要学会刷马，给马洗脸，检查口腔，绑护腿，还要学习喂马。营长和教官守着大家铡马草，要求细碎均匀、草不过寸，草料里一丁点的杂物都要清理出来。把马匹伺候好了就交给班长，调教战马是老兵的事。
在骑兵的眼里，老百姓的马养得再好也只是牲口，要使它养成守“纪律”的习惯。马槽以外的东西不许吃，还要改掉乱啃东西、踢厩、咬人的毛病，让战马习惯套笼头，上嚼子，挂装具。驾过车拉过犁的马都带着毛病，先得“骝”、“压”、“吊”。老兵们每天骑着马慢走，把马匹弓马背的习惯压下去，再上鞍子练跑。等马一歇下来，赶紧把马缰绳拴在高处，让马头抬起来。
除了喂料饮马的时候，战马连睡觉都必须是抬着头的，这样的马反应快，爆发力也强。爱低头的马不敏感，也不容易兴奋，而且奔跑起来经常“走边”（跑着跑着就偏向一侧了），一旦把马脑袋吊起来，它就不低头了。还有，遇到惊吓就向后退，这是马匹的本能。现在把马头固定住了，它一退，缰绳就拉住嚼子，痛啊。以后再遇到情况，它要么纹丝不动，要么后腿撑住、前蹄抬起，这就像是战马的模样了。
老兵训练战马，新兵就踩高跷。高跷是自制的，一米五高，把它踩稳了，骑马没问题。
踩高跷这玩意儿好像需要些天分，有的人可以边走边吹牛，有的人就得始终盯着脚下。有一次，几个战士一起走，侯教官在后面喊了一声，刘春雷立刻就转过身来，可旁边的那位却摔了一个跟头。新兵营里有些人就因此被转到步兵部队去了，按说他们原本也是会骑马的，可领导说不行。这样的兵骑在马上，人家一碰就掉下来，再练也是白搭。
新兵在分配战马之前，先学习乘骑、卧倒射击、马后上鞍（这马后上鞍就和跳木马的动作差不多）。等有了自己的战马，再练习马上射击、马上劈刀、马上投弹（向后投）以及乘马越障、马上救护等等。这些技术是在战斗中逐渐掌握的，有许多战士还没等技术学全就牺牲了。
1938年5月，正在训练的骑兵们突然听到一个噩耗：“六离会”杀了我们的干部战士，抢走了八路军的电台！
事情是这样的：
共产党来到南宫县以后，原“维持会长”李耀庭就联合“六离会”各大头目，公然提出“只救民不救国”的口号，反对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禁止“六离会”门徒参加抗日组织，还扬言要“打进南宫城，赶走八路军”。当时，八路军的政策是“统一战线高于一切”，因此处处忍让，竭力避免和当地武装组织发生冲突，这使得“会道门”教徒的气焰越来越嚣张。
5月11日，津浦支队政委王育民和通信参谋黄立祥（又名黄萍，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南宫到山东去。津浦支队是新组建的队伍，当时在鲁西北一带活动。王育民这次是到东进纵队设在南宫县城的总部领取电台设备的，随行的只有技术人员，骑兵团于是派了一个排沿途护送。
电台设备装在箱子里，外面还搭着毛毯，看上去有点像是什么财宝。一行人马走到小屯村、张马村附近，就被“六离会”的人拦住了。王政委命令战士们不得动武，自己上去说道理。结果七说八说，从四面八方跑来的教徒越来越多，把四十多个八路军团团围住。这时候有战士提出突围，可王育民政委又担心误伤了群众，始终没同意。“六离会”的“师傅”宋殿元、高大奎突然吆喝一声，数百名暴徒蜂拥而上，当场打死王育民和二十四位战士，黄立祥等人被俘，电台设备也被抢走了。
在这次“小屯村、张马村事件”中，只有七个骑兵侥幸突围，跑回县城报信。战友们得知这一消息，气愤万分，都憋着劲想报仇。
徐向前副师长当时就在南宫县城，他对事件的处理意见是“一分军事、九分政治”，以东进纵队的名义给“六离会”写信，提出：释放我被俘人员（黄立祥是电台队长，知道密码，万一被弄到鬼子那里去可就不得了），包赔我军损失，交出肇事凶手。
要求洽谈的信函送出去好几天，没人理睬。徐师长急了，改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派部队追回电台，解救被俘战士，还向罪魁祸首发出最后通牒。这下子，“六离会”的高大奎说话了，要共产党赔偿他的名誉（因为八路军骂他是土匪），否则，血战到底！
5月16日一大早，陈再道司令带领骑兵团移营开进，路过一个叫孙庄的地方。这个村子北边的道路不大好走，马匹都堵上了，部队也停顿下来。这时候，陈司令发现附近的村子里烟雾缭绕，锣鼓喧天，就派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侦察员回来报告说：“‘六离会’的好几百人，正在拜祖师爷呢！”
陈司令一听，怒了，命令骑兵团摆开队形，先在村外朝天放了几枪，然后呐喊着冲进村里。
刘春雷这时候没马也没枪，还是个空手兵。等他进了孙庄，“六离会”的门徒早跑光了，村子里空荡荡的，香案翻倒在地，神旗、头巾丢得到处都是。院子里有几辆自行车，车架上还绑着梭镖大刀。
老兵们搜查房屋，营长叫新兵清理院子。刘春雷偷懒不干活，弄了架自行车骑着兜圈子。这玩意儿他早几年就学会了，玩得溜熟。当了半个月的八路，没捞到战马骑，骑自行车也勉强能算是个“骑兵”吧。
他在村口骑车，伙伴们围着看。正玩得开心，迎面来了一群人，领头的是个挂望远镜的瘦高个，看见一帮骑兵小伙子在土坡上耍车技，勒住马呵呵地笑。新兵蛋子们知道是领导来了，赶紧纷纷溜掉。过了一会儿有人告诉他们：那位瘦高个是八路军一二九师的副师长徐向前。
徐向前是从县城赶过来的。他让骑兵部队退到孙庄的后面，把七六九团（缺一营）布置在村口；刘春雷他们这些没马没枪的空手兵就和师长一起守在村子里。徐师长知道新兵们大都是本地人，就询问说：“你们家里有人参加‘六离会’么？”
有点头的，也有摇头的。
徐师长又说：“六离会中的坏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受骗上当的群众。要揭露敌人的阴谋，瓦解敌人……”
过了一个多小时，远处尘土飞扬，人声鼎沸，一个个红点连成一片越来越近。那是一万多“六离会”门徒，头扎红巾，身穿红肚兜，手拿梭镖大刀，又吼又叫，又蹦又跳。
老红军悄悄问新兵：“那些人都在嚷些啥？”
新兵里有懂行的回答：“法师念的是‘周公祖，风火神，紧护身，无影踪’，门徒喊的是‘发光、明光、神灵光’。”
老红军听后都哈哈大笑。
老兵们笑，新兵却有点儿笑不起来。崔秉志一个劲地念叨：“赶紧去找些黑狗血来吧，要破了他们的法术才好办。”
刘春雷没说话，可心里也直打鼓。他亲眼见过“六离会”的法术，子弹打到肚兜上就变成了沙土，真是“化弹为泥”，天知道八路军的机枪对付他们管不管用。
守在村前的八路军七六九团指战员不停地向“六离会”的门徒喊话劝说，即使他们靠近了也只是放空枪。可是，这样的鸣枪示警，反而使会徒们更以为是喝了符念了咒，可以刀枪不入。他们大叫着冲上来，疯狂地挑死了几个八路军战士。
徐向前师长大怒，下令开打。
立刻，房顶上的机枪一阵扫射。狂徒们发现神符不管用，八路军的子弹也能打死人，刚才那股杀气腾腾的嚣张气焰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发光、明光、神灵光”也不会喊了，“光……光光……”地乱叫着四下溃逃。骑兵们在陈再道司令的指挥下，从侧翼冲过去，砍了守护神坛的神汉、法师，缴了会旗和法器——红僧衣、铜头箍，还有海螺号角和一个拴着铜片的大铁圈。
杀了领头的，徐师长就命令吹号收兵，不追了。
过了两天，八路军召开大会，宣布取缔“六离会”，并且公审枪毙了李耀庭、宋殿元和高大奎。政治部的刘志坚副主任也指导干部战士们开展政治攻势，贴布告发传单，动员受骗群众退出道会组织。
当时，南宫县“六离会”的成员有十多万，八路军总共只杀了一百多个就消灭了这个反动团体。徐向前副师长说得好：“对付‘六离会’，非打不可，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但是打又不能太狠，他们的亲戚朋友一大串，打死一个，得罪一家，伤害一片，不利于发展抗日力量。”